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道在唐前期为监察大区建制,是太宗时期所置贞观十道、玄宗时期所置开元十五道之一。安史战争爆发以后,从肃宗至德元年设岭南节度使统管军政开始,与诸节度使观察使道一级建制一样,演变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大区的建制。
管辖范围,杜佑任节度使以前,管广、潮、韶、梧、崖等七十余州、二百九十余县,以及广、桂、容、邕、安南等五个经略使军事建制,自杜佑起,桂、容、邕、安南等经略使建制独立,不属岭南节度使管辖(见后述)。治所广州,天宝末户口数为五万八千八百四十户,二十万一千五百口;元和年间户口增至七万四千九十九户,口数缺记。
杜佑主持岭南道军政事务,对于广州城的建设以及岭南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是有所建树、作出了贡献的。主要做了几件事。
其一是疏广街道,进行城市建设。唐中期的广州已经比较发展,为岭南政治经济重镇,可统计的城市人口,编户二十余万加上驻军近六万,人口总数已达近三十万人。但是,城市规划建设方面似比较落后,街道狭窄,房屋紧密,且多以木草为料,容易发生火灾。是一种“涂巷狭陋,飘埃接连,忿悌相因,郁攸斯作”的情形。时人诗人刘言史曾在广州生活,他在《广州王园寺伏日即事寄北中亲友》诗中描述当时感受到的情景写道:“南越初逢伏,东林度一朝。曲池煎畏景,高阁绝微飚。竹覃移先洒,蒲葵破复摇。地偏毛瘴近,山毒火威烧。褒汗浠如濯,亲床枕并烧。坠枝伤翠羽,萎叶惜红蕉。且困流金炽,难成独酌谣。望霖窥润础,思吹候生条。旅恨生乌浒,乡心系洛桥。谁怜在炎客,一夕壮容销”。又有《越井台望》诗描述当时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的城邑景色写道:“独立阳台望广州,更添羁客异乡愁。晚潮未至早潮落,井邑暂依沙上头。”杜佑到广州,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修房屋建筑,拓宽坊巷街道,改善居住环境,进行城市建设。权德舆在《杜公淮南遗爱碑》中这样写道:“公(到广州)乃修伍列,开康庄,礼俗以阜,火灾自息,南金象齿,航海贸迁”。《新唐书》杜佑本传则写道:“佑开大衢,疏析廛干,以息火灾。”经过杜佑的治理,广州城街道变宽了,坊巷变样了,居住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于是有“南金象齿,航海贸迁”之效应产生,城市商业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以后杜佑的继任者李复,又在杜佑的基础上,在广州搞房屋改造,“劝导百姓,令变茅屋为瓦舍”、消除火灾隐患,进一步改善了居住条件,促进了广州城的发展。
第二件事是整顿经济管理,发展商业,繁荣经济。广州是海外贸易港口城市,其时东南亚、西亚海舶舟船往来其间,贸易繁忙。朝廷在这里设有市舶使,进行商贸管理。但是,杜佑以前,市舶司的商贸管理却是混乱的,尤其是驻地守军将领往往也插手管理,出现“悍将反复”,贪夺豪取,没有定规、不讲信用的管理混乱情况,致使“远夷愁扰,吏困沓贪,商久阻绝”。
杜佑到任,“乃导以善利,推以信诚,万船继至,百货错出”,整顿了商业管理,使昔日的港口繁荣景象得到恢复。以后到杜佑、李复之后的岭南节度使王锷时,广州的商业和海外贸易又有进一步发展,故王锷可以“能计居人(民)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钱相捋,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成为当时因行贿致使“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而知名的高级官员。王锷后来又接替杜佑做淮南节度使,他的为人及治政才能高下我们不作评价。这里举他的例子,只想用以说明一件事,即他的前任杜佑经营广州,对于广州商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杜佑在广州,可能还曾对唐廷的广州一带驻军防务有所整顿。例如,史载唐广州驻军:“有府二:曰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有牛鼻镇兵。有赤岸、紫石二戍。”其中的二府、二戍,二镇兵,当置于唐前期,驻扎在广州城外围、珠江口西岸(如今虎门附近的屯门镇兵),为府兵建制。经略军,则当置于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十五道之后,驻扎在广州城内,属经略使节度使建制。《唐会要·节度使》:
“岭南节度使,至德二载正月,贺兰进明除岭南五府经略兼节度使,(岭南)自此始有节度之号。以前但称五府经略,自此遂为定额。”杜佑本人在《通典·州郡典》序目写道:“岭南五府经略使,理南海郡,管兵万五千四百人,轻税当道自给。绥静夷獠,统经略军,南海郡城内,管兵五千四百人。”经略军既驻扎在城内,所谓“悍将”当指其军中将领。杜佑在广州期间,既然可能曾对这些反复无常、不知规矩、扰乱市场秩序的所谓“悍将”进行过整顿,当也可能同时对其所在的经略军,从军务管理、权责划分等方面进行过整顿。
第三件事是恩威并济,抚慰夷黎,妥善处理海南岛等地的民族关系。权德舆这样记述其事:“其镇南海也,服岭阻深,族类猜害”,“邕部绝徼,裔人自擅”,佑乃“诱掖招徕,以威以怀。
朱崖黎民,保险三代,种落盘亘,数犯吏禁。公麾偏师,一举而平,旷俗率化,原人得职”。《新唐书》杜佑本传亦谓“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
杜佑任岭南节度使期间,还在地方军事建制的隶属管理方面促成了一件事,这就是因错就错,使岭南节度使的军事管区范围有了一次变动调整。《旧唐书·杜佑传》:“(佑)充岭南节度使。时德宗在兴元,朝廷故事执政往往遗脱,旧岭南节度使常兼五管经略使,独佑不兼,故五管不属岭南,自佑始也。”五管经略使即上引《通典》文提到的五府经略使,五管或五府分别指岭南道境内的桂州桂管经略使、容州容管经略使、邕州邕管经略使、安南都护府镇南经略使及广州岭南本名经略使等五个经略使管区。“兼五管经略使”,则是指由岭南节度使以带“兼五管经略使”头衔的身份,统一管理这五个地区的军事,它们之间的关系,犹如今天的中央直属大军区与地方所属军分区的关系。上引《旧唐书》杜佑本传这段话说的则是:桂管等五个经略使,按旧制是统归岭南节度使兼五府经略使管理的,但是由于不熟悉典故的朝中当事官吏的疏忽,在朝廷下达给杜佑的任命制书里,这一权限被脱漏了,即可能拟制的时候,没有写上“兼五管经略使”的字样,漏掉了这个头衔。
结果造成了杜佑因没有任命依据不得实施管理,岭南节度使从此失去了对五个经略使进行统一管辖的权限的情况。换言之,从杜佑开始,五个经略使成了不隶属岭南节度使而独立负责的建制单位,岭南节度使仅领驻广州的本名经略使建制,军事管理范围缩小了。不过对这件事的意义,我们还不知该怎样评价。也许,五管脱离岭南,对意在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控制的朝廷来说有弊无利,不是件好事,但是,从地方发展的角度看,这样一种变化,对于地方的发展来说,却有可能不失为一件有利的事。而且,从杜佑在岭南期间,曾处理过属邕管范围内的朱崖黎民稳定问题看,岭南节度使对于邕管等军分区事务,还是有着一定的管理权限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杜佑在岭南为节度使期间,对于岭南地区的人才选拔、官吏队伍建设,大概也做过一些工作。
《唐会要·南选》:“(兴元元年)其年十一月,岭南选补使右司郎中令狐缅奏,伏惟建中四年九月敕选补条件,注拟官便给牒放上,至上都赴吏部团奏,给告身,敕旨准敕处分。”兴元元年十一月杜佑已在岭南。选补使令狐缅的这道奏文,应该是在选补官吏工作已经结束之后作的。从奏文内容看,他这次来岭南选补官吏取得了一定成绩,选到了一些人,现在准备依据建中四年所下选补文件的精神,给牒放上,亦即由注拟官整理出这些当选者的呈报材料,专程送往京城,参加例行的吏部团奏(各地选人材料汇总审批),请领任命告身(任命书)。杜佑是岭南节度使,统领一道军政的最高地方长官,令狐缅这次为朝廷选拔岭南人才,选补官吏,需要在杜佑的支持和组织实施下进行,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说,杜佑在岭南,可能对于岭南地区的人才选拔和官吏队伍建设也做过一些工作。
总之,杜佑“拥节番禺”、坐镇广州、任岭南节度使三年成绩不小,他以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为该时期广州和岭南地区的社会秩序稳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淮南节度使十五年
虽然在广州为岭南节度使,主持方面颇有政绩,但杜佑做地方高级官员、封疆大吏最为辉煌的经历,还是任淮南节度使这十五年。
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十二月,杜佑奉命出镇扬州、任淮南节度使。在此之前,他先于贞元三年自岭南应召入朝,在京城任尚书左丞一年,又任陕虢观察使一年六个月。这里,我们想先对他这两年的经历作一简要的考察描述。
首先是贞元三年(公元788年)初,由于朝廷人事又有变动,新任宰相崔造、齐映、刘滋等罢相,曾经是杜佑上司的张延赏为相,带病执政,主持官制改革,实行大减员措施,人情怨叹,诸多时务需人料理,在此情况下,杜佑结束了在岭南的使命,于当年五月奉调入朝,任命为尚书左丞。《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三年五月)丙午,以岭南节度使杜佑为尚书右(左)丞,(以李复为广州刺史)”。
杜佑这次入朝,可能与两个月后即病逝的宰相张延赏当政用人有关,即很有可能是出于张延赏执政后的人事安排。
张延赏为代、德时期名臣,代宗时先后为淮南节度使、荆南节度使,德宗时先后为河南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尚书左仆射,贞元三年正月拜相。他以知人善任着闻,为相前,大历六年至八年继韦元甫为淮南节度使,做过杜佑的长官,感受过杜佑的吏治才能,彼此之间应该是很了解的,甚至对杜佑撰修《通典》之事也应有较多的了解。所以我们说,杜佑这次奉调入朝,很有可能就是他从中考虑安排的结果。虽然,这只是推测,史料对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前面提到的杜佑评价张子弘靖的故事以外,没有更为直接确切的材料反映。
其次是贞元四年六月起,外出刺陕,为陕虢观察使。前已推论,杜佑此次入朝有可能是出于张延赏的安排,本有用其所长、使有作为于朝政改革之意。但是,由于杜佑五月上任,张延赏七月即病逝,杜佑入朝以后,于朝廷政事并没有如张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出重要作用,实际上,他这次回京师,仅只在尚书左丞任上做了一年一个月的时间,便被朝廷出于某种考虑于贞元四年六月外放陕州,接替一年前由此州拜相的李泌去做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了。虽然,陕虢都防御观察使的治所在陕州,陕州地当江淮物资漕运河、渭水陆交接点,所有江淮物资都从这里卸船换载、再转东渭桥运京师,对于朝廷来说,这个职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维护运路畅通、保证京师百官的粮食供应上起有重要作用,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的。
朝廷对陕州地位及用人人选之看重,可以举德宗之用李泌刺陕为例。李泌贞元三年拜相。拜相前、从梁州随德宗回京后,因京城初复、百废待兴、物资供应紧张,粮食问题成为大问题;地当运路咽喉的陕州,又出现了再度兵乱的迹象,在此情况下,于贞元元年为德宗所选中,被委派到陕州去做陕州刺史、陕虢观察使。《通鉴》对于德宗挑选李泌理陕的原因和经过作了这样的描述:“(贞元元年六月)陕虢都兵马使达奚抱晖鸠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且阴召(蒲州)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上谓李泌曰:‘若蒲、陕连衡,则猝不可制。
且抱晖据陕,则水陆之运皆绝矣。不得不烦卿一往。’辛丑,以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李泌在陕州停留了近三年的时间,这期间,他妥善处理兵变事件,积极组织修缮砥柱水道,并与江淮转运使韩滉遥相配合,多次大批量地向长安运输江淮粮食,在维护运路、保证京师粮食供应问题上果然不负德宗所望,发挥了别人所不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杜佑这次外放,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对朝廷是出于什么考虑挑选了他还不清楚。如果推测的话,除了下面要谈到的原因之外,我们感觉可能与他曾有过一段主管江淮转运事务的经历和经验有关。换言之,前曾述及,杜佑在上一次建中年间入朝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时,曾担任过江淮水陆转运使的职务,并甚得德宗眷顾。这一次,德宗让他接替李泌出治陕州,他的这一段经历,即曾经主管过江淮物资转运,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可能会成为考虑的因素之一。
总之,杜佑这次入朝,为台省官、为京畿地方官,时间都很短,只有一年或一年多的时间。政治施为上几乎来不及做什么事。
不过,权德舆对杜佑的这段经历还是作了比较高的评价。
他写道:“其登左辖也,纪律修明,清万事之本;其理分陕也,惠绥浃洽,宏二南之化,必宿其业而修其方。崇庸大绩,其昭昭如是。”
其中的“登左辖”,即任职尚书左丞。唐尚书左丞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办公厅副长官,负有纲辖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管理官吏纪律的责任,杜佑本人在《通典·职官典》记其职责为:“掌管辖诸司,纠正省内,勾吏部、户部、礼部等十二司,通判都省事。”权德舆所谓“纪律修明,清万事之本”的评价,即指此职责而言。又,杜佑在左丞位时,李泌正为相执政。李泌执政,一改张延赏的作法,凡张延赏实行的改革措施皆复其旧。如张延赏时的京官减员等改革举措,对于所减官员,李泌一上任就“请复之,以从人欲”,对于俸禄整顿,则提议“加百官俸料,随闲剧加置手力课,上从之,人人以为便”,甚至一些很具体的改动,也要把它改回去。如尚书省办公时间问题,安史之乱以后,一度实行隔日办公制,张延赏改为每日视事,李泌也一复其旧,仍改为隔日办公。《唐会要》记其事:“自至德以来,诸司或以事简,或以餐钱不充,有间日视事者,尚书省皆以间日。先是,宰相张延赏,欲事归省司,恐致稽臃,准故事,令每日视事。无何,延赏卒,复间日矣。”李泌的这些作法施为,可能都与早已主张省官省用的杜佑想法思路不合,故佑这次不能久在尚书省,若究其原因,可能与他和李泌之间政见不合有点关系。进一步说,李泌要恢复诸官员官职,增加俸料手力,调整办公时间,是非要与时为尚书左丞的杜佑打交道不可的。而杜佑任左丞,在很多事情上有自己一贯的主张,并与起用他的张延赏意见一致,如关于省官省用、强调正常行使省司的职能等等。这就会引发矛盾。故不得久其位,不能行其意,被迫外出。虽然这次外出,所担任的职务如前所述也不能说不重要。
对于杜佑“理分陕”,权德舆也作了评价,但更空泛一些,除了惠政化民、维持其屏保京师的地位作用以外,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比如关于陕州的粮食转运、运路维护,杜佑是否做过一些事情,就未作任何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