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苏既对抗又对话，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苏两国互打“中国牌”，中国联合美国对抗苏联的战略，不利于我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也不利于我充分维护国家利益。另外，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日趋紧张，不得不调整对外战略，缓解中苏关系。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措施以改善苏中关系。对此，邓小平很快作出反应，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动作，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对外战略，不再联美抗苏，也不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在发展中美两国正常的国家间关系的同时，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后来经过长期的谈判，到１９８９年５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并发表《中苏联合公报》，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中苏两国关系的确立，意义十分重大。
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消除了苏联对我国安全构成的威胁，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解决相关问题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步伐。如中越、中印两国关系的改善都得益于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更为重要的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当年确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框架，成为中俄迅速建立起超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进而发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平等信任、面向２１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随着中苏、中越、中印以及中日、中韩关系正常化，周边各个方向对中国的现实威胁也随之得到消除或缓解，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
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国际战略有两个重要的特点：（１）被动性。战略价值基本取向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一战略价值取向从本质上讲是被动型的，一是受制于国际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格局，二是受制于周边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对华政策。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为了对付处于战略攻势的苏联，急切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断加强两国间的军事交往，甚至结成战略合作关系。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苏联的战略进攻势头得到遏制，美苏关系有所缓和，美国共和党里根政府就认为，保持美中战略关系对付苏联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不期望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同盟；为了防止中苏接近、防止苏联从美中分歧中获利，又强调要保持美中间长期的、持久的和建设性的关系。后来苏联的威胁消除了，中美关系就发生了重大变故。中苏关系同样如此，中国只是在苏联发出对华和解信息之后，才有可能启动改善中苏关系的大动作。（２）单向性。单向性是指实施战略后，只是国际环境及国际格局对中国国内的影响，而没有或者很少有中国对国际环境和战略格局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强并处于不断提升过程，在国际体系或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中地位不高，作用不大，因而不能主导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发展，也不能主导我国周边主要国家对华政策的改变和调整。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周边政策只是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主要国家对华政策的反应和应对，没有主导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引导周边主要国家对华政策变化的内涵和力度。总体上看，在改革开放以来，更多的是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周边主要国家对华政策的调整对中国的影响，而很少表现为中国的发展变化对世界战略格局和周边国家的影响；只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缺乏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理论自觉和实际力度。尽管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但在世界政治经济运行中，中国的战略影响并不是强有力的。
由于我们的综合国力不够，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大体上也只能采取这种战略。改变国际战略的被动性和单向度，以自身的发展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仍有待于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
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综合国力有很大增强。在过去的２５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１４７３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４万亿美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１０００美元大关；外汇储备由１.６７亿美元增加到４０３３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全球第二位；经济增长率在过去１５年里，平均每年达到８.８％，在全球排第一位。另外，中国继美、俄之后，在２００３年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成为全球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中国这２０多年的发展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国际战略体系中发展，是在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这一战略指导下取得的。
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来发展自己，这是在现有国际体系框架内的、不会对世界战略格局带来大的冲击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如上分析，具有被动性和单向度的特点。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进一步发展，这种带有被动性和单向度的战略必然会被一种主动的、双向的战略所代替。中国进一步发展，必然地、客观地要改变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主要国家对华政策；中国对外战略不仅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关系来发展自己，而且更要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周边的稳定。也就是说，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营造国际秩序和环境，保证中国继续稳定发展，并以自己的发展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因为：中国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后，暴露出来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亟待解决，只有积极参与、介入国际事务，营造国际新秩序，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在２１世纪中叶基本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对外战略和周边政策方面，一定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大主导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和引导周边国家对华政策调整的力度。
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崛起以及对外战略的调整，给世界带来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国际体系如何适应和应对中国的崛起？也给中国自己带来必须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中国崛起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
美国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开始对中国崛起的研究。
１９９５年美国的美国人大会，为了帮助美国领导人树立起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观所需要的协调一致的对华长远政策观点，对美国-中国关系进行专题研究。大多数专家认为：
（１）中国到２１世纪初将成为世界三大经济强国之一，到２１世纪中叶或许会成为最大的经济强国；（２）无论情况如何，中国完全有理由成为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国家，其重要性超过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和俄罗斯；（３）有关中国的问题，美国的长远利益是什么，美国对此没有一致的见解；（４）美国的政策是对特定的危机和情况以及电视报道所作的就事论事反应的汇总，政策往往是矛盾的，而不是促进美国利益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５）有些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敌手，而不是一个伙伴。在历史上，一个新的全球性大国崛起时，往往伴随而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挑战，而且还有不稳定因素和战争的威胁。
如果中国变成了敌手，而不是国际社会中一位负责任的成员，美国就会发现，要解决各种全球性、地区性和双边性问题将会越来越难，解决因冷战而推迟出现的国内紧迫问题将会越来越难，它还可能发现自己处于一场破坏性的新冷战中。一种理想的做法是，找到一种方式使中国在不发生战争或出现不稳定局面的情况下承担起新角色，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这是成功的关键。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美国朝野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分解和转变为：如何在避免大国战争的情况下，应对中国的崛起？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似乎大致有以下思路及对策。
第一，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能够调控正在发展和崛起的中国。一个新兴大国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不稳定？既有大国在什么条件下、有多大可能将崛起大国和平地纳入现存国际体系？这些中心问题的解决，部分地依赖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功能。所有其他条件同等情况下，第六个大国的崛起将会对体系构成较小的影响。在当前力量成比例分配，特别是在成员数量多（多极）的体系下，逐步和渐进的变化能够被成功地加以调控——和平地调控而不摧毁原有秩序的基本框架。就是说，在美国等多个西方国家组成的现有体系下，能够和平地调控正在发展和崛起的中国——不破坏原有秩序的基本框架。但要防止出现“免费搭载现象”，即既有大国中相互推诿责任，都希望其他大国对新兴大国进行抗衡，而自己不负抗衡的责任。
第二，由于第一条原因，所以现存的大国在维护现状秩序和国际体系本身的行动中，要团结在一起对付革命性大国。因为它寻求推翻，而不是改变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如果新崛起的大国将现状视为合法的或者能够扩张其领土和影响而又不破坏既有大国的利益，那么接触就成为一种选择。就是说，中国可能不是一个“革命性”的国家，它可以在现存的国际体系的基本框架里实现自己的利益。美国对中国应采取接触政策。接触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不损害现存国际体系完整性的情况下，将冲突减少到最小并避免战争。接触战略是最为有效、合理地解决一个不满大国崛起问题的途径。接触战略必须是“大棒和胡萝卜并用”，才可能获得成功。
第三，首要的任务是对新崛起大国真正性质的认识。如果认识上犯了错误，将一个新崛起的革命性大国，特别是愿意冒风险的大国，错误地鉴别为一个具有限目的的修正主义国家，危险就会出现；同样将有限目的的修正主义大国视为一个革命性的大国，也将导致不必要的冲突和战争。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不完全是有限目的的修正主义国家，也不是特别愿意冒风险的革命性大国。“中国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封闭性与防御性特点表明，它将不情愿地、困难地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进行接触和被整合进现存的国际秩序中。”正是对中国的这种认识，美国确立了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这也是美国对在避免大国间战争情况下，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回答。
那么中国自己是怎样回答和解决中国崛起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呢？和平崛起是中国对此的回答。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用和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发展，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和平崛起的基本规定和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整具体把握和平崛起战略。
第一，和平崛起的第一要义是崛起。和平崛起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联系的。“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重要战略思想。”按照此思路，和平崛起的第一要义是崛起。离开了崛起，就无所谓和平崛起。提出和平崛起战略，其根本着眼点是用和平的方式更快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平崛起是对世界大国发展和崛起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的概括，也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本世纪头２０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情况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我们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作指导，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在２１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