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中曾论述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恩格斯在这里不仅充分肯定了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将其与物质资料的生产辩证地联系在一起，把它们看做是唯物史观的共同基础，看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然而长期以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中，虽然人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决定和制约作用，对此问题的论述较为详尽，但对物质生产本身又是如何发展的这一问题则论述较少，对于两个生产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缺少足够的重视；近年来，理论界开始研究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问题，研究人口发展的规律问题，反映在唯物史观中则是开始探讨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人类自身的生产一方面包括人类自身人口的繁殖，另一方面还应该包括教育哲学意义上的教育，教育不仅使自然的、自在的、生物的人成为社会的、自为的、文化的人，还与物质生产过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过去，我们认识到物质生产对教育的影响和制约的一面，这是正确的；但对教育制约、影响物质生产的一面关注不够，仅仅归结为教育的“反作用”。如果说这种观点还可以勉强解释过去的传统教育的话，那么，在知识经济的当代，它已不能阐释现代教育。物质生产过程中主要因素是人，作为劳动力的人则一定是教育的产物，因此，教育通过生产和再生产出劳动者自身的知识和技能，这在深层次上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教育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当代世界表现得更为突出。
随着生产力从以物质生产力为主向以精神生产力为主的发展，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教育服务于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转变为教育就是一种精神生产力，一种知识生产力。与此相适应，教育也就具有了资本的属性，成为了一种最重要的知识资本，教育因此也就成为了一种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先导性知识产业。教育开始从社会的边缘向中心转移，这种转移使“经济—知识—教育”的关系转化成了“教育—知识—经济”的关系，这既是教育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化，也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教育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在本质上的差异。
教育与知识经济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同源共生的关系，知识经济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培养又绝对不能缺少教育。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不再把人力单纯视为经济的外生变量，而是注重人的生产能力形成与发展的机制。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的一种表现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以及健康水平的资本，它通过一定形式的投资而形成，譬如那些直接用于教育、保健以及为营造良好就业机会而用于国内移民的费用等，通过这些以及类似的途径，人力的质量能够得到很大的改进。一般地说，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的途径是伴随着人的知识的增长和更新、经验的积累、能力的开发以及个性的完善等一系列自我丰富和自我补偿、更新及发展的过程，因而能创造出高于其他任何资源的经济收益。人力资本还具有时效性的特点，因为它是一种无形的与其载体———人不可分割的资本，一方面，它的形成和使用都会受到人的个体生命周期的限制，我们应当珍惜人力资本，否则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知识的进步而降低甚至丧失其价值，造成极大的人才浪费；另一方面，这也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无限性特征，就是说，它不是先天遗传得来，而是靠后天投资所形成的，因而具有无限的潜能，即如果加强其投资便会提高人的能力、知识和健康水平，所以对它的开发和发展应当说是无止境的。由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和目的就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而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又要依靠教育途径来获得，并通过人力资本的健康、知识和技能存量加以衡量，因此，所谓人力资源开发，其实质就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形成并增加劳动者所含的人力资本量，从而使其成为能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动资源，达到发展知识经济的目的，这与教育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一个拥有高质量教育水平的国家，其人力资本必然雄厚，人口和劳动者科学技术知识水平越高，劳动力的质量相应也就会越高，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一方面会直接提高劳动边际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要素更有效率的组合和运用，还会改善物质资本生产效率，减弱或抵消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从而使固定资源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此外，由于科技知识对于经济的作用具有一种累积效应，这种外移的速度将随着人力资本的发展呈加速度状态。
同时，知识经济的发展又为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更为广阔的空间。在知识经济体制下，价格机制和投资收益率法则较好地解决了人力资源与经济关系的问题，摆正了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位置，这是过去一切经济模式所难以达到的目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被纳入行政运行的轨道，收益率法则遭到排斥，因而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效益的低下和人力资本发展的滞缓。在这种局面下，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难以给予教育以足够的重视，教育的滞后必然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因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和关键因素，难以想像在一个教育落后的环境中是如何实现经济飞跃的。
因此我们说，知识经济是特定意义上的教育经济，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精神生产的特性，两者互为条件。一方面教育决定了知识经济赖以产生的前提，教育培养并提高人力资本，为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到来又为教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然，就一般而言，是先有教育的这种精神生产，后有以精神生产为本质特征的知识经济。毫无疑问，教育从深层次上孕育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知识经济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成为知识经济和谐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我国学者通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1982—1995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考察后也发现：以增加教育经费支出的方式投入产出比要比增加固定资本投资的投入产出比大2—2.5倍，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资金若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更为明显。由此可见，教育作为提高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的关键，对此加大投资力度，无疑是提高投资效益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可行之路。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教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它为知识经济的到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培养、开发又与教育水平密切相关。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不论实行怎样的经济模式，都离不开人的具体操作。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与进一步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这时的教育就由社会边缘走向知识经济的中心。因为知识经济的形成，必须以有知识的人作为先决条件，而教育则是形成这个条件的主要来源。第一，教育为社会结构的调整提供基础。因为在知识经济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劳动力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体力劳动的比例越来越小，而科技知识的产生、交换和使用所需要的脑力劳动日益增多。据测算，在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机械化初期，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消耗比例是4∶1；中等机械化程度下，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消耗比例是6∶4；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全自动化条件下，即以知识资本为核心的智能劳动高度发展条件下，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消耗比例则由初期的9∶1变为现在的1∶9。从社会劳动结构的变化来看，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工业经济时代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占劳动者总数的比例在发生变化，如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白领工人就超过了蓝领工人，1995年蓝领工人已下降为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5，预计20年以后，美国的蓝领工人将下降到2％，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现在的农业人口比例。劳动力这种结构性变化要求教育相应发生变化。第二，知识经济的根本是知识化了的具有较高素质的人，人的知识化的程度是实现知识经济的关键。再加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等飞速发展，教育、学习被推到了空前重要的地位，这是挖掘新技术提高生产力的潜力和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于是各国政府都推出了不同的发展教育的政策。1997年2月4日美国总统就曾强调说在迈向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时候，实现教育领先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重要，美国政府今后四年的头等任务是确保每个人享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确保8岁以上儿童人人必须能读会写，12岁以上的青少年人人必须会使用互联网，18岁以上的青年，人人必须能享受高等教育，美国的成年人能够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我国政府也把科教兴国确定为当代最主要的任务。这些都体现了对教育是知识经济核心的真知灼见。第三，知识经济的形成是一个系统过程，要求社会具有全方位的高知识含量，这决不是某一行业、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知识化就可一蹴而就的，不仅在经济领域、生产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管理等多个不同的意识领域中实现知识化、能力化，从而全方位提高各个领域的人的整体素质。要完成这个任务，离开教育显然不行。一般来说，知识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对知识的投入，它主要表现在对研究开发资本、教育资本和职工培训资本的投入，其中尤以对教育的投入最原始，最有可持续性，没有扎实的教育基础，不论研究开发还是职工培训，其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据资料统计，1992年美国对教育的投资为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而中国则在2.8％以下；至于人均教育经费，我国只有美国、日本的1／150；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每4个人中有一个文盲，而美国4个人中有一个大学生，从如此大的反差中不难看出，我国的教育亟待进一步发展。毫不夸张地说，不论谈现代化还是知识经济，如果离开了教育，离开了高素质的人，将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