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领先世界潮流十几年、以背越式跳法越过一米五的驼背朱老师，唤起的是一种忍俊不禁的谐谑效果；《欢乐》中那只只有三条腿的癞蛤蟆，则给人以不洁、恶心的恶感。仿佛为了证明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能一样，莫言经常让一些异形人物在其他某方面得到超乎寻常的补偿。《金发婴儿》中的老太婆虽身为瞎子，却能听到儿子、媳妇、女儿六道目光相撞的声音，摸着龙凤图案的缎子被面，便能感到龙凤上下翻腾、交颈缠足：“龙嘶嘶地吼着，凤唧唧地鸣着，龙嘶嘶，凤唧唧，唧唧嘶嘶合鸣着……龙凤嬉戏着，直飞到蓝蓝天上去，一片片金色的羽毛和绿色的鳞片从空中雪花般飘下来”，在这里，触觉转化为听觉和视觉形象，没有生命的图案获得了活泼、轻盈的生命，归根结底还是得力于莫言出神入化、鬼斧神工的感觉描写才能。
后天造成的人体（动物）畸形、残缺往往比与生俱来的人体（动物）畸形、残缺更能带来触目惊心的感觉效果。莫言所写的大多是动乱时代的人事，外来的灾难随时可以消灭、损坏脆弱的血肉之躯。莫言常常是将人（动物）体被毁坏的惨状和过程完整地表现和记录下来。“他的脸上只剩下一张完好无缺的嘴，脑盖飞了，脑浆糊满双耳，一只眼球被震到眶外，像粒大葡萄，挂在耳朵旁。”这是《红高粱》中被哑巴枪毙后的余大牙；“有脱离了马身蹦跳着的马腿，有头上插着刀子的马驹，有赤身裸体、两腿间垂着巨大的马吊的男人，有遍地滚动、像生蛋母鸡一样咯咯叫着的人头，还有几条生着纤细的小腿在她面前的胡麻秆上跳来跳去的小鱼儿。”
这是《丰乳肥臀》中上官来弟眼中的战场景象。到目前为止，似乎还很少有人像莫言一样将人、动物的血肉之躯的七零八落、支离破碎的惨状用一种近乎华丽、奢侈的语句和段落表现出来。有时，莫言也用同样的手法来写人和动物尸体的衰朽：“墨水河里，去年曾经泡胀沤烂了几十具骡马的尸体，它们就停泊在河边的生满杂草的浅水里，肚子着了阳光，胀到极点，便迸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一道道暗绿色的汁液，慢慢地随河水流走了。”（《红高粱家族》）单纯从主题的表达和情节的发展角度而言，这样的段落甚至可有可无，但莫言却将它写得格外的张扬。在莫言那里，故事有时几乎是不重要的，它只是为感觉和印象的铺陈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和空间，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感觉和印象便在这框架和空间里前呼后拥、推推搡搡、大呼小叫。
给读者的感官造成最强烈冲击的，是莫言对人体进行肢解、惩罚的描绘。这种描绘在《红高粱家族》中表现为对活剥刘罗汉大爷皮的描写，在晚近则体现为长篇小说《檀香刑》对各种行刑奇观铺张凌厉的展示。《檀香刑》中围绕赵甲展开的故事，都是对人体施以酷刑的故事。封建时代各种翻新出奇的刑罚、刑具、行刑史、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传奇故事，都经由赵甲这个一生致力于将行刑事儿做得出神入化的顶尖刽子手带到了读者面前。《檀香刑》有一整章是对钱雄飞凌迟五百刀之全过程的细致描写，整个作品的中心情节是围绕对孙丙施以檀香刑而展开，其中完整的人体如何在刽子手手中一步步变成一个血沫横飞的肉球或一具大卸八块的尸体的行刑奇观，一方面暴露出了封建和半封建时代权力阶层的歇斯底里、抽羊癫疯式的过度发作所隐伏的虚弱本质和不堪一击的危机，一方面也给读者带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感官冲击。
为了造成感官的冲击效果，莫言有时是故意地夸大其词（如《神嫖》），有时是有意地进行数字的陈列（如黑驴鸟枪队队长沙月亮向上官来弟求婚的礼物是不同皮革的八件大衣，而哑巴孙不言的求婚礼物是在“我”家院子里的梧桐树、香椿树、杏树上挂满88只兔子），有时则是打破雅俗、美丑的界限，采用一种类似于钱钟书所说的“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的方法，将不文不雅之事物、字句纳入作品之中。从肉体地形学的概念来说，他更关注的是下半身，常突出一般作者加以规避的人体部分，如“我父亲”的“独头蒜”、老金的独乳，写“我爷爷”打发东洋鬼子回老家时，还有意写“我爷爷”将鬼子的传家宝割下塞进他们嘴里，并特别注明有朋友认为此处不美而“我”说“祖宗之功不可泯，祖宗之过不可隐”，这与其说是辩解，不如说是提醒读者的注意。甚至《丰乳肥臀》开头部分描绘运行着的天体，也是“它们闪烁着温馨的粉红色光芒，有的呈乳房状，有的是屁股状”，这里似乎也有意识地要突出整个世界的世俗、肉感气息，并给读者的感官造成冲击。
三
很长一段时间，莫言热衷将相互对立和矛盾的文学因素置于同一个艺术场中来处理。《红蝗》中结尾部分引用的女戏剧家的誓词实际上也代表了莫言本人的艺术理想：“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他的大多数作品，无论是故事母题、题材取向，还是艺术思维、审美风格，都表现出正反同体的特征，在同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空间里，不同的艺术因子常常相互掺杂、糅和、冲突，构成一个富有反讽张力意味的文学世界。
在创作中，莫言常常将生育与死亡的母题搅和在一起，将人物置于生与死的临界点上来激发他们生的意志，或渲染生的悲剧。
《秋水》写了复仇的故事，也写了生育和死亡的故事。生产的艰难几乎使“我奶奶”痛不欲生，但“我爷爷”自有他自己的生活逻辑：咱人也杀了，火也放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水大没不了山，树高戳不了天。过去杀人放火的经历在此成了度过生死关口的精神支柱。
在《丰乳肥臀》第一章，莫言则将上官吕氏的生产放在同驴子生产同一水平线来写，用战争的死亡气息与生产的紧张气氛相互烘托，成功地突出了上官吕氏大地般的生命强度与骡马般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等气度和幸运。《欢乐》中的齐文栋便宁肯舍弃生命也不愿意再活下去，在重新回到母亲子宫般的感觉中他唱起了自己的欢乐颂：“欢乐呵，欢乐！我再也不要看你这遍披着绿脓血和绿粪便的绿躯体、生满了绿锈和绿蛆虫的灵魂，我欢乐的眼！再也不要嗅你这个扑鼻的绿尸臭、阴凉的绿铜臭，我欢乐的鼻！”面对死亡的现实，这欢乐颂是不无反讽气息的，结尾从地上传来的“什么是欢乐？哪里有欢乐？欢乐的本质是什么？欢乐的源头在哪里？”的询问声，实际上构成了对齐文栋之欢乐颂的质疑和反讽。人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脆弱的，其生命力甚至赶不上《欢乐》所附的篇外篇里中学生所写的母亲所养的那些小鸡，刹那间的意念便足以使人渡不过生死的难关。《天堂蒜薹之歌》中，莫言甚至虚构了金菊自杀前同腹中急于降临人世的男孩的对话，将人生的灾难和险恶完整地呈现到了人们面前。
美与丑、高雅与粗俗的掺和与对立，是莫言小说正反同体特征的另一种表现。在人们的心目中，在古典艺术中，美和丑、高雅和粗俗基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美和高雅是神圣的、积极的、正面的，具有肯定的意义；丑和粗俗是低贱的、消极的、反面的，只具有否定的意义。为了获得文学艺术的和谐之美，艺术家们总是将丑的事物、粗俗的事物排除在艺术的殿堂之外。莫言则反其道而行之，拆除其间的人为的樊篱，使美与丑勾肩搭背，高雅与粗俗相伴而行，甚至赋予一些被大众否定的、贬低的事物以积极的、肯定的意义。在《红高粱家族》中，“我”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在写故乡先辈的传奇时，莫言确实也不避丑陋、世俗、龌龊的一面，既写余占鳌这样既敢杀人放火又能精忠报国的人，也写成麻子那种一半是人一半是狗的人，余占鳌的一泡尿竟然神奇地使“我”家的高粱酒压倒群芳。《红蝗》更是将四老爷在野外拉屎时的感受同印度的瑜伽功和中国高僧们的静坐参禅联系到一起，叙述人“我”还不满意于人们将食草家族的语言骂为“粗俗、污秽”，“我”以激愤的口吻申言：“我们的大便像贴着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大便时往往联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甚至升华成一种宗教仪式为什么不能歌颂？”《红蝗》的创作虽然有过多的情绪化的因素，叙述人“我”也不等同于莫言，但可以肯定，莫言在创作中确实致力于造成美与丑、高雅与粗俗的正反同体。他抹平了崇高与卑鄙、高雅与下作、美丽与丑陋间的界限，将畸形掺入优雅，兽性结合进灵智，肉体赋予灵魂。屎、尿、刺猬、猫头鹰等等一般被认为不宜写入文学作品的，他却大写特写（如《红蝗》，如《丰乳肥臀》中的屎尿大战），并赋予它们以正面的意义。
感性与理性的混淆与掺和，是莫言小说正反同体特征的又一种表现。莫言的感觉描写、意象铺陈，在作品中比比皆是，不过其中也不乏理性分析与逻辑推论之处。由于莫言的小说较多地采用童年视角，叙事人有时往往被定义为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腌透了心的“不肖子孙”，所以当他们面对世事和先辈的传奇人生时，往往会产生由于年龄、时空、观念的差距而带来的不解和误差。他们有了解世事人生和先辈历史的愿望和好奇心，但面对纷繁的世事和复杂的历史，他们所作出的理性分析和逻辑推论往往隔靴抓痒，或风马牛不相及。与色彩绚丽的感觉描写、灵动飞扬的意象描绘相比，这一类的分析和推论常常显得苍白干瘪，或过甚其词，具有一种特有的戏谑和反讽气息。
如《红高粱家族》归纳出来的“我”爷爷迟迟未入绿林的三大原因（受文化道德的制约、暂时还未遇到逼上梁山的压力、人生观还处在青嫩的成长阶段），便戏拟了一段时间内文学研究中某些庸俗社会学的方法；《红蝗》对四老妈被休回娘家而脸上仍呈现出幸福美满表情的分析（四老妈脸上的表情与性的刺激有直接关系），则构成了对风行一时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反讽。与以往作家不同的是，莫言将形象的描绘和理性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不是要对生活进行提纯，从现象中概括出某种本质来，而是要突出人类的理性思维相对于复杂多变的人生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红高粱》中“我”从“我爷爷”的爱情经历、“我父亲”的爱情狂澜、“我自己”的爱情沙漠中总结出来的所谓“狂热的、残酷的、冰凉的爱情＝胃出血+活剥皮+装哑巴”的“爱情的钢铁规律”，除了证明了“我”的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浅薄无聊之外，似乎并不能提供什么可以超出一切爱情经验之上的“钢铁规律”。可以说，在莫言的创作中，不是让理性来引领、统率感性，而是让感性对理性发起了最猛烈的冲击。
由于莫言将一些具有悖反性质的文学因素纳入文本，他的作品里有时便出现一些初看起来殊为费解的句子和段落。如：“一群百姓面如荒凉的沙漠，看着他的比身体其他部位的颜色略微浅一些的屁股，这个屁股上布满伤痕，也布满阳光，百姓看着它，好像看着一张明媚的面孔，好像看着我自己。”（《枯河》）再如：“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悲剧、这件家族史上骇人的丑闻、感人的壮举、惨无人道的兽行、伟大的里程碑、肮脏的耻辱柱、伟大的进步、愚蠢的倒退……已经过去了数百年，但那把火一直没有熄灭，它暗藏在家族的每一个成员的心里，一有机会就熊熊燃烧起来。”
（《红蝗》）布满伤痕的屁股和明媚的面孔、丑闻和壮举、里程碑和耻辱柱正反同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冲突。这种对比和冲突，有时是由不同的价值判断系统造成的（从人性的角度说，食草家族历史上那一对被施以火刑的恋人演出的是爱情悲剧；从家族的繁衍和进化的角度说，其恋爱又是骇人的丑闻），有时是由不同的叙事视角造成的（从叙述者“我”的角度来叙述，日本鬼子的脸上挂着的是黄鼠狼一样的笑容；在不懂事的小姑姑的眼里，他们的脸则像“刚从锅沿上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有时又是由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正反同体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常人的眼光里，“死”和“屁股”相对于“生”和“面孔”来说只有否定的意义，但小虎以死来报复父亲和大哥的毒打实际上也是对支书所代表的权力的最大蔑视，父亲和大哥在支书面前战战兢兢、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而小虎面对毒打发出的是一声声的“狗屎”“臭狗屎”的反抗之声，这无疑构成了对那种没有人性尊严的生存状态的否定，于是，死转换为生，布满伤痕的屁股转换为明媚的面孔，看似矛盾的修辞很好地传达出了小虎之自杀所包含的复杂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