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创造说法---医学和非医学兴趣一旦建立了不正常和医学的联系，就必须积极推动在医学方面对问题的认识，如此则可以在公众舞台上合法化。简单断言通过研究已经显示某种不正常行为是个医学问题，并不能导致人们接受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必须从专业文献研究进入更广阔的政治舞台。第一步一般是对大众、立法和行政当局制造说法的阶段。要让人觉得不正常行为是一个医学问题，值得社会作出反应。这种说法部分是靠说服专业组织如精神病学会和医学会认可行为反映真实的医学问题的观点。还要有强调这一问题的某种公众要求。因此，可以动员非医学团体促进医学观点。像儿童学习障碍学会、自助团体等等这样的组织能成为医学观点的提倡者，要求官方行动。不过，社会系统中也有其他团体不接受问题的医学性。例如司法部门可能不愿意罪犯由于他们的行为重新定为疾病而逃避惩罚。把无家可归定义为精神卫生问题同样有争议。医学化要成功，必须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法。一旦令人信服的说法建立，下一步才能出现。
4．合法性---保护医学势力范围这时需要正式的政治实体授权医疗系统为合法的不正常行为控制系统。例如，在医疗部门控制虐待儿童之前需要官方认可这种行为是精神卫生问题。医疗部门为他们的说法获得合法性的程度，取决于医学管辖权的说法被政治系统正式采纳的程度。然而，这种接受不一定是持续的或彻底的。酗酒就是个好例子。司法系统和医学系统同时声称对这种行为的控制权。取决于哪一方先下手，酗酒被标记为犯罪或精神卫生问题（酒精依赖）。
5．不正常的制度化随着不正常行为被认同在医学范围中的程度，如果医学化行为被整合进标准分类系统如诊断和统计手册（DSM），它作为一种医学命题的地位可以受到更好的保护，在早已公认的疾病形式中获得一席之地，使行为在一般医疗系统中“制度化”。
医学化过程的好处是什么？医学化不是一个完全消极、负面的过程。医学化有一系列好处：
1．通过医学控制因为这是更温和、更文明的不正常行为的社会控制。医学治疗与惩罚迥然不同。
2．去耻辱化作为病的一种形式，精神病将会较少被视作有意的不正常形式而受惩罚，更可能作为躯体疾病的一种形式，患者不必为此负责，可以进入病人角色，问题被治疗性地对待，精神病标记的耻辱减少。
3．乐观主义的医学模式医学模式是乐观主义的，鼓励痊愈和康复的观念。
医学化也有代价：
1．不鼓励对导致疾病的社会环境的理解精神病的社会原因有争议。理由之一是因为我们把疯狂看作是个体现象。尽管躯体疾病的环境原因尽人皆知，我们仍把个体作为有病，把疾病的每次出现作为一种个别／个人事件。一般地说，通过限制吸烟能最有效地减少肺癌。但医学治疗的逻辑更多关注于个体，结果是在试图防止人们吸烟上花的钱要比处理吸烟后果的医学技术上少得多。
本节的中心主题之一是疾病有社会原因。如果我们发现某些妇女抑郁可以用社会性别建构相关的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较低解释，那么只把这种抑郁作为一个个人医学问题加以治疗肯定是不够的。
2．以医学名词的中性掩盖价值和偏见的影响例如，直至1980年，同性恋被视作精神病。然后精神病学家投票去除该诊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公众对同性恋态度的改变。同性恋作为精神病的分类反映出同性恋是精神病的说法中的偏见和价值观，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躯体疾病。在美国国内战争前，逃亡的奴隶被认为患有“神游症”。一个奴隶会离开其处境的想法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致逃奴必有某种疾病。
3．医疗技术所提供的有害治疗一些潜在有害治疗的例子是脑白质切除术、精神活性药物、电休克治疗（ECT）。脑白质切除术包括外科手术切除一部分大脑。这种手术的“治疗”结果是病人的行为温顺得多。人格、记忆等方面的潜在改变常常伴随行为改变。精神活性药物是作用极强的物质，长期使用可引起典型副反应如迟发性运动障碍，一种对肌肉，尤其是面肌控制的丧失。ECT用来引发癫痫样发作，在短期内，这一治疗常减少抑郁与焦虑症象。但作为长期治疗很少有效，它对行为的作用尚不清楚。尽管这些治疗的副反应也可认为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确实是对不正常行为治疗的潜在缺陷。
医学化过程描绘的是现代化社会中的历史过程。现代生活的日益复杂和相互依赖使对一切种类的不正常行为的生活控制成为必需。结果是，预期社会控制的制度会进一步扩展和日趋复杂。医学分类有效性的进步和医学权威的扩展使得保健系统成为社会控制的强大制度。
不正常的医学化论点进一步意味着不正常会较多见于较低社会阶层，因为不正常是由较高社会阶层的人所定义的。在处理被定义为精神病的不正常时，提出社会控制命题，然后检查一般人群的精神病分布以测量各种形式的不正常行为的出现情况才有意义。而且也能以这样的疾病作为社会地位的功能的方式来检验差异。一些作者认为精神卫生系统是在社会内部保持地位差异的手段之一。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可以观察与社会地位差异有关的精神疾病数量差异和治疗精神病方法的差异。
精神卫生保健的发展前景
医学和精神病学领域正在面临巨大的变革。这些变革是根本性的，为医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不仅可以运用基础生物学科的进展，还能和他们的天然盟友如流行病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医学人类学家、病人、家属和社区携起手来，把传统的治疗病人角色拓展到以一般人群为对象的治疗和预防。精神病学有必要进行自我反省，这种反省的结果将最终导致它或是沦为落伍者，或是成为社会与行为科学和治疗实践与公共政策领域之间的沟通者和桥梁。
环境因素在疾病的发展、发现、治疗及康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精神病学的前景和潜力之一是发现、选择、吸收和增强社区和家庭内部的力量，以利于病人。在医学实践的社会变革时代，变化出现于社会制度、公共政策和一切病人的治疗；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观察卫生保健系统，将会认识到个体医患关系模式的局限性，这反映了时代对精神病学的要求。
在现代精神病学的发展历程中，治疗性社区运动和社区精神卫生运动值得一提。社会和行为科学的发展与精神病治疗和与精神卫生有关的公共政策成功地联系起来。在此我们将简短回顾社会学、流行病学、人类学等与精神病学的相关性，然后讨论它们与精神病学潜在的伙伴关系以强调今日世界的三个关键性社会问题。
自杜尔干以来，现代社会学致力于发展和形成解释现实社会现象的理论。其中与精神病学最有关的一个命题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应激与疾病的关系，通过长期随访，检验其中的因果关系，明确不同应激源的独立性。对于为什么某些特定人群患病风险高，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假说，从而导致对易感因素和保护因素的更广泛检验，对引起精神疾病的应激源性质的进一步审视，以及随之而来的设计精神病干预措施以降低患病风险的尝试。在较低社会阶层中精神障碍发生率较高一直为各种研究结果所公认，目前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已进入到对与教育、种族和性别有关的特殊易感因素的检验。在考虑保护因素的性质时，建立社会支持业已证实是极为有效的，它是独立的保护因素，能缓冲应激的影响。对社会支持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知己密友的存在对于预防抑郁症以及从重性抑郁中恢复是关键性的。更近的研究对社会支持的其他方面如社会支持的代价、社会支持的性别差异和大的支持网络在疾病预防和干预方面的优点进行研究，从中衍生出许多的治疗和干预，动员了不同层面的精神卫生工作者、病人、家属和社区。
对严重精神病患者有价值的三种社会（或社会心理）干预是社交技能训练、心理教育和一揽子社区治疗。社交技能训练是基于严重精神疾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病人有人际交流障碍，不能很好地从医生那里获取帮助，以及建立建设性的有用的社会支持网络。比如精神分裂症病人在识别情感的面部表达如悲哀、愤怒和快乐时有困难。为克服这种缺陷，形成了运用情感识别的社交技能训练，还有对社交氛围的调动。UCLA的利伯曼（Libermanetal，1986）建立了一套社交训练方法。至于心理教育，霍格蒂等（Hogartyetal，1997）采用了一套实用方法，告诉病人及家属疾病的性质和治疗策略的科学依据，使病人共同参与治疗。
一揽子社区治疗（AssertiveCommunityTreatment，ACT）是由斯坦（Stein）和台斯特（Test）设计来提供服务以保持病人社会适应，提高其生活质量，减少家庭和社会负担。斯坦和台斯特最初的模式是以一支多学科治疗队伍来满足病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任何需求，由这一支队伍提供所有保健。在这种模式中，专门的精神卫生服务和社会服务通过有效的个案管理者有机结合。
自助小组把病人和社区及家庭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有些自助小组以家庭为导向，起着降低家庭成员负担的作用；已有证据显示自助小组能在社区为基础的治疗模式中，与个案管理（CaseManagement）有机结合。
美国在1963年通过了主要的立法，这些立法对实践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比如由政府资助的专为65岁以上患者提供医疗费用报销的公立医疗服务（Medicare）和另一项针对穷人的医保计划---“医疗补助”（Medicaid）法案，在有偿服务基础上延伸至老年人和穷人；在同一年通过的社区精神卫生中心法案，认识到政府作为精神卫生服务提供者的重要角色。卫生保健的企业化、资本化成长和新的保健组织结构的发展，再次引发了在何种设施中提供保健，和对慢性病人提供保健的最佳结构和自助体系的争论。1993年后，随着政府打算大规模削减对医疗服务的资助，公立医疗服务受到沉重打击，公共设施尤其是卫生保健领域的私有化进程，已经引发对私有化设施能否保持高质量标准的疑问。美国的现状仍然不能使人满意，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唯一的医疗保险未能覆盖全民的国家。一位现年49岁、却有近30年被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折磨的病人，成年时期几乎所有时光都在监狱、医院和街头度过：
“我流浪街头20年，无处可去。我吸食大麻、可卡因、海洛因、苯丙胺和迷幻药，我还把它们和药物一起服用，我（被诊断）有自杀倾向和杀人倾向，我到过城里的每一间急诊室。”
糟糕的是，美国大部分精神病患者的遭遇与之极其相似，原因在于目前美国的精神病院床位严重不足。以纽约州西部的罗彻斯特为例，当地的精神病院曾经有3000多个病人，但在20世纪90年代时，医院的床位却锐减到只有200多个。各项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精神病院的床位数量急剧下降，而监狱的在押犯人数却比原来多了一倍，达到200万人，其中近30万被关押者被认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据估计，全美目前共有560万人患有精神疾病，其中大约有220万人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罗彻斯特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维斯曼和史蒂文·兰贝提发起了“连接项目”，旨在帮助严重的精神病患者过上基本正常的生活。兰贝提这样描述美国精神病患者的现状：
“如此多的（病）人隐在我所说的‘百慕大三角’内，即监狱、医院和街头。监狱往往成为精神病人的最后目的地。洛杉矶监狱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精神病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