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过程是中央银行买入国债交易，商业银行获得基础货币（包括现金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然后据此基础货币倍数发放贷款，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的货币需求在此基础货币乘上货币乘数的范围内得到满足。尽管商业银行的账户平衡也是存贷差额等于现金（泛指基础货币）持有，但是，其因果关系则是现金持有决定贷款，而不是存贷款差额决定现金的持有。因为，现金是商业银行贷款发放的基础和制约，没有现金，商业银行就不能发放贷款，发放贷款所形成的现金需求，不管是工资奖金的发放，还是储蓄存款的提取，发放贷款所形成的现金需求也不能大于商业银行所拥有的基础货币。所以对商业银行来说，只有存款大于贷款（如果我们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构成简化为存款和贷款的话），而不会有贷款的大于存款，否则商业银行就会没有足够的基础货币满足存款人的提现而倒闭。对中央银行来说，贷款一般总要大于存款，这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现金需求的增长，当然也不排斥银根紧缩使得存款大于贷款。在这样的货币供给框架中，与我们相似的现金回笼或投放的概念只适用于中央银行，而不适用于商业银行。
（三）服从于上级指令的运作方式
正是在信贷计划决定的金融运行框架中，服从上级指令就成为我国当时银行运作的基本规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极大化的运作机制不同，它既是形成“大一统”银行体制的基本条件，也保证了“大一统”的银行体系的正常运作。
银行运行实行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体现在金融体制上，就是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即省市设分行，区县设支行，区县以下设分理处。这种与行政管理的职能和层次结构高度一致的组织结构，决定了金融决策是整体经济计划决策的一部分；国家的计划决策，如投资、生产增长和财政收支等计划对金融活动起支配和导向作用，成为金融决策的依据；金融体制内部的决策也纵向贯穿上下级行政等级原则，表现为自上而下地进行金融机构的设置与撤并、信贷安排和银行利率的调整。这样的金融运行只能是行政管理与经营业务不可分割，宏观与微观合二为一，集中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在从事具体金融业务，如工商信贷等的同时，承担金融活动的调节和监管。在信贷计划决定贷款投放和现金发行的基础上，人行总行要将全部贷款分解下达给各个分支行去发放，而所有的存款又是人行总行估计、并要求各分支行组织吸收的。这就决定了各分支行的贷与不贷，贷多贷少，贷给什么对象都只能根据上级行分配的贷款指标来决定，而与它们吸收存款的多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只要有贷款指标，没有存款也能贷；反过来，没有贷款指标，存款再多也不能贷。因为各级行处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所以无法根据利益导向来运作。因为各级行处的存贷款都在信贷计划的控制之中，所有分支行的存款都要上划总行，它们所有的贷款也都由总行核准划拨，各级行处再按总行的指令行事，所以总行要对各级行处承当责任，各级行处因此无需面对入不敷出，收不抵支的风险。同时，因为所有的货币供给实际上都由人民银行总行决定，所有的货币需求又由计划经济所直接决定，利率相应也只能由人行总行直接决定。在利率既不为货币供求所决定，也不能反过来决定货币供求的条件下，各级行处的贷款发放更无需考虑利率的高低。
而没有随行就市的利率就不会有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如果不讨论计划金融体制本身对它的排斥的话。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中央银行的贷款多少，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借款需求。
中央银行不能直接决定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是可以通过利率的变动进行调节，利率下降，贷款增加，反之则减少。中央银行一般也不能直接规定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只能听任商业银行自行决定贷款的规模。商业银行决定的贷款和投向的依据则是其基础货币的多少和风险与利润的对比。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越多，其所能发放的贷款规模也越大，哪个产业的贷款效益好，贷款就投向哪个方向。货币供给因此不为中央银行所直接决定，同时市场经济也无法直接控制社会的货币需求，作为货币的价格———利率也将随货币的供大于求而下降，货币的求大于供而上升。反过来，利率的高低也影响银行的贷款意向和人们的贷款需求，从而导致货币供求的变化。也就是说，利率的随行就市波动是金融市场运作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四）简单直接的货币传导机制
所谓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是指货币供给的变化影响经济运行的环节和途径。在以服从指令为运作方式的“大一统”的银行体制的基础上，货币供给的变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直接明了的，而不像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银行体制中，货币供给的变动要通过一系列中间变量传导至实体经济活动。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中，货币的传导过程表现得相当地明确和直接，但它影响经济的力度却相当有限。传统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由计划决定生产的经济。尽管计划的编制离不开对需求的估计，但需求不足以直接影响经济活动。
因为，计划经济中的商品价格，商品的生产和流向，以及生产要素的配置等都直接为经济计划所规定。这就是说，完全的计划经济不具备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需求决定生产的基本条件。对传统计划经济中货币供给传导机制的研究，不能直接照搬当代经济理论总需求分析的结论，但可以依据同样的方法分析计划经济体制的具体情况。
一般来说，完全计划经济中的货币供给开始于各级人民银行按信贷计划发放贷款，转化成借款企业的购买力后，构成对销货企业商品的需求，货币供给即对生产资料的生产发生影响；销货企业将销货收入的一部分发放工资奖金，存款货币转化成现金，对消费品生产产生影响。至此，货币供给已经传导至经济运行过程，但是，它的影响只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媒介，而不至于直接造成生产的扩张或收缩，因为决定生产规模的是经济计划，货币只是实现经济计划的手段。尽管它也会在经济计划实现顺利与否的意义上，间接地影响生产规模。
在货币供给与商品供给大体相当的情况下，销货企业可以顺利地实现其商品销售，购货企业则能获得必要的生产要素，它们的再生产循环都能正常地进行下去，国民经济因此在经济计划确定的水平上运行。因为，信贷计划是根据经济发展计划确定的，所以，为货币供给支撑的需求一般不会超过为计划经济要求企业提供的商品，因此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相当。
在货币供给大于商品供给的情况下，偏多的货币也会追逐有限的商品，商品价格因此承受上涨的压力。但是，计划经济必然采取各种包括票证在内的配给控制手段，以阻遏价格水平的上升。尽管这样的价格阻遏会因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腐蚀侵袭”而屡有突破，但是一般来说，为货币供给支撑的需求一般不会超过为经济计划要求企业提供的商品，总需求在大多数年份都能与总供给大体相当。但也常发生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由于计划的阻遏，以及上升的价格不能完全转化成生产者的收益，生产者缺乏扩大生产的动力；同时，也因为生产计划的约束，生产者也没有扩大生产的条件，所以货币供给大于商品供给，并不能充分有效地增加社会产出。这种情况在计划经济的历史上屡屡发生，因为，经济计划的编制并不一直合理，实际经济的运行也往往落后于计划的要求，而货币供给仍然按经济计划确定的信贷计划来实施，正如“三年自然灾害”中所发生过的情况那样。
在货币供给小于商品供给的情况下，购货企业得不到必要的贷款，其再生产循环就会遇到障碍，销货企业的商品卖不出去。但是，只要有生产计划支撑，即便银行资金不能到位，产品卖不掉而积压，生产还能按计划继续进行。因为，计划经济的生产是按计划指令、而不是按生产利润进行的，而且，银行还会承受各方面的压力，而不得不为生产卖不掉商品的企业提供贷款。计划经济历史上的几次经济紧缩，都是在压缩生产计划的同时抽紧银根。没有生产计划的压缩，银根的抽紧不足以缩小生产规模；没有银根的抽紧，经济计划的压缩也难免旷以时日。显然，计划经济中货币供给的传导是通过信贷计划的实施，以及生产企业和职工的购买而连接经济运行的；同时，货币供给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比较微弱，因为它只是影响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影响经济运行的充分条件。
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作为这个体制组成部分的金融组织所有制形式和机构设置的一元化和金融工具的单调化，使市场机制在全社会、包括在资金配置和调节领域中逐步消失，资源及其配置和调节的方式相应趋于计划化。与许多商品的市场一样，金融市场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国家计划全面直接的干预。在为各级政府所要求的经济高增长指标服务的同时，根本否定各级行处融资的自主权和积极性，降低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助长了经济的盲目扩张和社会总需求的过度膨胀，以及信贷收支被动式平衡和预算的软约束。没有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反映资金供求的利率体制，仅有的银行利率也只是行政意志的表现，而不具有调节资金供求的经济杠杆作用。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银行体制中，货币供给的变化要通过货币量和利率的变化传导至实际生产领域。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生产规模的大小最终取决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关系，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生产规模缩小，反之则生产规模扩大。货币供给的增加通过公众的货币持有的增加，推动总需求的增加和企业边际收益的提高，同时又通过利率的下降，降低企业的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反之，货币供给减少，又通过公众手持货币的增加和利率的上升，导致货币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企业生产规模随之收缩。尽管货币供给变动影响货币量和利率的过程非本文所能一言以蔽之，但是，货币供给确实与我国“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不同，它必须迂回曲折地作用于货币量和利率才能影响实际产出，而不像我国的信贷计划那样，简单直接地作用于实际产出，且起作用的效果和力度也远远超过我国的货币供给。
（五）直接被动的金融宏观调控方式
在“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中，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经济计划来进行，信贷计划只是以直接作用实际经济的方式发挥配套作用，这不仅在方法上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以间接、独立自主的方式调控经济有根本的不同，其调控效果也有很大的差异。
在计划经济的三大管理体制，即计划体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中，金融体制从属于计划体制和财政体制，财政体制也从属于计划体制，计划体制实际处于核心位置，起支配作用。相对于计划指令而言，财政和银行实际上成了完成计划指令的执行杠杆和操作工具，因此完全不具备自主运作和调节经济的独立性。
在“计划点菜，财政结账，银行付款”的三角关系中，银行的被动性和从属性尤为突出，它实际上只是按计划和财政的指令行事，所以不需要、也无法独立承担宏观调控经济的重任。
当时，我国的宏观调控在经济计划的基础上，通过信贷计划的执行来进行，也就是在实行扩张性的经济计划之时，放松银根，刺激经济扩张；反之，则抽紧银根，促使经济紧缩，信贷计划因此发挥为经济计划配套的辅助作用。如果没有经济计划的扩张，银根就不会松动，松动了也不足以有效地刺激经济；反过来，只有经济计划收缩，银根也不会抽紧，抽紧了也很难使经济紧缩到位。如果不讨论经济计划对生产领域和货币供给的决定和制约作用，没有人行总行的许可，信贷计划不会扩大，各级行处的贷款额度也不会增加，货币供给将保持不变，经济运行只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一旦人行总行收缩信贷计划，各级行处就只能收回贷款，货币供给就相应减少，经济运行的水平随之下降，人行总行因此而能够实现它预期的宏观调控目的。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信贷计划一旦付诸实施，就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它会违背设计者的初衷，决策者甚至难以完全把握它的运行结果。
诚如前述，信贷计划是按存贷差额等于现金发行的原则来编制的，而实际货币流通的关系也必然是存贷差额等于现金发行，这样的账户关系决定了只要贷款发放过多，即便存款及时入行，不管人行总行愿意还是不愿意，现金发行都必然增加；反过来，即便贷款发放没有超计划，而存款没有按计划及时足额地入行，现金发行仍然会背离人行总行的意愿而增加。如果贷款发放超计划，而存款入行又未能实现计划目标，现金发行的过多将变得更加严重。在计划经济中，投资饥渴症的普遍存在和政府对企业的“父爱主义”，决定了贷款的超计划几乎如影相随；而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又造成了企业、财政甚至公众的存款往往达不到计划预期的规模，于是信贷计划的突破和现金发行的过多几乎发生在改革开放前的大多数年份中，尽管这种货币供给的超计划都表现为人行总行对信贷计划的修正，以及对贷款额度和现金发行指标的追加，但是，它仍然隐含着人行总行面对货币需求增加的无奈，以及信贷计划无法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与宏观经济运行的事实。这就是说，我国信贷计划可以顺应经济扩张的需要增加货币供给，却很难逆经济风向行事，把过热的经济压下来。尽管在计划经济的历史上，我国也不乏将过热的经济压下来的成功纪录，但是其机会成本之巨大远远超过本文所能探讨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