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鼓额的父母一言不发，只有“我”在向一个不在场的柏慧有点喋喋不休地强调“贫困只是一种朴素，是自然的状态”。夸张一点说，张炜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对手之间还是同志之间，本质上不存在任何的平等对话关系，他们是封闭自足的、闭目塞听的。而这种关系的形成，最终的原因可追溯到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一种不平等关系，虽然主人公在张炜那里得到了肯定，但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他不是一个具有自己思想和言论的充实完整的主体，而只是作者思想和言论表现的一个客体，或者说是一个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主人公仿佛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对自己作出评价，但他本质上是在传达作者的声音和评价。“在独白型构思中，主人公是封闭式的。他的思想所及，有严格限定的范围……
这样的形象是建立在作者的世界观里的，而作者世界对主人公意识来说是个客观的世界。要建立这个世界，包括其中不同的观点和最终的定评，前提是应有外在的稳定的作者立场、稳定的作者视野。主人公自我意识被纳入作者意识坚固的框架内，作者意识决定并描绘主人公意识，而主人公自我意识却不能从内部突破作者意识的框架。”张炜在创作中所运用的正是一种独白型的构思，主人公所有的思想和意识都被收缩在作者的思想和意识的框架之中，这就是无论老得、李芒还是明槐、抱朴，虽然其社会身份是农民而精神气质和言谈举止却像诗人、思想家的原因，也是宁伽、“我”和史珂等发出的议论与张炜同时期在随笔中所持的立场观点保持高度一致的原因。
总之，张炜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的定性和评价，都没有超出作者的观念、意识框架，没有遇到来自人物内心的对话式的反抗，按照巴赫金论述独白型小说的话来说：“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同作者的议论和作者的真理处于同一层次上，作者并不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处于对话关系。所有这些主人公连同自己的视野、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探求和争论，都被写进了长篇小说的独白型牢固的整体之中，这个整体使所有主人公都得到完成和论定。”这种创作局面的形成，应该说与张炜历来的创作状态和创作理想有关。他曾将理想的创作状态比喻成“像写信一样”，倾向于一种与人谈心式的、敢爱敢恨、以诚待人的创作。他又说自己“对生活总觉得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可一时又讲不清楚。我喜欢倾听，但别人讲的我又不全信。
我只能把一腔热情、深深的牵挂，还有无穷无尽的猜测用手刻记下来……有时我老想去充当一个替人分辩的角色，事不关己，也耿耿于怀。我知道自己这时的心态更接近于律师的行当”。在《请挽救艺术家》《柏慧》这样采用了书信和内心倾诉形式的作品中，作者的想像中无疑会出现一个理想的倾听者（拟想读者），而创作中替人分辩的律师心态，必然使作者毫不犹豫地充当起笔下人物的代言人和辩护人角色。越是往后发展，张炜越是倾向于一种全知全能的小说创作，虽然在一些作品里，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但他并不像一些先锋小说家那样严格地限制第一人称的叙述权力，在涉及到一些自己不在场的事件的叙述时提供合法的信息来源，恰恰相反，他将自己的叙事权力扩展到无限的大，并从事起一种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工作来，将自己划归洁净的一方，将他人贬为污浊的一方。而从叙事艺术的角度来讲，“要是想让小说讲一个对自己不利的故事，你就让他做主角——叙述者；但如果你希望小说人物是值得赞美的，那对此就要再三斟酌”。
读者并不太愿意接受一个自我赞美、自我标榜的叙述者，已经有相当创作经验的张炜为何还会让一个值得赞美的人做主角呢？我们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太急于让自己的声音借助于主人公传达到读者那里去。“从作者世界观中的个性激情直接转到他的主人公生活激情上去，由此再转到作者独白型的结论上——这便是浪漫主义类型的独白型小说的典型途径。”也是张炜小说的典型途径。在张炜那里，任何一种思想观念、个性激情，都是当作某一个群体的立场来理解和描绘的，而不是当作某一个人的立场来理解和描绘的。在这里不存在复调小说的那种多声部，在这里只有一个声音，主人公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他只是作者声音的传达者。
于是，我们看到了老得和小雨分别在葡萄园里写诗和舞蹈，看到了李芒在思索和愤怒，看到了抱朴在乡村磨房里读《共产党宣言》，看到了宁伽、“我”、史珂念念不忘清洁、背叛、遗忘、守望等等关键词。甚至在《三想》这样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作家压根就没有将植物和动物当作植物和动物来写，植物和动物不是作家的审美对象，它们只是主张回归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作者观念的传声筒。
有人将张炜的创作倾向概括为审美浪漫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甚至有专著将张炜和张承志捆在一起放到审美浪漫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下来谈。这有一定的道理。对理想信仰、道德人格的推崇，是“二张”创作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创作的一个基本文化立场；而在审美趋向上，当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欲望化的世俗伦理统治文坛之时，他们则以特立独行的姿态，推崇一种与俗世保持距离的、带有浪漫色彩的内心生活与审美追求，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趋势在世纪末的独脉余响。
罗成琰曾在考察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际，概括出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三大特征，即主观性、个人性、自然性。所谓主观性就是把情感、想像、灵感提到艺术的首要位置，作品中充满了浓厚的主观抒情色彩；所谓个人性就是作家个性意识的增强，主张艺术是自我的表现，追求艺术的独创性，同时，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成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形态；所谓自然性，就是创作主体流露出“回归自然”的倾向，向往人的自然本性和美丽、清幽的大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文明持尖锐的批判态度。这种概括是相当准确的。张炜同这种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既保持着一致，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突出地表现为将一种现实的战斗精神融入了浪漫文学的创作，在强调浪漫主义文学所推崇的情感、想像、激情的同时，也强调现实主义文学所推崇的经验、理性和思维（但他绝对排斥现代主义文学所强调的直觉、本能、潜意识）。张炜的主观性和个人性，不是表现为一种以自我表现和个人为中心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恰恰相反，他在多种场合表示文学是战斗的，并说“无论搞什么艺术，只要不能自觉地把自己的立场移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方面来，不能移到弱者的立场上来，他的艺术就难以有深长动人的力量”。他力图在自己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人性的创作中确立起客观性和社会性，传达出公众的情感和弱者的情感。这使他的小说带有了浪漫主义小说的一般特征：“在浪漫主义小说里，人的意识和思想只不过是作者的激情和作者的结论；主人公则不过是作者激情的实现者，或是作者结论的对象。正是浪漫主义作家，才在他所描绘的现实中，直接表现出自己的艺术同情和褒贬；这时他们便把凡是无法溶进自己好恶的声音的一切，全都对象化、实物化了。”在他的创作中，个人和社会的对立，回归自然的倾向是两个相当重要的主题形态。即使在晚近创作的《外省书》中，主人公虽然一改直接介入的态度而为一种旁观环顾的边缘态度，但无论是史珂还是淳于，都与当下的社会有一段格格不入的心理距离。至于他的“回归自然”与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则20余年来更少变化。从《古船》对地质队遗留在洼狸镇的铅筒的忧虑，到《九月寓言》对现代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灾难性破坏的直接描绘，以及《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等作品对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现象的谴责，张炜一直警惕着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他曾说：“现代工业文明是一种美，但它极易伤害更本质、更永恒的美。理想主义者渴求这两种美能够较少冲突地平行和并存。”他渴求这两种美和平共处而不得，于是将巨大的愤怒倾泄到现代文明身上，并强化了对于农业文明的坚守态度。但是，在强势文明面前，这种坚守最后又只能退而求其次，衍变为一种心灵的守望。这既成就了张炜鲜明的文化立场和审美立场，同时也带来了相关的艺术处理上的问题。
这种心灵的坚守在赋予张炜的小说以一种“思想”的质地的同时，却难以落实到一片具体的、形象的土地上，结果思想只能交由思想者来表达，它无法得到感性的描绘和传达。“一种思想一旦被纳入所写事件之中，它本身就具有了事件性，就获得了‘感情的思想’，‘威力的思想’这种特殊品格……但思想如果被人从不同意识在情节上的相互作用中抽取出来，再塞到独白体系的上下文中去，不管这上下文是如何的辩证，思想也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上述那种特色，而变成一种很蹩脚的哲理议论。”在阅读张炜的小说时，我们常能感觉到作者无法将自己的思想观念化为事件和人物、场景等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是有些笨手笨脚地通过人物的议论和感慨直白地传达出来，在某些段落，甚至出现了小说的随笔化、杂文化倾向，只能做一个中篇甚至于一个短篇的材料却借助于“精神接力者”的思维活动和内心倾诉被抻长为长篇小说。特别是，由于代表作家观点的叙述者过多地干预和抢夺人物的话语权，一个作品便难以成为一个血肉丰满、气韵生动的艺术品，相反，它仿佛成了一个思想的棋盘，每个人物在这个棋盘上都只是作家思想的一颗棋子。甚至于在《九月寓言》这样写得比较感性的作品里，个别地方也未能避免这一弊端。如作品写小村的女人禁不住矿区澡池的诱惑去矿区洗澡，由最初的忸忸怩怩到后来的坦然面对看澡堂的小驴的公然观看，女人们的心理活动其实已较好地表现了乡村妇人被现代物质文明征服的过程；小驴与女人们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事实上也已经形象地写出了现代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形态间的互为“他者”的关系，以及前者之于后者的强势地位。但作者为了表现现代物质文明必然带来道德堕落的观念，继而写到了小驴对小豆的强奸，这时小豆的后悔心理颇能说明问题：“她本该是一个土人，这是命定的呀！她偏偏要去大热水池子，偏偏要洗去千年的老灰。一切的毛病都出在这儿了，活该遭此报应。她由此想到了男人的愤怒，一瞬间领悟了全部的奥秘。男人那飞舞的带子下有真理啊！”小豆男人对小豆的毒打不自强奸事件始，这种妇女的命运有些近似萧红等作家笔下那种北方女人的悲惨命运。在这里，张炜显然用力过度，为了传达一种“正确”的观念不惜让一个女人认同、屈服于男权文化的“真理”。而这种艺术描写上的顾此失彼，显然来源于作家的一种努力，即试图依靠思想的力量来建造起一座艺术的大厦，但结果是，思想的正确和纯粹，有时是以失去作品的血肉作了沉重的代价。迄今为止，作为一个激情型的关注当下社会的作家，如何表达自己对时代和社会的观感，如何把活生生的感性呈现出来，如何将思想的力量化为艺术的力量，对张炜来说，依然是一个未尽能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