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掌握铸造权，官为铸币，本身利不大，除去人工、材料、用铜成本之后，造一贯钱获利无几。但意义重大。一是从开源节流的角度看，扩大了财政资源，所铸钱可作为一笔收入，直接用于为官吏发俸料钱，也可用于充作官府公事经费，购买物品。二是掌握的铸币资金可以以籴粜均输、买进卖出物品的形式投放社会，调节价格，平易物价，增进市场商货流通，缓解钱重物轻状况。三是可以保证货币的标准和质量、消除民间私自铸币的恶钱劣币现象。杜佑的“管制货币、国之切务”思想，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之上的。
（二）钱币标准化问题
秦统一以来，随着中央集权、国家干预经济为特点的封建国家统治形式的发展，以及铜制钱币取代金银珠玉贝等逐渐成为主要货币，在商品流通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钱币铸造也开始了一个形制、重量、尺寸、钱文字样等基本形制逐渐统一的标准化发展过程。杜佑以前，历代都有思想家、政治家谈论钱币标准化问题。杜佑总结他们的意见看法，在前引《通典·食货典·钱币》篇正文和序里，也对钱币标准化问题有一个简短的论述。他的基本看法是：钱币标准化的过程是从秦统一规定金和铜为法定货币开始的，经汉、隋等统一王朝的发展、至唐初的钱制改革完成标准化的过程。其中，秦统一钱币样式为外圆内方、规定铸币的轻重即重量和币值单位，开钱币标准化发展先河。汉铸五铢、统一重量、尺寸、钱文字样，奠定钱币标准化基础，此后历代的钱币铸造，尽管各有各的标准，大小轻重、币值都有不同，但基本样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历朝所铸被认为是标准正规的钱币、都建立在汉五铢钱的基本标准基础之上。隋统一南北，铸造发行新五铢钱，标志着钱币标准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完成。唐初废五铢、铸十进位制的开元通宝钱，是一次币制变革。但变革的只是重量单位、钱文字样等，钱币的基本样式、形制等内容没有变，仍然是以五铢钱的样式标准为基础。钱币的标准化，以汉五铢的创制使用和“今钱”（唐通宝钱）的创制使用为重要标志。而且，这两种钱币分别都是所处时代的标准的、最适宜于人们利用的货币。这就是杜佑对钱币标准化问题的主要观点。杜佑的观点是准确的，符合中国古代的钱币标准化发展过程实际的，今天的专家学者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的看法认识可以说与之大致相同。另外，看杜佑的有关讨论，虽然有点就事论事、意义方面的评价不够的感觉，但贯穿在其中有这样一种精神：肯定所述这样的标准化发展过程符合政治对经济的要求，赞美只有统一的集权的政治才能成就其事，这一点，也是看得出来的。
下面稍作讨论。
杜佑在《通典·食货典·钱币》篇正文里，从追溯钱币的发展史开始，谈到并表述了他的思想认识。他写道：“秦一中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八铢），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物宝藏，不为币”。“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如榆荚也，钱重（一）铢，半径五分，文曰汉兴”。“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曰半两”。“孝武帝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此后历东汉、魏晋南北朝，中间或有王莽反复，汉五铢钱形制重量单位基本相沿不变。一如南齐孔觊所言：“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历五百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也”。“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大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亦可读为开元通宝）。每十钱重一两。”
追溯考述钱币发展史之后，杜佑概括总结考察所得，对钱币标准化过程及其意义作了这样的评价：
“历代钱货，五铢为中，一品独行，实臻其要。今钱，微重于古之五铢，大小斤两，便于时矣。”
即杜佑认为，历代王朝都行用过自己铸造发行的钱币。
其中汉制五铢钱是最为符合要求、可式可法的钱币。只有一品，即货币单位统一，只有一种形制，重量、尺寸大小、币值（五铢或八铢，皆半两）都是一样的，不再或者像古代那样根据成色分金币为黄、白、赤三品，或者如秦制那样，既有金币、铜钱之分，又有上币、下币二等之分，使用起来麻烦不便，这是五铢钱币制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可谓得制币、用币之道，所谓“实臻其要”。而唐初以来行用的开元通宝钱，所谓“今钱”，虽然重量略重于五铢，而且计算单位改为十进位制，但形制还是五铢钱的形制，基本精神没有变。大小如五铢的尺寸和十钱重一两的重量设计，也使得唐钱“轻重大小，最为折中，远近便之”，即能够适应时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需要，使远近的人们使用起来都感到很方便。
杜佑的评价中肯、准确，显示了他的观察力、洞察力，确实有过人之处。
唐以后，历代钱币形制大致上皆沿袭唐制，不再变化。原因之一，应该就在于从汉五铢到唐通宝，有一个形制相承的发展关系，从唐通宝钱制到宋元明清通宝钱制，有一个同样的形制相承的发展关系。唐通宝轻重合适，大小适宜，又是从汉五铢发展而来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故而能得到以后历代王朝的认同。
（三）权轻重、资敛散
货币（钱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职能，对于国民经济运行具有权轻重、资敛散的调控管理作用，是国家控制和管理国民经济生活、干预财富生产与分配的重要手段，这是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管子学派轻重论理论的主要观点。杜佑谙熟管子学派的轻重论观点，对此是有深刻理解认识的。
“权轻重”、“资敛散”指国家可以运用货币调节的手段，或籴买集中，或出粜分散，控制调节物质资源的配置和流通，管理国计民生，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用杜佑所引管子学派的话说，就是“岁有凶，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
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世，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藏也。民有余者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佑自注：民轻（谷）之时，官为敛籴，民重之之时，官为散之）。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藏镪千万（佑自注：六斛四斗为钟。镪，钱贯）。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藏镪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佑自注：奉谓供奉）。耒耜、器械、种穰、粮食必取瞻焉。故大贾豪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管子曰：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则以币与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则古之理财赋，未有不通其术焉。”
“权轻重”、“资敛散”是管子学派轻重论理论的核心。杜佑继承管子学派的思想，有所阐发，形成了有个人理解特点的看法。他在上引文之后加注解释说：“谷贱以币与食，布帛贱以币与衣者，‘与’当为‘易’，随其所贱而以币易取之，则轻重贵贱由君上也。”即认为货币在平衡物价、资源配置、商品流通中起关键作用。表现为：谷物多物价低的时候，国家拿出钱来籴入谷物，收藏起来，以平抑物价；谷物少物价高的时候，国家把收藏的谷物拿出来，高价出粜，既满足了社会上的谷物需要，也平抑了物价。货币起到了权轻重、资敛散的作用，社会的经济运行，由此而控制在国家手里。在此注里，杜佑还进一步引用唐着名历法家僧一行的观点，强调货币“调盈虚、御轻重”的重要性解释说：“《周易损卦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沙门一行注曰：‘十朋者，国之守龟，象社稷之臣，能执承顺之道，以奉其君。龟之为物，则生人之重宝，为国之本。损而奉上，则国以之存，损而益下，则人以之存。言于法，则调盈虚、御轻重、中和之要，若伊尹、太公、管仲之所执。’
夫龟者，上达神之情，下乃不言而信于人也。斯故往昔用之为币。则一行深知其道矣。”
国家利用货币手段权轻重、调节国民经济，都有哪些作用呢？杜佑认为，第一，可以调节贫富关系、安定农事，防止豪富与国家争夺民利。他解释说：“人君若不能散豪富之积，均有余以瞻不足，虽务农事，督促播植，适所以益令豪富驱役细人（民），终不能致理。所谓须有制度于其间，兼轻重之术”，“详轻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门，则与夺贫富，悉由号令。然可易为理也。”
第二，可以调节货物资源配置与流通，控制社会生产和分配，保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用杜佑引用管子学派的话解释就是：
“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以守人，不能调通人利，不可以语制为大理”。“智有什倍人之功，愚有不赓（犹偿也）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人有相百倍之生也。”“故善为天下者，无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无曰用之，用不得不用。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桓公问曰：
‘不籍而瞻国，为之有道乎？’管子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人。泰春、泰夏、泰秋、泰冬，令之所止、令之所发（佑自注：谓山泽之所禁、发），此物之高下之时，此人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素为四备以守之，泰春人之且所用者，泰夏人之且所用者，泰秋人之所用者，泰冬人之所用者，皆已廪之也（佑自注：廪，藏也。言四时人之所要，皆先备之，所谓耒耜、器械、种穰、粮食必取瞻焉，则豪人大贾不得擅其利）。”
用杜佑自己阐发君、臣之间币权轻重关系的话说就是：
“（如果物资、货币都由国家控制，官吏的禄食、办公费用等）应合受公家之所给，皆与之币。则谷之价，君上权之，其币在下（在官吏），故谷倍重。其有皮革之类堪于所用者，所在乡州有其数，若今官曹簿帐。人有负公家之债，若耒耜、种粮之类者，则与其准纳。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书耳。此盖君上一切权之也。”
第三，可以平衡物价，调控地区经济稳定均衡发展。一是调控农业经济。杜佑举例写道：“桓公问曰：‘齐西，水潦而人饥。齐东，丰庸而籴贱。欲以东之贱，被西之贵，为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齐西之粟釜（五钟为釜）百泉，则瓯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瓯。泉，钱也）。齐东之粟釜十泉，则瓯二钱也。
请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谷菽粟决其籍。若此，则西出三斗而决其籍，东出三釜而决其籍，然则釜十之粟皆实于仓廪。
西之人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则东西之相被，远近之准平矣。’”又作注解释说：“君下令，税人三十钱，准以五谷，令齐西之人纳三斗，东之人纳三釜，以振西之人，则东西平矣。管子智用无穷，以区区之齐，一匡天下，本仁祖义，成其霸业，所行权术，因机而发，非为常道。”
二是调控工商业与农业的关系，保持农工商协调发展。
杜佑论证这个观点引举的是春秋战国魏国政治家李悝的例子。他在前引《通典·食货典·轻重》篇写道：“魏文侯相李悝曰：粜甚贵伤人（佑自注：此人谓士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以上引文均见《通典》卷一二《食货十二轻重》篇。
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士工商）无伤而农益劝。”“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人适足，价平则止。”“故虽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人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李悝的平籴思想，还成为汉以后“常平仓”制度的起源。
最后，杜佑讨论“权轻重、资敛散”问题，并不是纯学术的。
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现实问题。论其用意，是强调国家重视商品货币经济、运用货币手段、行“轻重之法”管理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这一点也应予以指出。杜佑在《通典·食货典·轻重》篇结尾那篇前已引及的重要“论曰”里写的两段话，很能表达体现他的这种用意，值得在这里再作转引：
“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轻重之法。以制国用，以抑兼并。致财足而食丰，人安而政洽。诚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岂常才之士而能达也。”
“天下农人，皆当粜鬻，豪商富室，乘急贱收。旋致罄竭，更仍贵籴。往复受弊，无有已时。欲安其业，不可得也。故晁错曰：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如此农民有钱，粟有所泄，谓官以法收取之也。
诚如是，则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以难矣。”
即杜佑认为具有“权轻重、资敛散”作用的轻重之法，作为物质财富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宏观管理和调控手段，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农工商各类经济活动的健康稳定运行，关系到国家国用物质需要的满足，社会民生物质需要的满足，事关国计民生，是非常重要的治国安民之术，应该引起统治者、国家领导者管理者足够的重视。有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行为，就有了轻重之法，轻重之法在过去的国家经济管理活动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治理比较好的朝代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领导者管理者通轻重之法，善于审时度势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操纵控制经济活动局势，调控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流通，调整社会的贫富关系，抑制过贫过富现象的发生，才能促进社会的物质财富生产，保证社会经济健康有序运行，达到物质丰富、国用民用充足，社会繁荣，人民安定，国家致治。所以，掌握并运用轻重之法于经济管理，实为国家大事，最为重要的事，所谓“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治国者应该予以高度重视。而且，也只是国家大事，属于治国之道的范畴，一般百姓，常才之士，不站在国家的高度、国计民生的立场看问题，是没有这样的眼界，达不到这样的认识高度的。
杜佑真诚希望现实的国家领导者管理者重视轻重之法并实际运用于管理实践。他认为，国家的经济管理如果能做到如此施为，则实现治理目标，达到“田尽辟”，“仓尽盈”，国富民安，天下大治，建成“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的社会，就不是什么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