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九允禟，因同允禩结党，也为雍正帝所不容。允禟心里明白，私下表示：“我行将出家离世！”雍正帝哪能容许允禟出家！他借故命将允禟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改允禟名为“塞思黑”。“塞思黑”一词，过去多认为是“狗”的意思，近来有学者也解释为“不要脸”。不久给允禟定了二十八条罪状，送往保定，加以械锁，命直隶总督李绂严加看管。允禟在保定狱所备受折磨，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
老十允礻我（此字需重造），因同允禩结党，雍正帝也折磨他。雍正元年（1723年），有一个叫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的活佛来京病故，雍正帝让他这个弟弟跟着这个灵柩送到喀尔喀，就是现在外蒙古印册赐奠。允礻我（此字需重造）有病不能前行，雍正帝命其居住在张家口。同年借故将其夺爵，逮回京师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才开释。
十一弟早死了。
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也很有权，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帝刚即位时，封允祹为履郡王。不久，借故将其从郡王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仅享受贝子待遇。不久，又将其降为镇国公。乾隆即位后被晋封为履亲王。允祹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享年78岁。
十三弟允祥，是皇四子党的，曾被康熙幽禁，原因不详。雍正继位，即封允祥为怡亲王，受到了重用。
十四弟允禵，虽与雍正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禩，又传闻康熙临终前命传位“胤祯”而雍正党篡改为“胤禛”，所以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帝即位，先是不许抚远大将军允禵进城吊丧，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
十五弟允禑，康熙帝死后，雍正命其守景陵。
十六弟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
十七弟允礼，雍正继位封为果郡王，再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
从上所述，雍正继承皇位之后，对他这些兄弟做得确实有些过分。
而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自辩说：“朕在藩邸时，光明正大，正直无私，诸位兄弟的才能和见识，实在不如朕。他们待朕都恭敬尽礼，并没有一句话争论，也没有一件事猜疑，满洲的臣下和侍从和诸王属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朕今天登上皇帝之位，实在没有一丝一毫芥蒂存在心里，而对他们做出报怨泄愤的行为。但是朕既然承袭了列位皇祖留下的基业，担子是很重的，其中有关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而受到人心和世道深为担忧的事，朕如果为了避免自己的嫌疑，存在着一点小不忍的私心，那么反而使朕大大得罪于列位皇祖在天之灵了。古人有‘大义灭亲’的说法，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就是这样。
朕的一贯志愿，是希望化导他们顽固思想，一同归于善美。这难道不是朕最大的愿望吗？无奈他们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和皇父，以致自己加速自己受到鬼神的惩罚，不能顺遂朕当初的心愿，这是朕的一大不幸。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弟的罪名，这一件事，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朕不打算辩解，也决不接受这种诬谤的说法。”
雍正帝把自己杀兄屠弟的行为归结为大义灭亲和鬼神的惩罚，实在是荒谬至极。
对于“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雍正也在《大义觉迷录》做了相应的辩解。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是贪财的人。朕继承了父王六十多年的太平基业，富有整个国家，各地国库充盈，所以几年来屡次施加恩泽，使全国黎民百姓没有不得到利益的。到灾情详细报来以后，根据情况或按比例减除田赋，或完全豁免。征收赋税向来都有定额，国库和皇室内库的库藏减免和动用如此之多，没有一点吝惜，竟然说朕贪财，难道有这个道理吗？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生性好杀。朕的本性是最仁慈的，不但不肯随便惩罚一人，即使在走路时，草木蝼蚁，也都不肯去践踏伤害。自即位以来，时刻以谨慎用刑为宗旨。六年以来，每逢秋季判决死刑犯时，有四次下谕停止执行，而在朝廷内讨论暂缓处决的犯人时，朕又降旨，考察其中罪行稍轻的，命令可以不杀。其被正法和勾决的犯人，都是大逆大恶，法律上万万难以宽大的人。现在逆贼说朕生性好杀，怎么和朕的存心以及实行的政治相差得那么远呢？
又逆书说朕性好酗酒。酒是祭祀和宴会必须设备的，即使是圣贤，也不废止饮酒。但是朕的不喝酒，却是天生的习性，并不是强制不喝。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朝见，一天忽然启奏说：‘臣在京很久，每天进见皇上，仰看皇上容颜，完全不像喝过酒的。为什么臣在外省任上时，有传闻皇上饮酒的说法？’朕因为路振扬这次启奏，才知道外边有这种不实的传说，因一笑了之。现在逆贼诽谤朕酗酒，就是这一类谣言的反映。
又逆书说朕好色贪淫。朕在身为雍亲王时，便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便不好色。即位以后，皇宫内的宫女很少，朕常自以为天下人不好色的，没有能比得上朕的。‘远色’两个字，朕完全可以自信。而且诸王公大臣和侍从们也都共知。而今却诽谤朕好色，不知所好的什么色？所宠的又是什么人？逆贼既能制造流言蜚语，难道就没有一点耳目，便要信口胡诌加以讥讽吗？
逆书里说的所谓朕生性好疑而诛杀忠良，朕细想朕除了对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以外，并没有杀过任何忠良大臣，因想逆贼大约是把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当成忠良吧！这一点天下自会有公平的舆论。
又逆书中说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朕身为藩王达四十余年，对于人情世故知道得十分详细，对于进谗言和谄媚的世俗习惯，早已十分清楚其虚伪并十分讨厌其卑鄙。所以自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的文章，都抛弃不采用。并天天训谕大小官员和侍从，要敢于直言朕的缺点和过失，详细议论政事上出现的错误和不足。现在逆贼说的所谓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之人，那么，能够举出一人一事来证实一下吗！”
雍正帝就这样在《大义觉迷录》中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解释了一通。
《大义觉迷录》堪称一部奇书！其奇特之处在于：一、皇帝受谤，亲自编纂书籍，向天下人剖示心迹，鸣冤自辩；二、曾静等人著书谋反，不但没有严惩，还得到赦免，并对其实行思想改造，现身说法，作反面教员；三、借由曾静一案，大搞吕留良文字狱，拉个死人灭门做垫背。
正是曾静投书谋反这样一件奇案成就了《大义觉迷录》这样的一部奇书！
曾静张熙投书案结案两个月后，雍正帝“稍觉”不适。翌年二月，雍正帝病重。1735年，雍正帝暴卒。
雍正的死，自然使人们联想到刚刚结束，轰动全国的曾静投书谋反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案，自然联想到雍正是否谋父篡位做了亏心事？因此，对于雍正的死因就有了这样一个传说。
传说在吕留良文字狱案中，吕留良遭到了严厉的惩处，其家人也被满门抄斩。仅有吕家的一个小女儿吕四娘被一个贴身童仆救出，逃到深山老林之中才幸免于难。吕四娘秉性刚强，得知其全家惨遭族诛，悲愤填膺，决心报仇。当即刺破手指，血书“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后来，吕四娘遇到了武艺高超的独臂神尼，在她的精心指导之下，吕四娘很快成为一名武艺高超的剑客。之后，吕四娘就辗转进京，寻机为父母报仇雪恨。经过一番秘密的探查，吕四娘终于摸清了雍正皇帝的行动规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吕四娘潜入圆明园杀死了正在龙床上熟睡的雍正皇帝，并割下了雍正的头，提首级而去。雍正没有头，只得以金铸头代替，葬在了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宫。据说在雍正皇帝的陵墓中至今还有他的金头存在。
因为有雍正被刺的先例，所以自雍正以后，妃嫔侍寝，须先脱去内衣，以长袍裹体，由宫监背入，又将外罩除去，裸体入御的惯例。因为据清宫人传说，这并不是为了贪图肉欲，而是防备裹挟凶器入内行刺。
传说如此，但是历史的事实是这样的吗？更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行刺之说纯属民间传说，根本不可信。吕四娘的事，究竟有没有根据和可能？当然首先是有没有吕氏孤儿。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十日，在山西发现匿名揭帖，上有一首诗：“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看彻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诗后有文，说：“曾静可杀不杀，吕晚村无罪作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为此感愤，倾吐血性，倘好义君子与我同心，请将此诗传布宇内，俾当途闻之转奏天阙，庶朝廷知所悔改，而枭曾之首，存吕之孤，则刑罚中而人心皆服矣。”其中要求“存吕之孤”，而早在雍正八（1730年）年，即有关于吕氏孤儿的传言。
但雍正被吕四娘所杀，这种可能性不大。吕氏孤儿漏网的可能性极小，因为吕案发生后，他的家人都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人漏网。此外，圆明园在皇帝驾临的时候，防守极为森严，吕四娘根本不可能穿过昼夜巡逻的卫兵，轻易地就进入寝宫，刺杀雍正皇帝。所以这只不过是一个野史小说编造的生动有趣的故事罢了。
雍正帝驾崩后，由其子弘历即位，也就是乾隆皇帝。乾隆当上皇帝仅有四十三天，即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八日，就违背其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遗命，命令把在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使用的曾静和在原籍候旨的张熙逮捕进京，并于十二月十九日下谕旨给刑部把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
乾隆这一做法显然是与其父雍正背道而驰的一个事件。前文已经谈过雍正七年（1729年），胤禛处理曾静谋反案时，将谋反者曾静、张熙释放，却将吕留良等戮尸，家属、门人等斩决。雍正这样做自有他策略上的需要，他认为吕留良及他的著作是这一案件的源本，曾静、张熙是受影响者，至于其诽谤自己的地方，是因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同党所造的蜚语。为了和他当时所施行的民族调和政策相符，也为了利用曾静和张熙去湖南各地宣扬自己的宽大为怀，以消除他的政敌散布的不利影响，所以对二人未加杀戮。
那乾隆为什么刚继位就迫不及待地违背父训，公开翻案呢？乾隆深知此事引起朝臣内心的公愤，对朝廷不利，便找了个理由：“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乾隆认为雍正之所以戮吕留良尸，是因为他毁谤了雍正的父亲康熙，现在我也学我父亲的办法，曾静毁谤我父亲雍正，我也应该杀曾静。乾隆所说的理由显然不是其真实的思想，如果乾隆是效法雍正，那么又怎么能违背雍正宽大曾静的做法呢？看来他极不赞成雍正对此案的“出奇料理”。
同时，乾隆还下令将雍正精心编撰刊行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停止刊刻，停止颁发，严禁臣民收藏，私藏者治罪，并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收缴销毁。吕留良的著作也遭禁毁。乾隆还将流放在宁古塔的吕留良等人的后代，遣送到更荒远的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大义觉迷录》是雍正朝御制国书，刊行全国欲使其家喻户晓，欲以使人人“觉迷”。转眼之间，乾隆继位宣布为特号禁书，凡有私藏者，即有杀头灭身之罪，唯恐有一人“觉迷”。这又是为什么呢？
乾隆即位时，帝位已经巩固，雍正的政敌们已彻底失败。而雍正对“华夷之别”的新释、对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对皇宫中的秘闻丑事的泄露、皇子间的尔虞我诈、文武大臣间的明枪暗箭等等，统统详细地记录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这损害了作为万乘之尊皇帝的光辉形象，暴露了国家和宫廷的绝密，起到的是反面宣传的作用，根本达不到使臣民“觉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强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因此必须彻底剪除禁锢异端思想的蔓延，肃清其流毒。
这起历时七年之久的曾静遣徒张熙投书谋反案，最终以曾静、张熙被凌迟处死，御制国书《大义觉迷录》被禁毁的结局最后降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