关于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也曾有一句忠言：“思维如智者，说话如常人。”如果必须使用专业术语，就等已经给听众解释过后再用，这样能让人人都懂得讲演主旨，而你频繁使用的关键词更要这样。
一次，我去听一位证券经纪商对一群妇女讲话。这些妇女想了解一些有关银行与投资的基本原则，他使用简单的语言，谈话的方式让她们轻松下来。本来他每件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只有一些基本词对她们很陌生。比如他提到“票据交换所”、“课税与偿付”、“退款抵押”，以及“短期买卖和长期买卖”。就这样把好好一场精彩动人的讨论变成了一团迷雾，只因为他不明白听众对他的行话不熟悉。
不过，即使你知道某个关键词听众不会了解，也没有必要一定避免它。只需在使用时尽快解释它就行。一定要去解释，要知道你有的是词典供你使用啊！
你对歌唱广告可有意见要发表吗？或者关于冲动的购买，关于人文科学课程或者成本会计，关于政府津贴，或反方向开的汽车，是否对孩童采取宽容的态度，或是LIFO评估存货的方法，等等。不论什么题材，都一定要让听众对你这些领域里的关键词，和你一样对它们有同样的了解。
动之以情比晓之以理效果更好
你的目标是说服别人，请记住动之以情比晓之以理效果更好。要激荡起情感，自己必须先热烈如火。
演讲者用饱含感情和感染力的热情来讲述自己的理念时，听众就很少会产生相反的理念。我说“感染力的”就是热情，它会将一切相反的理念抛弃于一边。你的目标是说服别人，请记住动之以情比晓之以理效果更好。要激荡起情感，自己必须先热烈如火。即使一个人能够编造精微的词句，能搜集多少例证，声音有多和谐，手势有多优雅，如果不能真诚讲述，这些都就变成空洞耀眼的装饰罢了。要让听众印象深刻，自己就应该先有深刻印象。你的精神从你的双眼迸发出光彩，从你的声音中四面回荡，因为你的态度而自我抒发，它便能与听众沟通。
每次讲演，特别当目的是要说服时，你的行为决定听众的态度。你冷淡，他们同样如此。“当听众们昏昏睡去时，”亨利·华德·毕这么写，“只有一件事可做：给招待员一根尖棒让他去猛刺讲道者。”
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是被请上台去颁发“寇蒂斯奖章”的裁判之一。有六位毕业生，经过精心调教，急于好好表现自己。可是他们费尽心思地只为赢得奖章，除了一个是例外，就少有或根本没有说服的欲望。
他们选择题目的唯一标准，就是这些题目容易在讲演上滔滔不绝地谈论。他们对自己的议论，没有一点兴趣，他们一连串的讲演仅是表达艺术的练习而已。
唯一的例外是一位祖鲁王子。他选的题目是“非洲对现代文明的贡献”。他每个字里都饱含强烈的情感。他的演讲不是练习，是出于信念和热情的宣言。他把自己作为自己人民的代表，那片大陆的代表。科研成果深、品格高、满腔善意——他带给我们的信息，诉说他的人民的希望。同时也带来请求，热切希望我们的了解。
虽然讲话技巧他可能不比竞争者的另外两三位表现更好，我们还是把奖章颁给了他。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燃烧的真诚之火，闪出真实的光芒。除他之外，其余的讲演者都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学得一课：仅仅运用理智，不在讲演中把自己的个性展现，是没有力量的讲演；必须展露你对自己信念的诚挚。
林肯说：“我展开并赢得一场议论的方法，是先找到一个共同的赞同点。”这正是说服性演讲的秘诀之一。
一次，一群男女发现自己置身于风暴通路上。其实，倒不是真正的风暴，但多少可以这样比喻了。清楚一点说，这风暴是个名叫毛里斯·高柏莱的人。他们这样地描述：
“我们围坐在芝加哥一张午餐桌旁。我们早听说这个人的大名，说他是个雷霆万钧的演讲者。他起立讲话时，人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他安详地开始讲话——是个整洁、文雅的中年人——他感谢我们的邀请。他说他想谈一件严肃的事，如果打扰了我们，请我们原谅。
“接着，他像龙卷风一样吹袭过来。他前倾着身子，双眼牢牢地盯住我们。他并未提高声音，但我却似乎觉得他像一只铜锣轰然爆裂。
“‘朝你四周瞧瞧，’他说，‘彼此瞧一瞧。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坐在这房间里的人，有多少将死于癌症？55岁以上的人四人中就有一个。四人中就有一个！’
“他停下，但他脸上散发出光辉。‘这是平常但严酷的事实，不过不会长久这样，’他说，‘我们可以想出办法，寻求进步的癌症治疗方法，研究它们发生的原因。’
“他神情凝重地看着我们，眼光绕着桌子逐一移动。‘你们愿意协助努力吗？’
“在我们脑海中，这里除了‘愿意！’之外，还会有别的回答吗？‘愿意！’我想。事后我发现别人跟我一样。
“一分钟不到，毛里斯·高柏莱就赢得了我们的心。他已经把我们每个人都拉进他的话题里，让我们站在他那一边，投入为人类谋求幸福的运动中。
“不论何时何地，获得赞同，是每个讲演者的目标。高柏莱先生有非常充足的理由要我们做这样的反应。他和他的兄弟拿桑，赤手空拳建起了一个连锁性百货事业，年收入超过一亿美元。历经长年艰辛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神话般的成功，不料拿桑却在短短的时间里，因癌症辞世。这之后，毛里斯特意安排，让高柏莱基金会捐出第一个100万，给芝加哥大学做癌症研究，并把自己的时间——他已从商场退休——致力于提醒大众对抗癌工作的关切。
“这些事实加上高柏莱的个性，赢得了我们的心。真诚、关切、热情——这是火一样的热烈的决心，让他在几分钟的时间，把他长年累月献给这个伟大目标的所有因素横扫过我们，让我们产生同意讲演者的感情，一种对他的友谊和甘心被关切、甘心被感动的意愿。”
昆提连（注：公元1世纪罗马雄辩家）称演讲家是“一个精于讲话的好人”。他指的是真诚和信心。本书已经说过和将要说的一切，没有一个能取代这个必要的条件。以尔旁·摩根说，信心是获取信任的最好方法，同时也是获得听众信心的最好方法。
“一个人说话时的那种真诚，”亚力山大·伍柯特说，“会让他的声音焕发出真实的光彩，那是虚伪的人假装不了的。”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说服别人，特别需要发自真诚和自信的内在光辉来宣讲自己的理念。我们自己先被说服，然后才能设法说服别人。
前西北大学校长华特·狄尔·史柯特说：“凡是进入了头脑的意见、概念或结论，都会被认为是真实的，除非有相反的理念阻碍，那另当别论。”其实就是说要坚持听众赞同的思想。我的好友哈理·奥佛斯锥教授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的讲演中，条理分明地阐释了这种概念的心理背景：
“有技巧的演讲者，一开始便获得许多赞同的反应。他于是借此为听众铺上路，让他们向赞同的方向前进。它像撞球游戏里的弹子，把它往一个方向推动后，如果想让它转向，要费些力，如果想把它推到相反的方向，则需要费更大的力量。”
人的心理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当一个人说“不”，而且真心如此，他所做的不仅仅是一个由横撇竖点组成的字。他整个的身体——腺体、神经、肌肉——都把自己包裹起来进入一种抵抗之中。通常，他会有微小的身体上的撤退，或撤退的准备，有时甚至非常的明显。就是说整个神经、肌肉系统都戒备起来抗拒接受。相反，一个人说“是”时，就绝无撤退的行为发生。整个身体是处在一种前进、接纳、开放的态度。所以，如果从开始我们能获得越多的“是”，便越有可能成功地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为我们最终的建议铺路。
获得“是”的赞同态度，是非常简单的技巧，但被人忽视。人们常常以为，如果一开始不采取敌对的姿态，好像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了，于是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弟兄一开会，不用片刻大家就火冒三丈了。说实话，这样究竟有什么好处？如果他这样做仅仅是为找点乐子，还情有可原，可是他如果希望能达成什么事，不免就太愚蠢了。
一开始就让学生、顾客、孩子、丈夫或妻子说“不”，然后再想把这有增无减的否定变为肯定，可能需要神一样的智慧和耐心了。
怎样一开口就获得希望的“赞同反应”呢？很简单。看看林肯说的其中秘密：“我展开并赢得一场议论的方式，是先找到一个共同的赞同点。”他甚至在讨论高度紧张的奴隶问题时，都能找到这种共同的赞同点。一家中立的报纸《明镜》报在报道一场他的讲演时这样叙述：“前半个小时，他的反对者几乎会同意他说的每一个词。然后抓住这一点开始领着他们走，一点一点地，到最后就似乎已经把他们全引入自己的栏圈里。”
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吗？演讲人与听众争辩，只会引起他们的固执，让他们变得死命防守，几乎没有可能改变他们的思想。你说，“我要证明这样是否明智。”听众会认为这是一种挑衅而无声地说：“那咱们走着瞧！”
开始强调一些所有听众和你都相信的事情，再举一个适合的问题，让听众愿意听，这样是不是有利很多？这时再带着听众一起去追寻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把你十分清楚的事实陈列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就会被你引领，接受你的结论。这种他们自己发现的事实，会有更多的信心。“看似一场解脱的议论，才是第一的议论。”
在各种争议中，不论分歧有多大、多尖锐，总会有一些共同的赞同点是讲演者让大家都产生心灵共鸣的。例如：1960年2月3日，大不列颠首相哈罗德·马克米兰向南非联邦国会的两院发表讲演。当时，南非当局采取种族隔离政策，而他必须面对立法团体陈述英国无种族歧视的观点。他有没有一开始便对这种分歧进行阐述？没有。他开始的时候去强调南非在经济上有了不起的成就，对世界有重大的贡献。然后才巧妙而机智地提出观点分歧的问题。即使讲到这里，他还是指出，他非常了解这些分歧都是来自各自真诚的信念。整场讲演非常精彩，可与林肯在苏姆特堡前那些温和却坚定的言辞相比。“身为大不列颠国的一成员，”首相说，“我们真诚希望能给予南非支持和鼓励，不过希望各位不介意我直言：在我们的领土上，我们正在设法给予自由人政治前途。这是我们坚定的信念，所以我们无法在支持和鼓励各位的同时不违反自己的信念。我认为，我们应该像朋友一样，不管谁是谁非，都来共同面对一个事实，今天我们之间还存有分歧。”
不论一个人有多坚决地想和演讲者对抗，像这样的言论，也会让他相信讲演者公正坦诚的心。
假设马克米兰首相一开口就强调双方政策上的差异，而不提出共同的赞同点，后果将会怎样？詹姆士·哈威·罗宾生教授在其后启人深思的书《思想的酝酿》里，对这个问题做出答复：
“有时，我们发现自己会在毫不抵抗、情绪毫不激动的状况下改变心思。但是如果人家说我们错了，我们就会讨厌这样的责备，便死活不同意了。在我们信仰形成的过程中，不会去刻意地留心，可是有任何人表示与我们不同道时，我们就会对自己的信仰满怀有些偏激的狂爱。明显的是，我们所珍爱的并非理念本身，而是遭受威胁的自尊……这小小的‘我’是人类最要紧的一个词，适当加以考虑才是大智慧的表现。不论它是我的晚餐，我的狗，我的家，我的信仰，我的国家，还是我的神，一样具有相同的力量。我们不仅仅憎恨别人指责我们的火星运河论，或‘EPICTEUS’的发音，柳皮精的药用价值，或萨尔恭王一世的年代的概念需要修正。我们喜欢继续相信自己习惯了接受的是事实，一旦我们的任何假设受到怀疑，激起的愤怒会导致我们找一切借口来坚持它。这样，大多数我们所谓的‘讲理’，就是找出一大堆议论来让自己继续相信已经相信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