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他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曾经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表示不屑，并感叹说德国人真是奇怪的家伙，他们想在万事万物中都灌注进深奥的道理。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抛开就理论研讨的方式，而对作家及其文本进行一下哲学的透视。
（第一节）民族的与个体的：鲁迅与卡夫卡哲学意蕴的异同
鲁迅和卡夫卡有可比性吗？无论个人还是文本，差异都是巨大的。卡夫卡是厌世的、懦弱的小职员，鲁迅是执著的、顽强的战士；卡夫卡的作品以其荒诞不经对人类的困境进行了形而上的拷问和追寻，鲁迅的创作则立足于现实，是对本民族生存现实、民族文化的揭露和批判。然而如果我们细细比较的话，同样也会惊讶于他们文本的相似和联系，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鲁迅曾经读到过卡夫卡（FranzKafka）的作品，而卡夫卡也不可能接触到略晚于他的鲁迅的作品（1924年卡夫卡逝世；鲁迅小说的最早的英译本是在1934年，德译本则要晚的多）。
其实，早有人注意到了鲁迅与卡夫卡的这种内在联系。已故美籍华人学者夏济安教授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中曾敏锐指出，鲁迅“看起来更像卡夫卡的同代人而不是雨果的同代人”。显而易见，此处的侧重点不在时间的意义上，而在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创作特征上。如果说雨果是浪漫的，卡夫卡则是现代的。鲁迅与卡夫卡接近，同属现代。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生活与创作的时代，正是现代主义勃兴之时。劳伦斯曾在《袋鼠》中宣布：“旧世界在1915年告终了。”此处的“世界”，主要指文学世界。同年，卡夫卡的《变形记》首次发表；1918年，鲁迅发表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9年，伍尔芙发表《墙上的斑点》；1922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一批现代主义代表作问世；这一年，卡夫卡写出了长篇小说《城堡》
（1926年出版），鲁迅也于1921年底开始发表《阿Q正传》。这表明，鲁迅的创作是与卡夫卡等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同时起步的，现代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当然，鲁迅与现代主义尤其是存在主义的关系并非是一个新话题，一些人将鲁迅完全还原为一个标准的存在主义者和生命哲学家，而我们在下面的比较中，将不仅阐明鲁迅与现代主义的联系，而且将指出其显著的文化差异。
一、鲁迅和卡夫卡哲学思想的形成
鲁迅和卡夫卡都在社会的激剧变动、价值体系的坍塌和随之而来的精神文化的虚空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人在世界中的艰难处境，相似的个体生命的惨痛经历进一步迫使他们正视和思考人的生存现实，而现代主义又通过其思想先驱尼采、克尔凯戈尔等人实现了对鲁迅、卡夫卡的影响。
1.文化危机与精神荒原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与上帝的死亡同时发生，人们精神上日益空虚、颓废。同时，战争带来的血腥屠杀沉重地打击了现代人的自信心，破坏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衡关系。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整体性崩溃，怀疑和绝望像幽灵一样笼罩着欧洲，整个西方社会陷入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之中。生长于奥匈帝国一隅的卡夫卡，面对一战后动荡、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对一代人惶惑不安的精神危机，陷入深深的忧虑与迷茫之中。他感到一种难以承受的苦闷，“被疯狂的时代鞭打”的痛苦和无助。
比欧洲至少落后一个世纪的中国，这时也面临着同样的文化危机和战争威胁。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以洋枪洋炮作后盾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处于灭顶之灾。严峻的现实在少数先进的中国人心里形成了严重的危机感。先后以严复、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在危机面前审视、怀疑传统文化。做为文化先觉者，当鲁迅扫荡一切旧的传统、偶像、法则之后，他感到了丧失精神家园的惶惑，体尝到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诚然，他心里还藏着对西方文化的信任，立志改造国民性，然而回应他的却是“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惶惑，和“以众虐独”，“人丧其我”的威压。眼见一切变革的努力和希望都随着大潮退去，未能涤荡的是腐烂和淤泥，他沉默了，变得怀疑起来。随后军阀混战，政客倾轧扰攘，如蝇逐臭，让他感到民族的沉沦与无可救药的腐朽。这一切，击碎了他早年的理想和文化乐观主义。他彻底绝望了。这种共同的精神文化危机构成了鲁迅和卡夫卡哲学形成以及文学创作的起点，也是他们接受现代主义先驱者影响的契机。
2.个体生命的体验与感受
个体生命的感性经验，是作家创作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作家解释自身和世界的基础。对卡夫卡这样注重表现内心的作家来说，它直接构成了文学表现的内容。在鲁迅的《野草》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纠结着复杂矛盾的个体生命的情绪、体验。
鲁迅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他从小就接受了压抑儿童天性的私塾教育。家道中落又使自尊心极强的他饱受冷眼，过早地感知了世态炎凉，人间冷暖。留学日本，又因为是弱国子民而经常遭遇难以忍受的民族歧视和侮辱，这更加剧了鲁迅的痛苦和压抑。同时，民族生存的危机也在他心里造成了巨大的恐惧和忧虑，他说，“我也有大恐惧，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去。”
卡夫卡是犹太人，他深深地体验到了他的民族的悲惨命运和在世界上的艰难处境，并始终将受歧视的民族出身视为压抑他生命力勃发的一种危险力量。犹太人“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这种流浪的、无家可归的处境，卡夫卡是难以忍受的，“完完全全的无家可归，非发疯不可，日益虚弱，毫无希望。”这种生存危机，特别是一战留给犹太民族的重创，使卡夫卡产生了强烈的压抑感和危机感。而在家庭生活中，精明强悍、体格健壮、独断专行的父亲给瘦小、懦弱的卡夫卡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来自父亲的威压影响了卡夫卡的一生。
在个人生活经历方面，鲁迅和卡夫卡还有一个共同点，即爱情和婚姻的遭遇。无爱的婚姻对鲁迅的思想和性格的影响是深刻的。他说，“因为不得已而过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总不免发生变化。生活上既不合自然，心状上也就大变。”20年代是鲁迅的思想最阴暗、复杂的时期，他无法言说的苦闷、痛苦以及黑暗心绪都与此有关。卡夫卡一生都在追求爱情，但没有人能真正走进他的世界。同时，卡夫卡也担心婚姻影响他的写作。婚姻是卡夫卡一生中最恐怖的事情。
情感上的遭遇加剧了鲁迅与卡夫卡的孤独和痛苦，而自身的疾病又使他们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做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鲁迅和卡夫卡不可能漠视生存中的这一切苦难，他们必然会以自身的体验为基础，思考存在的状况及存在本身。同时，他们又都不是常识性的作家，他们具有既面对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双重品格，即能够由对自我在特定时代和社会中的生存困境的揭示，深入到形而上学的哲学层面，揭示出根源于人的本性的生存困境。
3.现代主义先驱者的影响
在鲁迅和卡夫卡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尼采、克尔凯戈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早在1907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就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尼采、克尔凯戈尔等人“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的哲学思想的先驱意义，认为“其学说出世，和者日多，于是思潮为之更张，骛外者渐转而趣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在尼采等人的思想刚刚兴起之时，鲁迅就领悟了其精神实质。此后从鲁迅的文学创作到情感方式，始终都有尼采的印迹。鲁迅除了在《文化偏至论》中介绍克尔凯戈尔外，晚年也还在引用他的话。尼采与克尔凯戈尔也是卡夫卡的“精神祖先”。
卡夫卡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阅读尼采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他最爱读的作品，“《道德谱系学》他也很感兴趣。尤其是《悲剧的起源》，他一生都对之推崇备至。”至于卡夫卡同克尔凯戈尔的关系，他本人宣称，“他与我都处于世界的同一边，他像一个朋友那样与我心心相印。”
尼采敏锐地预言了上帝死去对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巨大的价值危机，而且他善于用掷地有声的格言和神秘隐晦的诗句来表达他的哲学见解，因而他的哲学思想具有象征性、情绪性和某种不确定性。但尼采所关心和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明确的，即在上帝死后把寻找个体存在的意义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从人的立场重估和批判传统文明。尽管鲁迅和卡夫卡处于不同的接受环境，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接受目的，但他们都看取了尼采的这一基本思想。实际上，正是在尼采“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激励下，鲁迅大胆地怀疑、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卡夫卡的“全部文学活动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巨大质疑”。“卡夫卡从小就感到世界的陌生，他始终都不接受这个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上帝的一个‘恶劣情绪’而已，而我们都‘误入了其中’。”他的使命就是重新审察世界。在他看来，人类创造的现代文明和文化摧残着人的肉体与精神，造成人的全面异化，并将最终导致人的毁灭。
克尔凯戈尔对现代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哲学的研究对象从人的外部转移到人的内部。他认为，一个人要寻找的不是普遍的真理，而是个人的真理。个人的体验、哀乐、选择、承担、抗拒高于一切，只有“孤独个体”才是世界惟一的存在。这样，“孤独个体”的存在状态如恐惧、厌烦、忧郁、孤独、绝望、死亡等就成了哲学思考的基本内容。
鲁迅和卡夫卡接受了克尔凯戈尔“孤独个体”的思想，将个人的主观感受以及在死亡面前的恐惧、焦虑等做为思考的中心，并在文学中加以表现。鲁迅曾对人说过，他的哲学全在《野草》里。《野草》所表现的正是做为孤独个体的鲁迅的种种生命体验：传统文化被扫荡后自己面对的孤独；在极其残酷的生存环境中找不到希望的绝望；独自面对死亡而体验到的生命的荒诞和虚无。把主观心理体验做为思考的中心，并以此为出发点探求个体存在的意义，鲁迅的这种思维方式与克尔凯郭尔的内在关联隐然可见。卡夫卡的一生，始终生活在恐惧、孤独和绝望之中。他认为生命由恐惧组成，恐惧是他的本质。
从孤独的自我出发，卡夫卡将他梦一般的内心体验做为毕生思考和创作的中心，将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讨论具体化、形象化。
二、契合：揭示孤独个体的存在困境
鲁迅和卡夫卡从个人的立场出发，对人的异化、孤独、绝望与荒诞等生命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当然，鲁迅和卡夫卡都不是职业哲学家，他们富有现代性的哲学思想都表现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中。
文学作品既是他们感性生命体验的总汇，也是他们形上思想的具像表达。
1.人的异化
确立人在哲学中的中心地位，是从认识和反思人同世界的关系开始的。而反思的结果却是发现了人同世界的尖锐对立。卡夫卡的作品把描写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诸关系的扭曲摆在显著地位，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对人的精神、价值体系、道德观念的破坏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孤独感、恐惧感。在《审判》中，具有无上权威的法庭代表着社会的最高正义，但它恰恰是做为人的对立面出现的。
它神秘莫测，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寻，且毫无正义可言。无罪的约瑟夫·K徒劳地奔波着为自己辩解，在临刑的一刹那，他终于认识到：在无情、冷漠的官僚体制面前，他从来没有争得过做人的权利，他像一条狗一样活过，又像一条狗一样死去。《城堡》中的K也一样。他一直枉费心机地企图使城堡中的当权者同意他在村里居住，过正常人的生活，但他始终被排斥被拒绝。K只得在迷茫、孤独中死去。K的命运是人类普遍的命运。人与所处的环境的对立和分裂进一步导致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分裂。这在《变形记》中表现得尤为深刻。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一只可怕的甲虫，不能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丧失了工资收入的格里高尔同时也失去了与家人联系的纽带。家人视他为无用的废物，诅咒他早死。他从人的世界里被踢了出去，被这个世界所抛弃。尤为可悲的是，变成甲虫后的格里高尔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厄运，而是他的工作，他担心上司对他产生误解，担心失去工作给家人造成重担。即使变成甲虫，格里高尔也逃脱不了做人的法则和所谓文明对他的强求与压迫，人自身被异化，并最终死于这种异化之中。这是一幅关于人的异化最绝妙也最触目惊心的缩影。
从人的立场出发审视、批判现代文明，在鲁迅这里得到同样的回应。“递夫19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灵性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这段话表明：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鲁迅是以个体的主观世界为标准衡量现实世界的，他由此发现了现代文明对人的精神的“质化”。而在当时物质文明尚不发达的中国，人的异化则表现为传统文化、社会秩序、道德伦理等对人的毒害和奴化。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鲁迅对做为“人”的对立物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否定。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惊讶地发现，中国四千年的历史竟然是“吃人”的历史，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典籍其实只写了两个字“吃人”，而他自己同时也是吃过人的人。鲁迅说，所谓中国的文明，其实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孔乙己、祥林嫂、阿Q们不过是这人肉筵宴上的一道菜。他们在礼教、科举制度的毒害下，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腐蚀与摧残，完全丧失了人的主体性，甚至有意无意地帮助安排这人肉的宴席。本来文化应该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可是在鲁迅的笔下，文化做为一种符号恰恰是戕害人的异己物。这就是文化、文明为人所设定的令人胆寒的生存境遇。
2.孤独
对卡夫卡来说，孤独是人的本质，是生命的基本内容，它容不得任何东西的侵入，只能像老光棍鲁姆费尔德一样，在孤独中守护自己的孤独。因此卡夫卡在日记中宣布，他要同所有的人隔绝，不同任何人讲话。他对婚姻的态度也表明了他对孤独的坚守。在同女友的订婚席上，面对亲友的祝福，卡夫卡突然间产生了莫名的恐惧与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