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足而知礼节，富之才能教之，民富而制度礼法教化可行。
为发展经济，国家必须对人口、土地进行管理控制、制度安排。
编制财政计划，征收赋税满足国用。农业为本，农工商经济都应发展。
二是非常重视制度治国，强调职官制度即政府管理制度的作用，高度重视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认为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建设形成合适有效的政府职官体制和运行机制最重要，必须做好合理制度安排。制度是连接物质与精神的环节，达到教化的手段。教化要靠制度来推行。政治体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优于宗主分封的封建制，行政体制三省六部九寺诸监的台省体制和机制优于使职差遣的使司体制和机制。职官设置、人员编制必须精简，避免职能重复，应以有效编制和行政成本节省为原则。
三是特别强调精选举，注意选官用人，进行官吏队伍建设。制度安排，靠人运行，安邦治国用人是关键，必须精选举。
选官用人可以科举取士、长官举荐、门荫用人和正常转迁多渠道进行，以选贤用能、选拔有用人才为原则，不拘一格。官吏选用标准应该重吏道才能，去虚艺浮华。人才有上、中、下之分。人的才能品格可以后天培养。必须重视教育，重视有用人才的培养教育。
四是强调以礼制和法制治国。安邦治国必须建立道德规范的和法律规范的国家和社会秩序。礼治和法治并举，礼制为主、法制为辅。礼制包括政治礼仪和社会礼俗。礼制的制定应该细致、周全，且合乎时宜，随时因革。法制主要是刑法，法治不在于刑法之宽峻轻重，而在于执法公正，是否一个标准，以及不随意频繁变动。但基本上应以行轻刑为原则。
五是提出富庶文明即富国安民的治国目的论。政康、民安、民富国富、教化大行，亦即政治的运行健康有序、社会安定，人民富庶、国家强大、礼教文化昌盛，是最理想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境界，也是安邦治国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治国者对此应心中有数，国家政治建设，一切政治施为、制度安排，都要从这一目的出发，围绕这一目的进行。
以上概括的五条，可以说基本上能够表达杜佑的政治思想，反映他的想法。他着《通典》，思理道，探政经，体国之要，所反复思考并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些问题和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看法主张。
杜佑政治思想和他的国家政治建设方案、经济-政治-教化次序的治国方略，总结历史经验，探讨治政得失，提出治理方案，有对先秦以来主要是两汉以来儒家思想以及管子学派等诸家思想的继承，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政治框架，体现传统治国思想的精华，又具有个人时代思考的特点，可以说是中唐时期学者在国家政治建设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思想成就，对于唐代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对现实政治影响的角度看，杜佑的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是在安史战争之后、人心思治、代宗、德宗两朝致力于战后重建朝廷权威的过程中提出的。其思想和方略的提出，由于面对现实、体国之要，回答了“理道之先”、治国之要务等重大现实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治国方案，有理论也可操作，对于战后的国家政治发展、对于李唐朝廷的战后重建工作，具有从思想理论指导上提供历史经验和施政方法借鉴的重要意义。
考察这一时期李唐王朝的战后重建过程以及战后重建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动态可以看出，当时的国家政治，战后重建工作百废待举、困难重重；当时的思想界，或止于反思批判、针砭时弊，但开不出拯救之方；或陷于脱离实际、“空言理道”，于现第九章杜佑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３６７·实政治无济于事。人们正经历着旧秩序崩坏、新秩序如何建立方向不明的思想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杜佑通过多年探讨深思，完成《通典》一书，献于朝廷，实等于是开出了一剂救时良方，提供了一部治弊的思想武器，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不可低估。换言之，在社会不安、人心混乱的情况下，杜佑献上《通典》一书，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具有帮助统治者整理思想、判断形势、明确方向、制定方针、政策，把战后重建工作引导到合适的发展路向上来的重要作用的。
一般认为，杜佑的同时代人里，年龄、地位相仿，最有思想、最有办法的政治家、理论家，德宗宰相陆贽是第一人。笔者同意这个看法，陆贽的思想成系统、理论色彩强，举凡安邦治国重要问题都有考虑，也都有精辟的见解主张。杜佑当不能相比。但是，陆贽之外，笔者认为，阅历、地位相当的政治家当中，杜佑应是佼佼者之一。德宗、顺宗两朝众宰相，具有杜佑这样系统、全面的治国理论、政治思想的人，能够像杜佑这样提出如此系统、全面的安邦治国方略的人，似乎还并不多。
以上是对杜佑政治影响的理论分析。下面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杜佑政治思想和他提出的治国方略，不仅是理论分析上的影响，在现实政治中也确实是有着实在的影响作用的。
《顺宗授杜佑诸道盐铁等使制》：“周制国用，委于家卿，汉调军食，资于相府，必由中以制外，则政一而事行，所以阜安，兆人平均九赋、弼成富庶之教，驯致雍熙之化，实仗元老，佐予经邦。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太清宫使、上柱国、扶风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杜佑，体资易直，德合宏大，事君以道，修己以诚，寅亮先朝，毗赞盛业。秉忠直之大节，备文武之全才。保朕躬，载申启沃，发挥政本，开导化源，护明缉熙，三事允理。必能综领经制，变而通之，权货币之。宜成军国之务，外均庶士，内瞻中邦，裨予一人，恭己而理。宏敷五典，式协于中。”
这是顺宗即位后，为任命杜佑宰相兼诸道盐铁等使，继续主持全国财政而下的一道制书命令。制中的概念，所表达的如“必由中以制外，则政一而事行，所以阜安，兆人平均九赋、弼成富庶之教”、“变而通之，权货币之”等思想，可以看出正与杜佑一贯主张的思想相同，甚至用词造句语气都相似。杜佑于实际政治的影响于此可见。
《宪宗许杜佑致仕制》：“（佑）岩廊上才，邦国茂器，蕴经通之识，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谋求彰乎事业，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国用，累历藩方，出总戎麾，入和鼎宝。聿膺重寄，历事先朝。左右朕躬，素夜匪懈，命以诏册，登之上公。肃恭在廷，华发承弁。兹谓国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
制中的“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等句，作者这样写，显然也是了解杜佑的思想、受到杜佑思想影响的结果。
实际上，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唐德宗的贞元末政治，起用杜佑为相、更加注意培养经济实力问题；顺宗的永贞政治，最终是由杜佑等旧臣控制了局势，左右了政治方向；宪宗的元和初政治，进一步刷新政治，进行制度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准备削藩，等等，这三朝在杜佑为相时的诸种制度安排、政治施为，可以说都是有着杜佑的思想和方略的影响在内的。所以，后来刘禹锡追忆杜佑业绩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岐公弼谐三帝，硕学冠天下，尝着书二百余篇，言礼乐刑政，古今损益，统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间。”其中的“弼谐三帝，硕学冠天下”，应是对杜佑实际影响的真实写照，并非虚言。
又，杜佑同事郑余庆，元和八年杜佑周年祭时也写了一篇祭文，回顾并评价杜佑的一生。文称杜佑：“时启邦杰，佐时文明”，“任兼文武，志尚诗书。兵赋着典，郡政来苏。学该地理，识究玄机。天宠载加，时问逾积。聿来登庸，作弼邦国。邦计攸掌，国计毕书。永贞之际，宫闱秘隔，顺皇沉疾，奸臣窃职，公听群位，总己夕惕，躬宣诏旨，捧授金册。一人出震，群邪荡涤。崇秩屡增，湛恩倍赐。”“戒足思退，居高不危。国有大计，犹将来咨。才实不器，用皆适时。”这篇祭文我们前面未提及，讲了不少事情，评价也很客观。其中的“时启邦杰，佐时文明”、“天宠载加，时问逾积”，以及“国有大计，犹将来咨”等句，反映了杜佑在高级官僚眼里的形象，也都是杜佑及其思想对当时政治有重要影响的很好写照。
其次，从历史贡献和地位的角度看，杜佑的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来说，具有继承和发扬儒家、特别是秦汉以来儒家“富而教之”、“富国安民”、“礼法并举”、“德主刑辅”等治国思想的优良传统、总结和整合秦汉以来的历代治国理论和经验，使之系统化、体系化，更加适应中央集权统一的皇帝制-郡县制封建国家政治建设的政治需要，从而把中国古代关于国家政治建设的理论、特别是有关制度安排的治国方法论，从汉代的水平提高到唐代的水平的重要意义。
自先秦至唐代，以秦统一全国、建立皇帝制-郡县制的封建国家为界限，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以及有关治国制度安排的方法论，内涵上是有不同变化的。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周礼》是历史上第一部讨论国家政治、关于国家政权的管理机构和职能设计的着作。《周礼》的系统，反映西周天子-诸侯分封制时代的国家制度、治国理论，代表了战国至秦汉初儒家思想的水平。这是第一个阶段。秦王朝完成了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皇帝制-郡县制封建国家的历史任务，时间太短，没有完成总结建立适应中央集权的皇帝制-郡县制封建国家需要的国家理论的任务。汉王朝在汉儒的指导下，因革损益，吸取先秦儒家维护中央统一的思想，摈弃先秦儒家维护宗法分封的思想，在秦王朝的基础上，改造建设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郡县制封建国家，巩固、完善了相关的国家制度，也形成了新的适应皇帝制-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政治建设需要的治国理论。汉儒形成的治国理论和制度安排方法论是丰富而完整的，包括礼、法、刑、政、财、教，从皇帝制度、中央职官行政制度到地方郡县行政制度，从政治管理到经济管理到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汉王朝的国家制度和汉儒的治国理论，是此后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制度和治国理论的基本依据。但是汉去先秦分封制社会未远，汉代的国家制度和治国理论，还带有较多的旧时代的印记。这是第二个阶段。隋朝结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分裂局面、再次完成了统一全国、整顿建设中央集权的皇帝制-郡县制封建国家的历史任务，但与秦王朝一样，时间太短，没有完成总结建立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的国家政治建设理论的任务。唐因隋制。
唐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完成了改造、巩固和完善因隋而来的国家制度、管理体制，以及总结历史经验、形成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的治国理论的双重任务。唐朝的国家制度和治国理论，主要是唐前期形成的国家制度和治国理论，是此后宋元明清近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制度和治国理论的直接的制度依据和思想出发点。这是第三个阶段。唐代政治家、思想家总结的治国理论与汉儒一样，也是丰富而完整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财政、司法、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而且，比汉儒的注重思想总结的理论着作居多进一步的是，在仍然注重思想总结的同时（如吴竞《贞观政要》、刘秩《政典》等），出现了注重制度总结的理论着作，《唐六典》是一部，杜佑《通典》是又一部。
《唐六典》的制度总结全面系统，但是属于断代性质，侧重于隋唐制度，而且理论框架模仿《周礼》，具有理想设计成分，不是国家治理实践进程的实际逻辑顺序的反映，亦即在国家理论的系统架构上没有突破。杜佑《通典》则是通观性质，侧重于秦统一以来的皇帝制-郡县制封建国家制度，是杜佑根据自己的政治思想，自己对国家治理实践进程的轻重缓急顺序的认识理解，进行理论架构的，眼界更宽、站位更高，反映了杜佑的政治思想、治国方略，也形成了国家理论的系统架构上的突破，使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建设理论，特别是关于中央集权的皇帝制-郡县制封建国家的国家政治建设理论的理论化、系统化程度上升到了新的水平。从而也继承前代、开启后来，对后代的思想家，对宋元明清后期封建社会的治国理论特别是有关制度安排的治国方法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概括地说，以上所述，就是杜佑的政治思想及其成就，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意义所在。
（二）杜佑经济思想的成就和贡献
杜佑在经济思想方面的成就主要有三点：
一是农为国本思想。农业是衣食之源，财富赋税之源，是一切政治和社会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国家的经济管理活动，重点应该放在农业上，以对农业人口、土地的管理为主。
国家管理农业经济，应该从“料民”计民数开始。重点放在整顿户籍制度、赋役制度扩大纳税编户人口上。过去的农业管理是从“立井田”、“籍千亩”、“占田”、“均田”，即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田地制度安排开始的。现在情况变了。土地兼并的发展、私有土地的发展，使围绕土地资源的配置进行的国家田制制定、土地制度安排失去意义。井田、均田是理想的田制，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土地所有权因土地兼并、买卖的存在而做不到世代相传、永久不易。应该顺应趋势，承认现实。但是，各种国有土地，国家有权进行资源配置、调控管理。
二是薄敛轻税国足民安思想。“国足不在于重敛”，“家足不在于逃税”，只要条件具备，措施得当，施行轻税政策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实行均轻赋税政策应该以“周知人数”扩大纳税编户为前提。只有做到“周知人数”，即掌握并扩大纳税编户总数，才能做到“均其事役”，即做到每个纳税人承担的赋税减轻而国家的赋税收入总数增加。
实行薄敛轻税政策，应该有制度保证，“设轻税之法”。税率应该均一、适中。税种应该多样。农业税、工商税、盐、茶、酒税都应该征收。纳税形式应该多样。或货币、或实物，随民所产所有而征纳。国家制定的“轻税”政策和赋税标准，应该让百姓知晓明白。“赋有常规，人知定制”，则能做到“庶功以兴，国富家足”，国家财用得到满足。
三是重视商品货币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货币管理和货币经济的功能作用的认识上。国家有权也必须对货币经济进行干预控制和调控管理。应该控制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民间私铸必须禁止。货币单位应该单一、统一。汉制五铢钱得制币用币之道、是最为符合要求、可式可法的钱币。唐开元通宝钱继承五铢钱形制，单位变基本精神没变。“轻重大小最为折中，远近便之”。货币标准化有利于国家的货币控制和利用管理。国家应该充分重视和发挥货币的通有无、资敛散、权轻重功能和作用，利用货币手段，对社会生产和商品货物流通进行调控管理，从而从中得利，获得社会经济健康运行和国家财用需要得到满足的好处。
杜佑经济思想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