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杜司徒年过七十，无意请老，裴晋公为舍人，以此讥之。”而杜佑后来再三上表，请求辞去宰相职务，也多少与听到了这类议论有关。如他在元和初年请时任户部员外郎的吕温代写的一通请让表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伏奉恩制，授臣检校司徒充度支使兼盐铁转运等使，依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恩奖殊常，授任非据。……臣素无异能，幸逢昌运，顷因人举，累荷国恩。声绩靡闻，尘忝增惧。陛下丕承景命，光阐鸿酋，理财阜人（民），尤所注意。臣窃位时久，妨贤愧深。柄用之地，甘心自绝。岂谓大明私照，元造曲成。裨参论道，兼领经费。当至化鼎新之日，在微臣迟暮之年，将何以上副宸衷，外弭官谤。负乘为盗，冰炭在怀。庶遵周任之言，敢饰范宣之让。伏惟睿鉴，俯亮愚诚。特降殊私，赐寝严命，则圣朝无虚授之议，微臣遂审己之宜。遐迩之间，孰不知劝。”又，杜佑１８岁入仕，从政几近６０年，一生勤奋、操劳，立功、立言，成就卓着。翻看唐史，像他这样从政时间这么长，并且是从做基层县吏开始，一级一级地升迁上来，直到成为宰相首相、获得位极人臣地位，而且还能历经风波，在险恶的政治生活中做到全身而退、善始善终的人，似乎也不多见。恰如杜佑去世周年的时候，众朝臣前往致祭，权德舆撰写的推崇备至的《杜佑祭文》所言：“体温厚之气，协休和之运。五常用仁，九德在宽。六朝扬历，三后公相。契作司徒，奭居太保。致位遂志，晏闲显尊。极人伦之寿宠，备君上之恩礼。传曰：行道有福。诗曰：求福不回。考祥视履，惟公是已。”
杜佑的晚年生活可以用充实而满足这样的字眼来评价。
首先是精神上的充实而满足。古人的生活目标莫过于立功、立言、立德，有成就感，如本书开头所引杜预、杜佑的古今对话所言，实现《左传》所说的人生三不朽。而这三点，杜佑可以说几乎都做到了。就立功而言，无论是做县尉、幕府从事、州郡长官、封疆大吏，还是做国家宰相，他都有突出的表现，取得了显着的成就。特别是生命的最后十年，宪宗不许退休，一再挽留，更使他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有价值、此生过得有意义：
进入老年，知道仍为人所需要，无疑是最大的安慰，会使人感到充实，心理上产生一种宽慰感和满足感。就立言而言，前已提及，后面还将专章论列，一部凝聚３６年心血而成、洋洋２００卷、近１５０万字的思想成果、学术巨着《通典》，集中反映了杜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表达了杜佑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发展观和对理想制度、理想社会的看法，其内容之广博而精、其思想之深邃而远，得儒家精神之真谛、惠及并为时人所赞叹、泽及并为后人所仰慕，已足以使杜佑感到满足，感到此生不虚，有所立言、有所成就了。恰如前引符载的评价所论断的那样，《通典》之作，“得不谓立言垂范欤！”立德方面，杜佑一生所为，也为时人和后人官僚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道德榜样——以富国安民为己任、实践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的榜样。虽然，杜佑在重视科举出身的时代，属于门荫入仕、吏道出身、学问自成一类人；在政治动荡、风波迭起的年代里，也曾由于天性宽和、谦虚、与人为善的性格，而给时人留下明哲保身、“位重而务自全”、“持身有术”的印象。
说到杜佑的性格德性，时人的看法也许是对的。史料有这样两个例子，显示出杜佑为人处世的确很有一套办法，而且似乎越到晚年越注意自己的形象，注意不因一时之得失而毁了一世的名声地位。韦执谊的儿子韦绚，尝听曾为父亲朋友、同事的刘禹锡回忆往事、谈论典故，写有《刘宾客嘉话录》一卷传世。其中一则涉及杜佑为人的故事说：“（刘禹锡曰）大司徒杜公在维扬也，尝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钱）者，饱食讫而跨之，着一粗布烂衫，入市看盘铃、傀儡（戏），足矣。又曰：郭令公（子仪）位极之际，常虑祸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盖自污耳。司徒公后致仕，果行前志。谏官上疏，言王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计中！计者即自污耳。”刘禹锡跟随杜佑多年，所说之事当可信，不是随意之谈。这则故事就反映出，当年的杜佑，身居高位之后，对于如何全身自保，确实是处心积虑，有过思考的。而违制入市以观戏自污的办法，也亏他想得出来，真可谓“持身有术”了。
这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永贞、元和初年，杜佑为相期间对待中书小吏滑涣的态度。《通鉴》元和元年八月条：“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知枢密使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絪皆低意善视之。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相。
四方赂遗无虚日。中书舍人李吉甫言其专恣，请去之。上命宰相阖中书四门搜掩，尽得其奸状，九月，辛丑，贬涣雷州司户。寻赐死。籍没家财凡数千万。”滑涣不过是文书抄写一类刀笔胥吏，属于流外官，地位微贱，身份很低，但久处要害，接触机密，且有内廷依仗、为宦官在外朝的耳目，故而忘乎所以，于众宰相议事时指指划划，议论是非。杜佑何等身份何等人，且善于察人，对于滑涣是什么人是很清楚的。但与郑余庆、李吉甫等人怒形于色不同的是，他在滑涣的问题上采取了“低意而善视之”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很客气，不因尊卑悬隔而看不起他。另一则材料甚至说“杜佑、郑絪执政颇姑息，而佑常行辈待（滑涣），不名也”，呼之为“滑八”。没有架子，什么人都处，这种态度，也是杜佑的处世之道之一。而这种态度背后的处世哲学，用杜佑自己常说的一句话说，就是“处世无立敌”，或“以少树敌为佳”。关于“以少树敌为佳”，《南部新书》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故人子弟也。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稍霁其威。”杜佑是这样劝人的，自己也是亲履躬行，以之为原则，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实践的。
又，杜佑去世后，朝廷曾按惯例为他议谥。太常博士柳应规，根据他的理解，建议定佑谥为“忠简”。但博士尉迟汾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建议改动一个字，谥为“安简”。他说：“佑之宽容得众，全和葆光，不病于物类，其能考终，得不为宽容乎。
和好不争，自卑仕而极重任，一心于治以惠物，洁行廉正，人无忧怨，得不谓一德不懈乎。请谥为安简”。唐谥法：“安和不争曰安，宽容平和曰安”，“一德不懈曰简，平易不訾曰简，理典不杀曰简。”柳、尉迟二人之议论，主要的争议点是在用“忠”还是用“安”来评价杜佑更合适上。最后定谥为“安简”，采纳了尉迟汾的建议。这是一件小事，但事情虽小，却也反映了时人对杜佑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对杜佑性格的了解。这里也提一下。
另外，杜佑本人很谦虚，他对自己的评价从来不高，每每在上书奏表中自贬，有时甚至到了使人感到未免太甚、过于谦虚的地步。例如，我们看杜佑的上表，类似“臣久尘高位、尸素已多，更受新恩，满盈为惧”、“臣窃位时久、妨贤愧深”一类的自贬字眼就很多，随处可见。这种一味谦虚乃至过分的处世方法，似乎一方面可以看成是杜佑的天性如此、或多年养成的习惯所致，另一方面，也使人感到，谦虚到自贬，似乎也是杜佑的“持身之术”之一。虽然，这是一种会让直爽的人感觉不快、不以为然的持身之术。
其次是物质上的充实和满足。杜佑坐镇淮南１５年，积累了不少财富。史家在其子式方传中称：“时父坐镇扬州，家财巨万。甲第在安仁里，杜城有别墅，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以后身为国相近１０年，拜司徒、封歧国公、食邑三千户，俸禄也很优厚。又时得赏赐，如仅元和七年致仕这一次的赏赐，“上遣中使就佑第，赐绢五百匹、钱五百千”，数量就很可观。由这些因素推断，杜佑后半生既贵且富，一家人的物质生活可以说是很丰腴的。
杜佑的家业也很可观。他在长安城安仁坊的宅第，仅少子从郁的居处，就有房间三十余间。整座杜宅，全盛时约住着百余口人，规模应该不小。杜佑退休前后，主要就在这里居住。此外还有两处产业，一即有名的长安城南杜陵朱陂樊川别墅，杜佑晚年常来这里休闲，或与同僚宴饮盛会，或与乡党老农置坐衔杯，饮酒聊天为乐。对此杜佑自己曾在前已引及的《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记》里心情愉快、颇感满足地回忆说；“佑此庄贞元中置，杜曲之右，朱坡之阳，路无崎岖，地复密迩，开池水，积川流，其草树蒙笼，岗阜拥抱，在形胜信美，而际攀莫由。……其流触湾环，曲池渊沦，美景量辰，贤英迭臻。
泛方舟而骋怀，听清商而怡神，宁知景之将曛，胜事佳趣，谅难备陈。……（佑）每出国门，未尝公服，导从辈悉令简省，刍尧者莫止唐突。及栖弊陋，时会亲宾，野老衰宗，啬夫游缴，亦同列坐，或与衔杯，由是尽得欢心，庶比洽乡党。其城曲墟落，韬黄童艾，杜名杜氏，遍周川原，群情既用光荣，老天惟增祗惧。”史家也以赞叹的口吻描写道，“佑城南樊川有佳亭林，卉木幽邃，佑每与公卿宴集其间，广陈妓乐。诸子咸居朝列，当时贵盛，莫之与比。”另一处产业在襄阳，即杜佑孙、师损长子杜铨所居之汉水别业。此别业，郑鹤声《杜佑年谱》推测，可能是杜氏移居京城前的襄阳旧第。杜牧在《杜铨墓志》里描述道：“（铨）终于汉上别业。岐公外殿内辅，凡四十年，贵富繁大，儿孙二十余人。晨昏起居，同堂环侍。公（铨）为之亲，不以进门内，家事条治裁酌，至于筐箧细碎，悉归于公。称谨而治。自罢江夏令，卜居于汉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两余，三年而室屋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
杜佑子孙二十余人，家族盛时可能达近百口人，是一个大家族。杜牧在《唐故岐阳公主墓志》中提及家族人多的情景写道：岐阳公主“（宪宗嫡女、穆宗妹、敬宗姑，郭子仪外曾孙女，元和八年嫁杜佑之孙杜悰）以一女之爱，降于杜氏，远事舅姑。
杜氏大族，其他宜为妇礼者，不翅数十人。主卑委怡顺，奉上抚下，终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岐阳公主嫁在杜家，仅需尽妇礼的女流辈就有数十人，家族之大，于此可见一斑。也正因为如此，杜牧后来在劝学小侄阿宜，为之讲述家事时，才不无自豪地写下了这样的追忆诗句：“我家公相家，剑佩尝叮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
不过，杜佑去世后，子女儿孙至孙辈逐渐分家而居，盛况不再。长子师损（子铨、愉、羔），嗣继父亲宅业，官至工部郎中、司农少卿；次子式方（子恽、惠、悰、恂、韬、造），早年以父荫入仕，至太常寺主簿，昭应县令，杜佑去世后先为司农少卿、以子悰为驸马贵，拜太仆卿不视事，后外任地方，穆宗时卒桂管观察都防御使；三子从郁（子牧、凯），亦一直在本宅居住，位终驾部员外郎。孙辈如杜悰以驸马赐第昌化里、赐别馆大通里，以后任官沣州等地方及中央省司，武宗时以工部尚书判度支、与乃祖一样主持全国财政，懿宗时拜为宰相；杜铨去了襄阳汉水别业，退官务农；杜造先为三原县令，后去了郢州，“在郢州汨口草市，绝俸已是累年”；杜牧或为淮南幕府推官、掌书记，或为刺史，辗转于扬州、池州、湖州等地为官，名下的安仁坊宅第三十余间房屋，也于元和末年为“酬尝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杜凯有才而多病，多年养目疾于淮南而卒。唐后期的杜佑传人，除杜悰、杜牧两支地位仍在、尚比较活跃以外，其余诸支已逐渐沉落。曾经的辉煌渐成往事。这是后话。
复次是文化生活上的充实和满足。杜佑晚年，未致仕时身为宰相，德高位重，国事繁忙，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
逐渐从具体朝政事务中淡出以后，闲暇时间做点什么事情，亦即如何安排退休后的生活，就成为他必须面对、需要考虑的问题。一则材料反映出，在这个问题上，杜佑也确实是有所考虑、并且做了很好的安排的。这就是，除了以天气晴和或国有大事之日入朝谒见、顾问应对的方式保持与朝廷的联系，或者时常往来于城里住宅与城郊别墅之间，以休闲游玩的方式打发时光以外，杜佑晚年，还为自己安排了一件对于陶冶性情、修身养性来说很有益处的事情来做，即练习书法、专工草书，重新开始学习，做一个老学生。郑鹤声《杜佑年谱》转引宋人徐度的记载写道：“杜岐公既致仕还家，年已七十，始学草书。既工，余尝于其孙鼎家见一帖论草书曰：
‘草书之法，当使意在笔先，笔绝意在为佳耳。’笔势纵逸，有如飞动。纸尾（书）‘时年七十八’字。又见有少时所节《史记》一编，字如蝇头，字字端揩，首尾如一。又极详备，如《禹贡》九州所贡名品略具。”
“其孙鼎家”，“孙”当作“后裔”，杜鼎为杜佑诸子哪一支的后代已不可知，但从藏有杜佑墨迹推测，有可能是嗣家长子师损的后代。徐度在杜鼎家所见杜佑书法，包括论草书手迹和手抄《史记》蝇头小楷，可能是惟一的真迹了，实可珍贵。而徐度的这段记载如果可信（应该可信），则我们可以看到，杜佑在自己的晚年，为自己安排了学书习字的事情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犹在苦练草书，并且颇有成就，还随时总结经验，把习书的体会写下来。读此记载，遥想当年杜佑以古稀之年犹勤学苦练的情景，我们敬佩之感不禁油然而生。同时也有这样的感觉，杜佑退休后，对自己的生活确实是有所考虑，做了很好的安排的。古今一理，人上了年纪，尤其是退休以后，就怕没有事情做。有事情做，精神就有了寄托，生活也就充实。杜佑活到老，学到老，选择学书习字度过休闲时光，他的退休生活的确是过得很充实的。虽然，对于一生操劳公事、直到７８岁才完全退休的他来说，就是学书习字，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其实也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