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经过一个快速发展期上了一个新台阶，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或出现问题。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和水平，必然会出现新的需求制约，成为继续高速增长的障碍，这就要求在新的经济平台上进行调整，解决增长障碍。邓小平指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解决和治理经济上台阶后出现的问题，特别要注意“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邓小平看来，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带来的问题，比不发展要好，也容易解决——手里东西多；发展中出现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胆去解决。当然，经济发展和解决问题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的事，它只是表明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过程中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三、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与８０年代之交，中国在政治和思想上以拨乱反正为特征。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思路，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８０年代与９０年代之交，遇到改革开放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争论，也即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个姓“社”姓“资”问题，既关系到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兴起于８０年代初、如火如荼正在中国大地进行的改革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又关系到改革向什么方向发展——是坚持计划经济的改革，还是取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创新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围绕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进行了１０多年的思索和探讨，最终以“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再一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６日第一次提出来的。１９７９年１１月，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访华。２６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他们。吉布尼问：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林达光也问：你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对他们两人的问题，邓小平作了明确的回答：“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邓小平的谈话，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命题，这是了不起的历史事件，也是了不起的理论创新。因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将成为可能。列宁第一次提出并使用了“计划经济”概念。列宁讲：“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公平、平等、消灭剥削相联系，而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不公平、不平等相联系，由此，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斯大林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苏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观念。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搬来的，理论上也是把计划经济当做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来批判的。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更是把市场经济当做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其理论创新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以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为指导，邓小平确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他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邓小平这一论述中，最为关键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这里面有两个观点特别引人重视，一个观点是明确提出了市场调节的思想，二是不再坚持传统的以计划调节为主的思想。在中国领导人中，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及探索，首先是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１９７８年７月-９月间国务院召开了怎样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李先念与陈云商讨后在会上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主张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一点市场经济作补充。邓小平在当年１２月为准备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稿的手写提纲中，有“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这一条。这里已经孕育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这种萌芽的必然发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等提法，实际上已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当时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更没有成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６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邓小平提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年９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提出来，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邓小平讲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也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１９９４年出版《邓小平文选》第２卷时，才恢复当时的提法。这件事表明，接受一个正确思想并作为党的工作的指导思想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由于理论上没有突破，但改革开放还得继续下去，所以只好依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精神，采取“体制外先行”的改革战略，即“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把改革重点放到国有经济以外的部门去，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增长，建立市场导向的新体制，并在新体制基础上实现高速增长”。这种改革战略推进了改革，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互相掣肘，生产无序，市场混乱，国有企业缺乏活力，腐败滋长等毛病。
改革出现的这些问题，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必须改变双轨制，进一步改革国有经济和建立统一的市场，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理论上的突破。
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是在上述实践和理论背景下制定的。《决定》明确指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上突破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较好地解决了发展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相统一的问题，虽然它还没有直接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商品经济必然要求有健全的市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规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但是要到五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邓小平这个评价不是５年后而只是两天后，就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讲了一次，可见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的赞赏和支持。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方向的确定，从三方面给经济改革和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一是非国有经济摆脱了双轨制的挤压，使其在统一的市场制度下得到快速发展；二是外资企业（独资、合资）和外向型经济能够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规范动作而得到快速发展；三是国有经济摆脱指令性计划的束缚，在参与商品经济竞争中得到快速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已在１３７亿元以上，增长水平比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这一时期提高两倍多。在总结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１９８７年２月６日进一步提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还提出，出点差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怕，一怕就不能搞改革了，从长远看，改革的步伐不能太慢。他还要求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谈话精神，十三大政治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强调“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十三大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但是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思想已是呼之欲出。十三大后，为了使改革目标更为明确，建议直接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时，发生了“六四”和苏东剧变等事件。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新的质疑。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种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的做法，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对于这种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再三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搞不搞市场经济。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开会前夕，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１９９１年２月，邓小平在上海再次讲：“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这些谈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上海却以“皇甫平”
的笔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
１９９１年３月２日，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中讲：“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皇甫平”在另一篇文章里还写道：“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皇甫平”的文章很快招来批判。有批判文章的题目就是《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有些批判文章讲：
“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是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这种争论的实质是，改革是向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前进，还是不断倒退到计划经济？坚持“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人，对于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前进的改革必然持反对态度；如果按这些人的主张办，那么已经进行１２年的改革将被扣上“资本主义”帽子而遭否定，中国又将回到计划经济的旧轨道，其结果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是由１９４９年以来经济发展正反方面经验反复证明的结论。整个８０年代，以市场取向的‘体制外’经济为主要推动力量所取得的空前成就，得到举世公认。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