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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战争与和平的战略新判断(1)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邓小平以战略家、理论家的敏锐思维,深刻洞察世界局势的最新变化,从当代国际社会存在的纷繁复杂的诸多矛盾中,抓住战争与和平、落后与发展这一主要矛盾,并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与思考,科学地回答了新的世界战争能否避免、当代战争根源、时代基本特征、如何争取和平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新的系统的战争与和平理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前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或延缓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从1975年到1985年,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经历了从准备打仗到战争可以避免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然是现代战争和世界不安宁的根源的思想。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还是遵循毛泽东的提法,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1月19日,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军委只准备两个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略方针、装备等问题。“军队要整顿”和“要准备打仗”,是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职务后,指导军队工作的“纲”和所要抓的主要工作。在1月14日,邓小平在听取总参领导的汇报时,特别强调了打仗问题,提出要抓工事,抓弹药;平时编制和战时扩编要统一考虑。3月12日,在会见圭亚那总理伯纳姆时,邓小平针对美苏两国裁军谈判明确指出:“对两个超级大国裁军的问题,我们曾多次阐明过立场。我们认为,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带来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从总的形势看,这个大战的危险比过去更加迫近、更加加剧。所谓裁军,美苏两个叫得最凶,特别是苏联,叫得更厉害。事实上,掩盖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掩盖着它们拼命的扩军。”“人们总是希望裁军,美苏也拼命讲裁军,其实不过是一句空话。全世界人民倒是应该提高警惕,注意它们假裁军的后果所带来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不做这样的准备要吃亏。”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战争不可避免,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迫近了。所谓迫近,也不是三五年内打得起来,但总是更加迫近了。“军委常委的同志已经商量过,军委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我们军队工作的纲就是这个。”邓小平还强调,毛主席向来就说,要准备打仗,战争推迟三五年有好处。过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争取了十年时间,还可能再争取五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因为现在美国不敢打,苏联也还没有完成全球战略的布局。

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有些变化,放弃了“要准备打仗”这个军队工作的纲,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

8月12日-18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大政治报告指出:“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都想称霸世界。到处争夺,搞得世界很不安宁。他们这样争夺下去,总有一天要打起来。”

但是,“只要各国人民提高警惕,紧密团结,做好准备,进行不懈的斗争,有可能推迟战争爆发的时间”。这表明,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有了新变化,不仅强调战争的危险,而且提出了战争有可能推迟的思想。

十一大闭幕后,8月23日邓小平就主持召开了军委座谈会,研究“军队究竟怎么搞”的问题。在座谈会上邓小平指出:

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1975年提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是指导军队工作的纲,这没有错。现在要肯定‘军队要整顿’至少是三五年的纲;‘要准备打仗’是要打仗以前的纲。”9月25日,在会见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韦尔纳时指出,我们不相信有持久的和平,战争总有一天要来,当然不是五年之内。但战争总要到来。对总的形势我们就是这样的看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推迟,能推迟十年。就我们中国来说,能推迟二三十年我们就非常高兴。

有那么一些人,说中国好战。中国人才不想打仗呢,我们很需要二十多年的时间来实现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但话要说回来,这个战争的到来是个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战争这把火来迟早也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所以要做准备。加强戒备,经常警惕战争的危险,并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延缓战争的办法。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未来战争的形态作了分析。他认为,将来的战争不排除使用核武器,但很可能还是常规武器战争,如果只靠核保护伞这一点,不注意常规战争的准备,是要吃亏的。

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对战争为什么可以推迟作了分析。他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苏联全球部署没有准备好,一是苏联在中东、非洲、拉美、亚洲寻找战略基地都没有完成,有的地区还受到严重挫折;二是苏联本身的弱点,特别是农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每年要从国外进口成千万吨的食物。同时,邓小平又强调:

“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

1978年6月17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时,提出了延缓战争的具体做法。他讲,打世界大战现在只有苏联和美国有资格。我们中国没有资格,欧洲、法国、德国、日本都没有资格。美国总的战略是处于防御。苏联处于进攻地位,正在加紧全球的战略布局,是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我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可以延缓。延缓的方法可以从三方面着眼:第一条就是加紧准备。发动战争的人知道人们认真准备了,他就小心了。

第二条就是大家破坏苏联的全球战略布局。现在苏联要发动战争,也有弱点。它的全球战略布局没有完成。第三条就是不能对苏联搞绥靖主义。对苏联不能搞绥靖主义,就是不要补充苏联的弱点。苏联农业落后,粮食不够;工业装备落后,技术落后。

这三方面做好了,就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透过纷繁复杂的国际矛盾,认识到在世界力量格局中,战争的因素虽然也在增长,但和平力量发展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正是根据世界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的对比变化,邓小平不仅进一步强调了世界战争有可能延缓的看法,而且对战争可以推迟的原因作了更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世界和平力量发展对战争制约作用的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越南在苏联支持下,武装入侵柬埔寨,驱赶在越南的华侨并蚕食我边境领土,我被迫于1979年初进行自卫反击。12月苏联10万大军入侵阿富汗,企图打通南下出海口。国际形势顿然紧张起来,议论战争危险的人也更多了,单讲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书就有好几本,有的甚至预言1985年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对此,邓小平讲,1985年左右会爆发战争,我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而苏联的全球战略布局没有完成,而且国内还有困难。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全世界都估计到,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发生了阿富汗事件,还有伊朗问题,更不用说早一点的越南问题、中东问题。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很多。”“八十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但是,邓小平仍然强调:“我们有信心,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1980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指出:“看来国际上还要经历一些风浪,就我个人来说,看远一点,采取有效措施,八十年代的危险可以渡过,不是不可能渡过的。我们说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八十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当然,这个考虑是有利于中国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中,邓小平提出“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战略判断,表明了邓小平作为战略家的巨大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这就意味20世纪最后20年的和平将是可以争取的。同年10月,邓小平在解放军高级干部战略研讨会上对战争可能推迟的时间采取了“甚至比五年多一点的时间”的说法,没有强调“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的提法。这表明邓小平对战争问题的分析和预测既是大胆的,又是谨慎的。他说:“国际形势越来越动荡,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但是,争取一点时间,延缓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综合全局来看,甚至比五年多一点时间还有可能。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拖长,争取更多一点、更长一点的时间,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样对我们有利,也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

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从联合国的角度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

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既看到战争因素在增长,又看到制止战争因素的增长,并从两者力量对比变化的分析中得出战争可以推迟的看法,是邓小平分析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方法。但是这个时候对制止战争因素增长的分析,还只是着眼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邓小平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第三世界尽管穷,但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大大增加;霸权主义还要继续横行下去,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

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对战争可以推迟说得更为明确,并与国家经济建设决策相联系。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间,经济建设该上的就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4年10月10日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又指出:“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除了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还要同欧洲、日本发展关系,加强合作。

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这一点很重要”。“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邓小平这一论述在制止战争力量的分析上有了重要发展,认为制止战争的力量不仅只是第三世界国家,广大发达的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也是制止战争的重要力量,而且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内部也存在着反战力量;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是制止战争的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制止战争。

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对国际形势和战争作了更为深刻的分析。第一,他提出对国际形势和战争问题要作出新判断。他讲:消肿一直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涉及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

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以更加坚定的语气,强调战争可以进一步推迟。“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第三,从美苏具有毁灭世界的核能力这一角度出发,对战争可以推迟乃至可以避免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原来认为现在能发动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但是这两家都不敢动,哪一家都有毁灭世界的能力,谁敢动啊?这里还讲中国现在的对外政策。“我们现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是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因为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

我们说十年打不起来,包括我们这个对外政策的作用。”第四,对战争与和平的正确判断是全面改革的前提。对战争与和平作出新判断,“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整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虽然还是坚持“战争有可能推迟”的思想,但在三方面有了重大变化:一是对美苏两国军备竞赛、特别是战略核武器竞赛的看法改变了。原来认为美苏两国有那么多导弹、原子弹,这既不能吃,又不能穿,总有一天要派上用场,战争总有一天会爆发。现在认为美苏两国都拥有毁灭世界的能力,“谁敢动啊”。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的发展,成为战争可以推迟或延缓的原因。二是更加强调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中国是推迟战争延缓战争的和平力量。这与原来从国内经济建设需求出发,希望10年20年的和平环境的诉求不一样了。就是说,中国不仅需要和平的环境从事国内的经济建设,而且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三是对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全面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有信心了,可以更加安心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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