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则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背着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育更是其“重灾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全盘否定“文革”前17年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文化大革命”灾难席卷全国，电力高校也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
（第一节）“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电力高等教育
一、“文化大革命”在电力高等教育领域的兴起和泛滥
早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前，电力高校主管部门及归属地党委即派“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工作队进驻学校，领导各校社教活动，当时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所谓“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
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提出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通知》发表后，派驻电力高校的“四清”工作队即改为“文化大革命”工作队，领导电力高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所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自此，“文化大革命”迅即席卷全国，各电力高校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这场“文革”灾难之中。
趋于形势所迫，各电力高校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安排。各校被迫减少期末考试科目或取消本学期期末考试，应届毕业生推迟分配，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从此各电力高校停止招生达6年之久。一时间，电力高校纷纷停课闹革命，大字报满天飞，揭发学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等问题。
原派驻各校的“四清”工作队或撤离，或改名“文化大革命”工作队，指导各校的“文化大革命”。
在各地师生相继起来“造反”、许多学校的党组织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水电部及各地省、市委向电力高校派出工作组，1966年6月9日，水电部派3人工作组分别进驻北京电力学院、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吉林市委工作队20余人进入吉林电力学院。
6月11日湖北省委工作组进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7月8日，华东电业管理局派出60余人工作队进驻上海电力工业专科学校，协助领导各校运动。工作组的派出并开展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高等学校的混乱现象。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认为，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必须彻底改革，并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推迟半年进行。高等教育部相继于6月27日、30日发出通知，暂停1966年、1967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将选拔派遣出国留学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在中央向部分高等学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极为不满。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7月下旬，从北京大学赶走了派驻学校的工作组，成立了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夺取了北京大学的领导权。7月25日，毛泽东严厉指责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7月28日决定撤消所有派赴学校的工作组。
在此情形下，8、9月份各电力高校的工作队相继撤离。各电力高校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各系部也相继成立了“筹备小组”。一些人把矛头对准学校的党委和广大干部，采取揪斗、开批判大会的方式批判各校党委“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各级领导干部分别采取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监督劳动、非法关押逼供、殴打、抄家等非法手段进行残酷打击、迫害。对老教授和一批骨干教师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把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作为“修正主义的苗子”和“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进行批判。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个学生自发组成的所谓“红卫兵”组织写信，表达热烈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行动。这封信作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很快传遍北京、传遍全国。
1966年8月9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电力高校立即掀起了学习《十六条》、宣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的活动。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表达了对“红卫兵”运动的坚决支持。在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北京和各地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和大、中学生。京外的电力高校师生有部分赴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活动。“红卫兵”运动和全国规模的大串联很快在电力高校中铺开。北京电力学院大部分师生陆续外出串联，同时，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大、中学生。大串联结束后，各校成立了各类“红卫兵组织”。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以后，由于对学校党委、当地党委和许多问题的观点不同，逐步形成对立的派别，产生了一批造反派组织，这些造反派将不同意他们观点的组织和群众攻击为“保皇派”，进行批判斗争。像这样的造反派组织遍布各个电力高校，他们直接把矛头对准学校的党委、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教师。
造反派对电力高校各级党政领导和党、团组织领导以及骨干教师进行残酷斗争。大批领导干部被强加上“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多次受到批判斗争。有的被撤消党内外职务，有的被关押、遭殴打、受侮辱，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冲击下，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夺了学院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召开“革委会”成立大会；上海电力工业专科学校“红革会”于1967年1月24日夺了学校党政大权；吉林电力学院红卫兵联合总部于1967年2月1日夺了学院党、政、财、文大权。北京电力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夺了学院党、政、财、文大权，并成立了“井冈山公社”；其他电力高校的党、政、财、文大权也纷纷被各校的造反派组织夺走。由于当时控制了部分权力的“造反派”组织头头无政府主义的恶性膨胀等因素的作用，其组织内部分裂，出现互相对立、互相攻击、争权夺势的派性组织。从此，各校武斗不断升级，派仗不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组织不仅在校内进行活动，而且派大批人到社会上进行串联，参加湖北省、武汉市的夺权活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成为当时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的一个重要据点。1967年7月18日，谢富治、王力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体育馆就文化大革命问题发表讲话，煽风点火，支持一派、压制一派，进一步加剧了武汉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引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学院的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武汉军区领导，同时到全国各地办联络站，冲击军事机关，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造成严重后果。
二、极左的“斗、批、改”运动使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倍受摧残
面对高等学校越来越激烈的武斗局面，毛泽东为挽回局势采取了断然措施，指示立即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简称“工宣队”）进驻高校。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提出各地要仿照北京的办法，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驻学校，制止武斗，推动教育革命。
1967年12月，北京军区1806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电力学院。1967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9197和3185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吉林电力学院，此后，1968年吉林省机械厂、水泥厂的工宣队又进驻学院。1968年8月4日，第一批工宣队进驻上海电力工业专科学校。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1968年9月23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68年9月24日，工宣队进驻华东水利学院。
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电力高等学校初期，在制止校内武斗、稳定局势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仍执行“左”的路线，进行所谓的“斗、批、改”，错误地批判教师和干部，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压制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在“斗、批、改”期间，电力高校师生到农村边参加劳动，边搞运动。1969年12月，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师生员工分三批赴湖北省罗田、长阳等县进行“斗、批、改”。华东水利学院师生员工则于1969年10月步行140公里到金湖淮河入江水道工地劳动和搞“斗、批、改”，历时4个月。
电力高校的“斗、批、改”和全国一样，按照当时的规定经过建立革命委员会、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阶段。
从1968年下半年至1969年，各电力高等学校在驻校工、军宣队的领导下相继建立了校革命委员会，主要是改变学校领导班子的组成。1968年2月，北京电力学院两派组织的负责人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参加了北京市革委会组织的首都高校大联合学习班，并于3月7日成立了院革委会，委员17人。吉林电力学院10月16日成立革委会，委员17人。华东水利学院则于1968年10月10日成立了由27名委员组成的革委会，随后，各系也成立了革委会。
1969年8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说，认为“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的看法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并强调，当前批判的锋芒应当指向：第一，要批判修正主义，包括哲学、历史、教育、新闻、卫生、文艺理论、经济理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毒草”。第二，要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部”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第三，要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此后，电力高校纷纷设立了专业“大批判组”。除着重批判了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所谓“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公私溶化论”、“党内和平论”之外，高等学校大批判组还继续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时师生还要进行自我批判，搞所谓“斗私批修”。联系自己的思想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亮相。问题较多的人则要接受群众的轮番批判和所谓“帮助”。
1968年9月12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文章强调，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文章。文章在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1968年以后，电力高等学校教职工离开学校，下放农村，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和农场。华东水利学院在江苏省金湖县办起了“五七”农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枝江县办了“五七”农场。大部分干部、教师被剥夺了教学、科研的权利，在走“五七道路”的名义下，被迫到“五七”干校、农场或下乡下厂，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工人的“再教育”。这样做使广大知识分子政治上受到打击，身心受摧残，学术中断，极大地挫伤了他们政治上和业务上的积极性。上海电力工业专科学校的教师长期被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70年有104人到湖北省京山县插队落户。吉林电力学院的干部于1970年1月8日到吉林省磐石、德惠、舒兰、怀德等地插队落户，下去的干部共有104名。遵照毛主席“校办工厂”的指示，吉林电力学院于1970年3月新建了半导体厂和多晶硅厂。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和华东水利学院于1970年建立了“五七”工厂。
三、电力高校的搬迁和领导体制变化
在“斗、批、改”中，一些高等学校被撤、并、迁。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
这一通知直接引发了一批高等学校被撤、并、迁，大批校舍被侵占。如北京电力学院于1969年10月底南迁邯郸。除老弱病残和校办工厂留守北京外，484名学生和300多名教职员工，连同家属近千人全部分散到邯郸岳城水库工地和邯郸、马头、峰峰三个电厂。次年10月，学院由邯郸迁至保定，改名为“河北电力学院”，由电力部和河北省双重领导，以省为主。华东水利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吉林电力学院也先后下放有关省领导。
北京水利水电学院1969年奉命前往河北磁县境内的岳城水库和河南林县。1970年，学院改由河北省领导，1970年12月恢复招生，1971年1月1日起，改称河北水利水电学院。1972年，河北省决定在邯郸市中华大街南头建院。学院在飘泊中办学，元气大伤。
（第二节）电力高校的“教育革命”
在“文革”中，电力高校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广大教职员工仍然热爱祖国，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其中许多同志尽管遭到种种打击和迫害，仍然坚持在不同的岗位上勤恳工作，教师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先是组成教学小分队，其后办起技工班，后来又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
一、教学小分队和专业培训班
1968年5至9月，电力高校相继调整了学校机构，各校普遍成立了政工组、办事组、后勤组、保卫组、学生工作组和“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着手进行办学的调查研究和开展教学活动的准备。
北京电力学院将全院分成8个连21个排，教师和学生混合编成专业连、排或教育革命小分队。从1968年5到8月，学院大部分师生分别在北京钢厂、东郊热电厂、房山等十几处进行所谓教育革命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