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蒙的创作之路，总体上可概括为从单纯到杂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作品，基本以歌颂青春、讴歌理想为母题，历史的乐观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其作品的思想基础，风格单纯明快，行文流畅自然；70年代末重返文坛后，王蒙在作品的主题表达、艺术手法、美感追求等方面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验，多变成为他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个可以概括描述的王蒙衍变成了一个难以捕捉概括的王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为小说家的王蒙就像是一只大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腰。你扣住腿，却抓不着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地知道王蒙是谁。”从他的创作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代人的成长之路，而且可以看到中国当代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心路历程，其创作从单纯到“杂色”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王蒙开始尝试小说创作的时代，正是中国由一个贫弱落后的国家向一个拥有自主权的民族国家过渡的时代。青年人憧憬未来、爱好幻想的天性加上那一时期集体性的对于未来的乌托邦想像，使王蒙这个14岁即加入共产党、其时又从事着共青团工作的布尔什维克，情不自禁地发出了“青春万岁”的呼喊。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1953年深秋开始创作并于1956年修改定稿的《青春万岁》迟至1979年才得以以完整的面目正式出版，读者却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那种特有的单纯乐观、蓬勃向上之气：“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序诗》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没有低沉徘徊、只有乐观向上的图画，一切都那么的新奇，那么的单纯，那么的祥和，那么的无畏。虽然作品里也写到杨蔷云学习受挫的烦恼，郑波失母的悲哀，呼玛丽由特殊的身世和信仰带来的孤独，但所有这些都是淡淡的，浅浅的，短暂的。
郑波的丧母之痛不仅有母亲的临终遗言（“作……妈的，不……能……照管你了……有毛主席……照管你”）来缓解，而且有袁新枝“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我们愿意分享朋友的快乐，也愿意分担她们的悲哀”这类的话来冲淡。集体的理想就是个人的理想，祖国的明天就是个人的明天，一切都不用深究，一切都不用烦恼，所有的苦闷和悲哀都可以在革命的大熔炉和青春的大坩锅里得到化解和升华。时代是乐观的，人物是乐观的，作者同样是乐观的，所有的不快都会烟消云散，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年轻的王蒙同当时的大部分中国作家一样，不仅信奉主流意识形态宣扬的一切，而且以自己的创作加入了主旋律的颂扬。甚至在已经经历了挫折的60年代初创作的小说中，王蒙所塑造的主人公眼里，英雄人物也是有着同样的眼睛和同样的心的（《眼睛》），为了建设家乡“那庄严而巨大的生活”，农村姑娘秀兰主动放弃了到城里相亲（《春雨》）。个人的灰色情绪在英雄人物的烛照下无所遁形，一己的私利在集体利益的比照中黯然失色。时代无疑规范了那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而王蒙那一时期也努力地顺应了时代对于作家的要求。
即使是给王蒙带来厄运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从原始的创作意图来讲，也不能说是个例外——虽然从作品所包含的生活内容的广度、人物心理刻画的深度等方面来说，这一作品达到了那一时期王蒙其他作品所没有达到的高度。《人民文学》编辑部曾将作品的题目改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作者曾对这种改动表示了不满。结合正文来看，王蒙并不满足于单纯塑造一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形象，实际上，他是要借新来的年轻人林震的眼，构成一个陌生化的视角，来写组织部。组织部是个消磨人的热情、锐气、意志的地方。刘世吾、赵慧文、林震按照进入组织部时间的长短分成三个梯级。22岁的林震是怀着满腔的青春热血和理想激情来组织部报到的，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正像《青春万岁》的序诗所写的：
“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干敢说，但他不了解组织部现有的运作法则和游戏规则，只能像愣头青一样地猛冲猛打一番后陷入想像中的组织部不是这个样子的苦恼中，并且在老练的刘世吾、韩常新们面前显得束手无策；文静、柔弱、忧郁的赵慧文，对组织部的组织结构、工作作风等了如指掌，在林震面前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却被时间和生活磨去了锐气，只在心里期冀着林震的成功，从林震的身上去感受和找回自己正失去的青春活力和热情；而自称创造了新生活，并感叹“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轻啊”的刘世吾，则凡事念叨起了“就那么回事”，像一个患上了职业病、没有了好胃口的厨师一样，创造了新生活却不能为新生活所激动。作品实际上涉及到三重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的冲突；年青世界与年老世界的冲突。作者的高明之处，不在于通过林震的介入来构造两个极端的冲突的不可调和性，而是在矛盾的展开中凸现出了组织部生活的巨大的改造力量——明天的林震也许就是今天的刘世吾。林震是带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前来报到的，作者从林震和刘世吾都喜欢看苏联小说一点已充分地展示了两人的契合点。“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从刘世吾与林震交心时所说的话来看，两人在对理想的单纯的生活的内心追求上并无差异，只不过刘世吾比林震、赵慧文更早地溶入了当下的现实：时间和经验在这里展现出了其至高无上、无坚不摧的威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刘世吾这一人物形象远不是什么“官僚主义者”一类的标签所能概括得了的。作品与其说写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不如说写了年轻人眼中的组织部。组织部才是这一作品的真正主角：“区委会的工作是紧张而严肃的，在区委书记办公室，连日开会到深夜。从汉语拼音到预防大脑炎，从劳动保护到政治经济学讲座，无一不经过区委会的忠实的手。”“新党员需经常委会批准，常委委员一听开会批准党员就请假。”“这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不正常的现象，有一批老党员，因为病，因为文化水平低，或者因为是首长爱人，他们挂着厂长、校长和书记的名，却由副厂长、教导主任、秘书或者某个干事做实际工作。”这些分别由林震、刘世吾、赵慧文看到或道出的现象说明，组织部的生活要想达到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决不是简单的反官僚主义就可以完成的。
当然，无论是主人公林震还是作者王蒙，对组织部的生活并不悲观，作品结尾时，林震“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
这表明，作者对党是充满信心的，相信党内的问题可以由党自身来解决。难怪20余年后作者谈到他人强加在作品头上的罪名时，不无委屈地说：“那么，50年代的中共××区委员会又能是影射什么呢？难道是影射唐宋官府？语近梦呓了。作者自幼受到党的教育，视党为亲娘，孩子在亲娘面前容易放肆，也不妨给以教训，但孩子不会动心眼来影射母亲。”对于14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蒙来说，在创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那段时间里，他所追求的是作一个职业的革命家。在这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眼里，“革命和文学是不可分割的。真、善、美是文学的追求，也是革命的目标。”他容不得革命的组织和革命的队伍中的任何杂质，任何不和谐音。
一经发现有这种杂质和不和谐音，他就要起来与之斗争。然而，那时僵化的批评家并不从这一角度看待问题。如有人就认为：“这篇小说是对我们党委机关、党的领导干部的一种嘲笑、讽刺与歪曲。
刘世吾、韩常新式的人物，在现实生活里是有的，作为文艺工作者来说，有责任去揭露他们、教育他们。但，我认为，小说是反映现实的，它不同于小品文、相声和漫画，不能夸张，如果夸张，便形成对现实的歪曲。”这种批评方式的好处是永远可以使批评者立于不败之地，时时刻刻以正确的、辩证的面目出现。因而当这种辩证的批评成为一种主流时，主客观上都追求党和革命的人也只能堕入万劫不复之地，成为党和革命的敌人。王蒙后来的命运就是如此，尽管他后来的噩运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由小说创作所带来。
二
历史、人生不可重复，更不可能按照人的假设再重演一遍。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历史、人生提出“如果怎样又将怎样”一类的问题，即在假设的条件下对历史、人生进行反思。王蒙后来在回顾因政治运动造成的二十余年的写作中断时说：“从政治上来说，对我个人很好。因为如果不中断的话，在那种环境里，势必有两种可能。一是得绝对的沉默，这并不太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积极参加革命，做布尔什维克，做党员，一心一意跟党走，假如1957年以后我没有被划进去，设想我就清醒看到这一切都搞错了，我就保持沉默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也不可能。相反的有一种可能就是跟着‘左’起来。但‘左’到姚文元的程度也不可能，因为我心里毕竟有善良的一面，我下不了手，我现在写小说对很反面的人物也下不了手。但起码柳青式的悲剧在我身上会出现。就是我以很大的力量努力把当时的政策、口号变成我自己的思想感情，再把它写出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写出来，可不久发现是写错了。”这种对于自己人生的反思应当说是诚恳的，也是理智的。从王蒙复出后的创作来看，他对于理想、信仰的痴心依然未改，而且依然将这份痴心落实在党和革命身上。最突出的一个表现是他作品中主人公那种历经风雨沧桑、数十年不变的布尔什维克情结。无论是《最宝贵的》中的严一行，还是《布礼》中的钟亦成，抑或是《蝴蝶》中的张思远，虽然都历经磨难，饱受冲击，甚至社会身份也一改再改，以至产生了不知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一类的身份混淆，但骨子里，他们对于理想、信仰的追求和礼赞，对于党和革命的忠诚与坚贞丝毫也没有改变。刚刚获得新生的严一行对儿子失去了“最宝贵的”——“我们的主义、道德和良心”而大光其火，当儿子蛋蛋将“主义”听成“主意”时，严一行变得怒不可遏：“我说的是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张思远为儿子冬冬思想的偏激、有太多的怀疑和愤怒而忐忑不安，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理解历史、现实、中国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而钟亦成夫妇一俟平反昭雪，便从内心里发出了对于党和国家的礼赞：“多么好的国家，多么好的党！即使谎言和诬陷成山，我们党的愚公们可以一铁锨一铁锨地把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们党的精卫们可以一块石一块石地把这海填平。尽管‘布礼’这个名词已经逐渐从我们的书信和口头消失，尽管人们一般已经不用、已经忘记了这个包含着一个外来语的字头的词汇，但是，请允许我们再用一次这个词吧：向党中央的同志致以布礼！向全国的共产党员同志致以布礼！向全世界的真正的康姆尼斯特——共产党人致以布礼！”这种高声赞美一方面是获救后的感恩心理的自然流露，一方面也是自小培养起来的对党、对国家的热爱之情的集中爆发。与同时期的“归来”作家一样，王蒙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创作，基本是从历史叙述与现实描绘两个维度来展开。在历史层面，主要描绘主人公在极‘左’年代里青春、理想、人性遭践踏的故事，以及主人公对党、国家、人民痴心不改的故事；在现实层面，在完成将刚刚过去的时代描述为‘左’倾泛滥的时代之时，再次像50年代初所做的那样，将当下时代指认为“新时代”、“春天”。在这里，对历史的叙述是为了让用血泪、用痛苦换来的教训被记取；对现实的描绘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让过去的悲剧重演。当然从总的创作倾向来看，王蒙的小说创作，相当快地完成了对过去时光的回顾反思向对现实的介入、未来的展望的转换。甚至《杂色》那样的忆往之作，作者也不忘在题记中写上“对于严冬的回顾，不也正是春的赞歌吗？”这样的提醒一方面说明当时作家创作的自由度仍是有限的，作者不得不一开篇就筑起一道自我防御的墙，另一方面也说明，王蒙通过建立严冬与春天两个隐喻间的对比，迅捷地将两个时代区分了开来。当下的时代虽然仍像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但“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春之声》）。过去的苦难并没有成为放飞新的理想的羁绊，而是成为了新的乐观主义的现实基础。
然而，经历了风霜的王蒙毕竟现实多了。他对现实、历史的描绘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诗情，乐观向上的情绪抒发中多了一分难言的苦涩和冷静的思索。他知道时代是要向前的，但向前的路途会是艰难的曲折的；他知道国家的明天会更美好，但当下的面貌却是贫穷的不无粗野的；他知道有理想和信仰是好的，但缺乏理性和现实感的理想和信仰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带来历史的灾难。读者看到，作家是同他笔下的主人公一起成长着，成熟着，昔日热情单纯、未见世面但相信自己担负着改造整个世界的任务的青年，成长为饱经风霜、历受苦难、见多识广，底层也呆过上层也呆过，城市也见过边疆也见过的成熟男子。正所谓“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被排挤到底层和边缘的苦难经历成了王蒙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复杂的经历和对多变的创作风格的追求使复出后的王蒙的创作由单纯走向了多元。题材的多变，手法的多变，风格的多变，成为他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伊犁”系列小说让我们见识了边疆少数民族在特殊时代里的生存形态和文化风习，“新大陆人”系列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特殊的一代华人在域外求生的酸甜苦辣、彷徨艰辛，《说客盈门》《莫须有事件》《风息浪止》等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当下现实生活的独特介入，而《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等小说则让读者看到了王蒙对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结构方式的艰难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