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如今被应用于许多领域---政府、法律、工业、农业、教育。医学领域是其中之一，这一领域的人类学分支就是医学人类学，它是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同时还植根于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因为它也关注广泛的生物学现象，特别是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现象。它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从两者汲取营养。医学人类学研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中，人们如何解释疾患健康的原因，他们所信赖的治疗类型，及一旦生病向何处求医。也研究这些信念与实践如何与人的生物、心理和社会变化相联系。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医学人类学更为年轻。医学人类学学会作为美国人类学协会的一个分会，建立于1968年，拥有自己的通讯。其专业期刊《医学人类学季刊》出版于80年代早期。所以，相对一些其他学科，有人把医学人类学称为“玩积木的孩子”。事实上，在60年代以前就有关于健康、疾患和治疗的人类学研究。20世纪早期，英国人类学家塞里格曼（C．G．Seligman）和利沃斯在进入人类学领域前一直是医学研究者，他们对美拉尼西亚岛民的疾病概念和治疗方法进行了研究（利沃斯，1924）。人类学家克莱门斯（1932）研究过对于不幸的来源和疾病的原因的认识。博格拉（WaldermarBogoras，1904-1909）和埃里亚德（MirceaEliade，1964）对萨满治疗者的研究工作早在医学人类学出现以前就很出名。世界人种志调查和人类关系区域志对文化类型分布的研究，发现对于病因、治疗方法和治疗师角色的不同理念及其分布。对健康、疾患和治疗的关注包含在人类学之中，并未加以特别的重视。在西方，医学人类学与生物医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许多医学人类学家本身就是医生，或在生物医学环境下工作，研究生物医学问题。大部分人是生物医学的各个分支学会成员。另一方面，医学人类学家也研究生物医学本身，探索生物医学是在怎样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下形成的，揭示生物医学观点又是如何影响病人生活的。因此，他们既是生物医学文化的参与者，又是观察者。在美国，医学人类学学会约有2500名会员，十倍于英国。经常刊载医学人类学文章的期刊有：《医学人类学季刊》（MedicalAnthropologyQuarterly），《文化、医学和精神病学》（Culture，MedicineandPsychiatry），《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社会科学和人类学》（SocialScienceandMedicine），《人类学通讯》（AnthropologyNewsletter）以及《Curare》等。
人类学在健康和疾病问题方面的兴趣，既有理论性的也有实践的。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方面也称医学的人类学（anthropologyofmedicine），是对人类行为、健康与疾病所反映出的生物-文化间关系的总体的描绘和解释，而并不关心这种知识的实践运用。实践或应用方面的医学人类学也称医学中的人类学（anthropologyinmedicine）。通过对生物社会文化现象和健康之间关系的更深理解，通过使人类行为向更有利于健康的方向改变，医学人类学家积极投身于旨在改善健康水平的项目。医学人类学从解析文化开始，以不同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正统医学和生物学观点来看待、研究医学这门人类最古老、关乎生老病死这一人类最基本的事实的学科。
医学人类学基本上是一种应用科学，它具有（不限于）如下特征：
1．是一门关注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和社会文化方面，关注这两者目前和在人类历史中曾经有过的相互作用、以及影响健康和疾病的方式的学科。
2．关注健康和疾病。
3．包含医学现象的研究，因为这些现象受到社会和文化特征的影响；也包括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因为这些现象为其医学部分所阐明。
4．研究社会和环境因素如何影响健康以及理解和治疗疾病的其他方法的意识。
5．研究人类如何面对疾病和疾患，以及人们为了抵御这些与生俱来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所作出的适应性安排，即医药和医疗系统。
二
20世纪60年代，医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可归功于几点。
首先是出于更好地理解五六十年代人类学家和医务工作者所处文化中的卫生保健实践。随着对非西方的卫生环境拓展了解，人们开始意识到西方医学保健工作者所处社会中的成员对人的性质，包括解剖、人际关系和人与精神世界的关系有独特的观念。人类学家开始研究非西方医学传统并写了出来。在中国、印度、中东这样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早已对其医学和文化传统熟悉的地方，医学人类学家开始与语言学家和别的专家协作，并整合了他们的方法。第二，医学人类学的出现是为了改进卫生保健项目，使之更有文化适应性，更有效。在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取得独立，人类学转而传授改善健康的方法。例如，这些计划包括文化的研究以利于新技术的引进如饮用开水，建造公用厕所，提高公众对健康促进技术如口服补液治疗腹泻和其他已知病因疾病的认识。由保罗编的《健康，文化与社区：公众对健康项目反应的个案研究》（1955），首次在学术著作中，在分析健康促进手段及其为何它们不总是成功或容易建立的文化背景时，使用医学人类学这个名词。第三个医学人类学出现的原因就在西方世界内部，与有些作者所说的“医学的危机”有关。这一危机是指以前盛行的疾病单一原因解释已不足以说明发达工业社会的人们所日益关心的许多疾患。由单一致病源---微生物，细菌---引起的许多传染病，如天花、麻疹、白喉已消失或其严重性大大降低，逐渐为人们对无数退行性、环境性和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癌症或中毒性休克的关注所取代。人们所患疾病种类的演变提升了医务工作者、医疗单位和普通大众理解影响健康状况的复杂因素的性质和更好地理解文化动因如信念、公众知识、饮食和临床过程与诊断环境中的交流的愿望。
疾病和健康性质的这种改变，和人类学焦点的相关扩展，已成为世界潮流，尽管这在许多国家还与阶级分界有关。即，上层阶级反映的是传染病的减少，退行性及其他与寿命延长有关疾病的增加；而下层民众依然多患传染病及与住不好、吃不饱、喝脏水、无处求医有关的病。这一流行病学方式伴随着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的转变，依然遍布全球。
随着旧的传染病的减少，有些如天花已被根除。新的疾病告诉我们信赖“神奇”治疗方法的危险性。耐药菌或寄生虫（如肺结核、疟疾）从早期的杀虫剂和药物使用不当中得到进化。耐药微生物的这一广泛传播模式放大了医学的危机，使人们意识到需要审视生活方式、饮食、预防医学和社会经济制度中的健康问题。这也促使医药公司加强在非西方草药传统中寻求新药如抗菌素，反过来推动了人类学对植物使用和理解的研究。
此外，健康和繁育功能方面的技术发展创造出所谓“设计医学”，使人们在生命重要的方面和领域首次有了选择权，如对胎儿性别和易患疾病的预测。在印度，胎儿羊水检测技术经常被公开或不公开地用于确定后代的性别。在美国和西欧广泛开展的扫描既用于性别也用于先天性遗传疾病。因此，人是生物建构的观点以及社区和国家如何运用这一观点，使得身体在健康与疾病中的意义成为新的焦点。健康和治疗概念、技术、机遇和材料的全球市场已经出现，其中就包括了对另类（相对于生物医学）疗法的兴趣，而这其中许多来自古代医学传统。面对医学的新知识和新机遇，知道如何运用它们，这使医学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变得尤为重要。
所有这些变化都正好发生在人们开始怀疑健康状况在政府干预下正在逐渐改善这样一种由来已久的看法时。“人人有权享有健康”的理想不再被认为是可能的。苏联的解体和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变化使大多数人无法支付完全的卫生保健。在不少地方，自由市场体系正在替代国家承诺和提供的卫生保健。在美国，保健成为一种有暴利可图的资本主义产业，与此同时数百万人得不到充分的医疗保障。在其他地方，作为某些政府逐渐瓦解的结果，既没有自由市场也没有国家福利保健。今天，一些老的传染病如肺结核和疟疾卷土重来，以及艾滋病瘟疫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尤为令人震惊。世界卫生组织1999年称，世界上所有国家正被划分为健康的上层阶级和持续不健康的下层阶级。
这些趋势看来前所未有，但实际上代表着健康状况和医学思维与实践的历史在我们时代的延续。医学人类学以其独特的观点，即比较的、情境的、历史的和整体的观点对此作出反应，这可以说是医学人类学出现并繁荣起来的第四个理由。出现于非西方环境的人类学观点已逐渐返回到西方世界的生物医学环境，概念、制度的文化分析和生物医学的实践成为医学人类学者的领域。对文化敏感的健康调查和临床保健中的语言和非言语方式成为医学人类学家和卫生工作者并肩战斗的王国。医学作为科学或“自然”，被一些医学人类学家看作是文化建构的现实。
医学人类学从以下两种互补的观点对这些变化和问题作出反应。一方面是应用观点，强调把文化敏感性渗入健康发展项目和临床实践；另一方面是强调对信念、疾病建构和治疗的解释，包括对生物医学的文化或象征特性的演示。支持第一种观点者强调行动，如约翰逊（ThomasJohnson，医学人类学会1994年的主席）提议这门学科应该走出象牙塔，进入实践的舞台，医学人类学应当创立自己的职业证书。解释观点的拥护者则建议医学人类学应该“解构”医学的文化，以使其实践人性化。两种方法是不同的，但又相互补充。它们也反映出医学人类学的概念本身和走向的不断发展。医学人类学已经走过以揭示一整套主导理念及其从属或对立观点为满足的阶段。对于这门学科的学生和学者而言，主导理念的不断发展对于研究领域、问题和计划的界定和描绘新的方向极其重要。因此，我们接下来要对本学科短短数十年历史中过往或存留至今的理论作个简要介绍。
医学人类学的理论简史
由于健康、疾患和治疗的多面性，人类学各分支、人类学和其他学科之间常常既有合作又有争论。新的理论观点常出自对老的研究课题的新注释和新研究。在学术上不同方法和潮流是很常见的。医学人类学因而反映了人类学内部大的问题和争议。许多对医学人类学理论的探讨，是围绕在健康和治疗研究中文化是如何定义和掌握的问题展开的。作为与生物学相平衡的一种现实，从某些方面文化就像是一面透镜，通过它来看待疾患和治疗的全部。
在医学人类学中对于文化的两种主要的长期存在的看法可冠之以“社会文化”和“生物文化”，这反映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学内部占统治地位的认识和分歧。我们有关医学人类学简史的介绍始于对这两种理论导向的讨论。
1．社会文化观点，1950年代至1970年代医学人类学的这一派观点应属于（alignedwith）社会人类学，起源于英国，有些也来自杜尔干的法国社会学派，因为法国学派研究人类状况的关键问题是社会、社会结构和对社会结构的意识。按照社会文化观点，生物或物质领域是通过文化知识的透镜所认识和理解的，不管那是关于疾患和治疗的民间理论，还是生物医学科学的文化知识。它不否认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硬道理，而是着眼于对这些学问的文化意识，以及社会组织这种知识的方式及相关行为。
二次大战后北美和欧洲的人类学界盛行的一种理论叫做结构功能主义。这两个词各有侧重，但在这里以半字线联在一起表示一整套概念。功能主义的一个定义是把人的行为视为满足各种生物的、物质的、社会的、情感的和灵魂的需要。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切人类制度都具有满足人的特定需要的“功能”，这种功能主义观点很容易应用在健康、疾患和治疗问题上。一种医学治疗起到满足由疾病或痛苦所引起的需要的功能。
受到杜尔干著作所体现的法国社会学思想影响，一些欧美人类学者转向社会的种种形式以求理解制度。不满足于强调物质和心理需要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他们把有机体这样一种由多器官组成的结构来象征社会。正如一个有机体具有功能鲜明的各种器官一样，社会有其特异同时又是相互补充的各种制度。这一看法由拉德克利夫布朗带入人类学，他在美国、澳大利亚和非洲建立了许许多多的“社会人类学”系。
这类观点渗透到70年代几项有影响的医学人类学计划中去。第一个叫做“社会人类学和医学”，报道的是对非西方治疗实践的文化研究，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卫生保健革新措施的引入，捎带提了对西方医学的文化研究。这部分工作与塞里格曼和利沃斯研究美拉尼西亚人感受疾病和治疗实践的传统一脉相承。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研究使“医学社会人类学家”醉心于疾病原因理论的比较及其相对合理性的两两比较。对合理性或相对合理性的争论变得十分重要，因为它提出的是一个根本问题：一种貌似古怪、我们全不了解其运作的实践，从另一种观点看来是否有意义？由于我们自身的（西方）理性，常常把他人的理论视为异端邪说。
对于非西方的疾患与治疗认知的早期研究的一个有趣后果，是对以前未理解甚至认识的某些西方的疾病体验的再诠释。人类学家用他们在非西方研究中建立的方法，发现弹震，即战争创伤，在许多未能克服打仗体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中是一种主要的精神障碍。
另一位重量级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福蒂斯（MeyerFortes）认为，早期医学人类学及对于疾患与治疗的集体意识的合理性的关注受到误导，因为它没有充分关注健康与疾病比较研究中的个人。和把疾病的信念、实践和理论看成文化系统相比，福蒂斯更强调关注个体、家庭和社区活生生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