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苏争霸的新态势以及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邓小平作为当代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外交家，善于把握现象背后的本质。经过长期的观察与思考，他看到首先美苏两国“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美苏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三是，“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包括美苏两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占世界人口３/４的第三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为阻止霸权主义发动战争的强大力量；四是，“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各国在重视国家安全的同时，已开始把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向以科技、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上面。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渗透不断加深，客观上也成为自发约束战争爆发的因素。据于上述分析，得出了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可以赢得的战略判断；在南北发展问题上得出了发展是硬道理，是全球性、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的时代结论，从而完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战略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才能正式提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４日，邓小平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讲：“如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本世纪战争打不起来，下个世纪和平就更有希望。我们在战争问题上由悲观变为乐观，但不能掉以轻心，和平必须争取才能赢得。”在谈到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时说：“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我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但是，我考虑这对国际上是否也有些益处？我是指对和平会不会有点益处。维护世界和平最大的问题，是各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依附于集团政治，同时，也要考虑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历史纠纷的方式。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不只是考虑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中国与有关国家的问题，也向国际社会提出这样一个构想，看是否对和平有利，一切都着眼于维护和平。”
“一国两制”原本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量身定做”的，却首先在解决中英、中葡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实践中获得成功。这种原本用来解决国内统一问题的构想却在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历史争端中取得成功，绝非偶然。这说明“一国两制”本身的理论空间与意义还不仅仅局限于解决国内问题，它还具有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与国际示范意义。在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一国两制”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之所以成为当今国际社会解决国际争端的典范，就在于它是一种妥善照顾到了各方利益的合情合理的方式，充分体现了在和平解决彼此争端时，要相互尊重彼此利益、相互让步的主张。
运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成功实践。对此，邓小平极为重视其普遍意义。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３日，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瓦尔时强调：“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
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２日，邓小平在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两家都有个统一问题。你们解决同南朝鲜的关系问题，或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总有一天，要体现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现在世界总的局势表明，各个争端问题都不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这里，邓小平用明确的语言否定了传统的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的做法，再次肯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
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
８０年代末，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这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５日，邓小平又明确提出：“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的忧虑。七十年代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现在出现了对话代替对抗的新潮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正在发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正在发展，邓小平是基于两方面的分析。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共同基础。在国际经济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凭借不合理的国际生产、分工与贸易体系继续掠夺世界财富，致使南北差距越拉越大，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处于困境之中。“发达国家尽管也有其经济困难，总的说是越来越富。而第三世界是越来越穷。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发达国家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还不是靠剥削和掠夺？解决南北问题要求北方承担更多的责任。”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之所以如此富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如此贫穷，与历史上遭受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分不开的。因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发达国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基础之上。邓小平指出：“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
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国际上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得到增长，越来越有赖于其他国家的作法。南方如果没有北方的协助就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反之如果南方没有取得更大的进步，北方也不可能繁荣。”寻找南北之间这种共同利益的方法，只有在结束了对抗以后才能产生。１９８８年７月１５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中美两国关系需要发展，要把这一发展提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提到维护世界和平和全人类利益的角度。
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两国关系要搞好。”在邓小平看来，南北之间尽管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别，但也存在共同发展的基础，只有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靠和平方式解决各种争端，搞好关系，世界才能和平，人类才能进步。
二是以为集团政治该结束了。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７日，邓小平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讲：“现在集团政治该结束了，这主要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霸权主义也该结束了，不仅全球霸权主义，还有区域霸权主义。现在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到缓和的趋势是明显的，至少在今后三十年、五十年内这一趋势还会发展。道理就是超级大国谁也不敢发动世界大战。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绝对优势也没有用，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后，广大南方国家以革命和战争的方式结束了北方国家殖民主义统治，在政治上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面临经济发展的历史关头，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两大政治集团的对立和斗争，不仅使第三世界丧失了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发达国家发展受到制约，而且世界面临着核战争的威胁。这种以两大政治集团对抗、特别是军事对抗为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相违背的，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的趋势必然要结束这种军事对抗和紧张，代之的将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各种国际争端。
世界的发展不出邓小平所料，集团政治随着冷战结束而结束了。集团政治和冷战结束了，但世界没有缓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沿用冷战思维，以保护人权为旗号，肆意干涉他国主权与内政，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有所抬头。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也没有否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性。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一些新变化使邓小平更进一步认识到，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解决东西南北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国际争端，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解决东西南北存在的矛盾与争端。因此，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思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１９８２年１０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访华代表团时，就当今世界南北国家发展严重失衡、并成为国际事务中的重要问题发表意见，提出了解决南北关系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在这以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时候，多次谈到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１９８８年９月，邓小平完整地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他谈到：“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看来，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邻国之间关系。
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都需要这些原则。现在看来，战争打不起来，和平可以维护。发展问题是个南北关系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更多，要放到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解决。”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为了结束霸权主义，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等思想。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１日，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正式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
他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和苏东剧变的压力，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贯思想。１９９０年３月３日，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再次郑重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他说：“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７月１１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讲：“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包括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谓的制裁。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如中美关系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就是靠和平的方式（当然包括各种斗争方式）得到恢复和发展的。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布什秘密致函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与邓小平进行坦率的谈话。在这以前，布什总统就几次私下向中国传口信，表明他重视中美关系，目前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领导人能理解。邓小平在接到秘密来信的第二天就复信布什总统，同意美国特使秘密访华，并愿意亲自同他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以防止中美关系继续下滑。对于美国等西方七国的制裁，邓小平的态度十分明确和坚定。他对有关人员讲，不要说七国制裁，就是七十国也没有用；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