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利益日益交错，经济关系日益突出，经济发展成为国际竞争主要方式的情况下，以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解决国际争端是没有前途的。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家一方面是造成国际争端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又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这只能产生出更多的国际争端。这就是说，对于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霸权主义国家，靠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国际争端，而且会招来更多的不对称报复。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但并不只是以军事或靠战争来推行其霸权，它们更多的是以经济制裁为手段推行霸权。
如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更频繁地利用自己全方位优势，动不动就挥舞诸如经济制裁的大棒，以便惩罚其他国家被认为不符合美国标准的一切行为。这就要求人们从更多领域和方面采取措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更要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管是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还是进行不对称斗争，暴力对抗只会加深矛盾，扩大分歧，从而将人类带入更大的矛盾和对抗中，甚至登上以暴易暴的相互屠杀的大转盘，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解决面临的国际争端，仍是中国在２１世纪的一个根本的战略指导原则。这是因为：
第一，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如何为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成为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对此，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建设，没有和平稳定的环境不行；要发展，只有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才有可能。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是中国实现国家发展利益的需求。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也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世界并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也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在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第二，由我面临的或可能出现的国际争端的性质所决定。
２１世纪头２０年，我面临或可能出现的国际争端主要有以下几种：（１）意识形态引起的国际争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领导，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现在世界上的大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希望并促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是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
美国把在全球范围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使全球资本主义化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所在。“美国的责任不仅是保护我们的公民和我们的利益，而且还要帮助创造一个新世界，使我们的理想不但能生根，而且能够开花结果。
这正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所在。”对于如此强调意识形态的美国，只要中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或产生矛盾和争端。由于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是和平演变的战略，即非战争的、非暴力的，所以我们解决这类国际争端更要用和平的方式。（２）历史遗留的问题可能引起的争端。西方大国（包括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给中国造成过巨大的灾难。迄今为止，历史遗留的问题并没有完全了结。如日本不肯正视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美国仍然插手台湾问题，阻碍中国的统一。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影响相互间建立信任关系，甚至有可能发生冲突，产生国际争端，但是这类问题毕竟还用不着运用武力的方式去解决。（３）领土问题可能引发的国际争端。我国与大部分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是，与少数国家还没有解决。还有个钓鱼岛和南沙群岛问题。
领土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甚至引起武装冲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方法，实践证明是可行的。１９９５年７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与东盟外长举行对话，重申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中国政府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中国愿同有关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和现代海洋法，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通过和平谈判妥善解决有关争议。争议各方都应遵守国际法有关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和有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不使问题复杂化、扩大化。中方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是目前处理南沙群岛争议最现实可行的途径。经过磋商，与有关各方达成一致，认为以和平方式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南沙争议，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争议的存在不应影响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这些基本的原则和精神仍然适用于今天。（４）台湾问题引起国际争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始终是介入的，台海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的稳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对台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其基本点还是争取和平解决。我国面临的或可能出现的国际争端当然不只这些，还有人权、经贸、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等方面的矛盾和争端。从上述这些国际争端看，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解决仍然是我们的战略抉择。
第三，和平崛起道路的必然要求。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总是认为，巨大的不断繁荣的国家可能在其边界之外显示力量，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国际秩序的重组，并不止一次地引起战争。
美国有人在１９９５年就讲：“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强大。如果中国迄今的经济发展速度再维持１０年，那么历史学家会回过头来评论说，２０世纪末在战略上的最大事件不是苏联的瓦解，不是中东和平，也不是海湾战争，而是中国的崛起。”从历史上看，后起大国的崛起走的是发动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２１世纪中国的崛起走的是和平的道路，就是争取和平的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平崛起既是对世界的承诺，也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和平崛起与战争崛起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用战争手段处理国际争端，还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２１世纪中国的崛起走和平之路，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长期的基本国策，但是世界上有些人就是不相信。要使世人相信，一不在于你讲的怎么样，二不在于将来你称不称霸，人们最看重的是你现在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还是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经济快速增长与和平外交是和平崛起的两个轮子。没有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就没有什么崛起可言；没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诚意和行动，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讲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
之所以没有前几年那样甚嚣尘上了，就是因为：（１）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没有阻碍和危害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发展，而且还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动力。西方一些主流媒体，把中国称为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火车头，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亚洲国家就可能出现经济感冒。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对亚洲经济日益增加。中国的出口促成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出口增长了３０％，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从潜在的威胁向机遇之地转变，他们认为中国不是威胁，而将中国视为救星。”
（２）以友好协商的和平方式与周边国家解决边界问题。经过友好协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解决了边界问题，与塔吉克斯坦协商一致地签署了边界协议，与俄罗斯划定了绝大部分边界，和越南签署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和中越北部湾边界协定。
在南海岛屿的主权争议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并且与东盟国家就制定南海地区的行为准则主动进行磋商。
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致力于与邻国和睦相处。
同和平崛起要应对挑战一样，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也要应对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经济利益的诱惑。外交是内政的继续，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中国能不能坚持“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指导，就看能不能妥善处理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军事提出的“客观要求”，能不能抵挡经济利益的诱惑。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经济的扩大和增长，使中国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在世界各地、各领域流动并无所不至；国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也越来越凶猛地流向中国。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已融入国际体系，中国的利益已越过国界，走向世界，中国的经济风险已与全球相联系。西方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要求全面参与全球政治，而且必然需求军事上提供的保护，中国的军事扩张是必然的：挡不住经济利益的诱惑。美国过去是这样做的，现在仍然在这样做。塞缪尔·亨廷顿讲：
“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场资源战。最关键的问题：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所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并扩大了和平时期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成了美国的内湖。”
中国是否也与美国一样——经济利益所到之地，必是舰炮射程延伸之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原则能否抵挡经济利益的诱惑？对美国的做法，中国是坚决反对的，更不会跟美国一样搞经济军事霸权。经济问题要用经济方法解决，这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规定。国家间发生重大经济利益矛盾和冲突时，一定要坚持用和平的经济的方式解决。所谓和平的，就不要用武力去解决经济问题；不要使经济问题演变或上升为军事冲突。所谓经济的，就是运用经济规则、经济手段在经济领域解决问题。国家间经济矛盾和经济利益冲突导致战争，或者要以战争手段解决经济问题，那应视为外交和政治的失败。这是高层决策时必须始终坚持的思维导向。当前，有一些人主张，尽管我军事力量与经济全球化要求不相匹配，但对重点和重要地区的经济利益一定要提供军事保障，必要时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这种建议是不可取的。
第二个挑战来自自身民族主义。中国是个有历史“悲情”的多民族国家。２０世纪中华民族多次遭受国外民族主义的伤害，蒙受了巨大耻辱。最近的一次是１９９８年印度尼西亚严重的对华人强暴事件。１９９８年５月，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导火索，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严重骚乱。骚乱期间，华人的财产遭到大规模抢劫和破坏，数百名华裔妇女被集体强奸凌辱，有些甚至被奸杀。
美国的《纽约时报》首先报道了这些暴行，并指出基于华人社区发生的攻击事件具有组织性（暴徒乘车大批进城），再加上对暴徒外形的描述（身体结实，蓄军人平头发型），可能有军人、警察及政府人员涉入迫害华人的事件。１９９８年５月的暴行不是偶然的，是印度尼西亚当局长期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歧视、仇视华人的结果。这种民族主义的猖獗不只是给华人造成灾难，给印度尼西亚本身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而像这种排他性的、丧失理性的民族主义是民族精神中异变出的怪胎，是自感文化劣势的民族扭曲心理的反映。同样，２０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演出了“义和拳”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悲剧。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盟。”“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２日，受狂热民族主义思潮和极左思潮蛊惑的造反派置基本的国际法准则于不顾，冲破警卫人员的拦阻，冲进英国驻华代办处，烧毁了办公室和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