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对非洲的殖民统治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到了２０世纪中期，非洲各国先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法兰西的非洲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有一批法国作家顺应历史的潮流，支持非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仍有一些作家凭借姗姗来迟的殖民感觉，在创作中为殖民主义者召魂。在这种晚期帝国叙事中，加缪的未竟之作《第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
加缪曾经长期侨居北非，其创作基本上以阿尔及利亚为背景。如果说，他的名作《局外人》（１９４２年）、《鼠疫》（１９４７年）主要是为了证明世界的荒谬的话，那么《第一个人》则用相对传统的笔法，聚焦北非的南欧移民，对法国一个多世纪的非洲殖民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即认为南欧移民是北非现代文明的创造者，正是由于他们的艰苦开拓，才促进了阿尔及利亚的繁荣。
小说一开始，就通过天上的行云巡礼了北非帝国：“大朵大朵厚重的云正向东疾驰。三天前，这些云团还在大西洋上空涌涨，等待着西风，随即慢慢移动，后来越来越快，掠过秋日下鳞光闪闪的水面，直奔大陆而去，被摩洛哥的山脊扯成丝缕，又在阿尔及利亚的高原上重新聚拢，现在它们已临近突尼斯边界，企图抵达第勒尼安海之后消失在那里。”
在作者笔下，正是一代一代的南欧移民使北非由不毛之地变成了沙漠绿洲：阿尔及利亚的北部本来是一片荒原，然而，“一小群一小群的马翁人”拖儿带女，辛勤开发，终于“使阿尔及利亚的沿海地带富裕起来”。阿尔及尔是一座海湾城市，中学周围一带过去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街区，“后来西班牙移民的美德使它成为了阿尔及尔人口最多、最富有生机的地区”。所以，南欧移民理应成为这块土地的当然主人。然而，这个殖民之梦以迁移开场，却以移民撤离阿尔及利亚告终。为此，作者在小说中无限伤感地追溯了四次移民浪潮。
１８３１年，首批近６００名移民被送到阿尔及利亚，其中有１５０名倒在了帐篷里，阿尔及利亚大量的孤儿院就由此而诞生。不过，正是这些移民，特别是那些孤儿，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那个时代的图书馆里有许多关于捡来的孩子的记录，记载着用这些捡来的孩子去开垦殖民地的历史。是所有捡来的和丢失的孩子建造了不可能长久存在的城市，尔后他们永远地消逝于自我与他人之中。人类的历史在古老的大地上永不止息地缓缓发展着，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仿佛与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记忆一起在永恒的太阳下蒸发，化为暴力和谋杀的危机，化为仇恨的火焰，化为泉涌的鲜血。血就像北非的河谷，迅速膨胀，迅速干涸。”１８４８年革命之后，巴黎失业人数很多，民众怨声载道。为此，制宪会议决定投入５０００千万法郎，打发一批人去殖民地，许诺给每人一套住房和一块两到三公顷的土地。结果志愿者超过１０００人。“人人都梦想着那块乐土，尤其是男人。”他们充满幻想，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他们于１８４９年出发，１８５４年就在索尔费里诺盖起了房子。
为了宣扬一种帝国意识，作者将第二次移民描写成了一次史诗式的历史进军：塞纳河畔，拉纤的马车拖着６只驳船，在市政府管乐队演奏的《马赛曲》和教士的祝福声中前进。岸边的旗帜上绣着尚未存在，要靠船上的乘客用魔力去创造的村庄的名字。
这些勇敢的人们、坚强的街垒斗士在一个月内漂过小河，拐入大江，每路过一座城市，都受到政府乐队的欢迎。他们最后乘坐军舰“勒拉伯罕朵儿”号横渡地中海，进入博那港后，岸上的人群在乐声中欢迎来自远方的面色铁青的冒险家。他们携着妻儿，带着家具，离开欧洲之都，经过５周的漂泊，踉踉跄跄地登上了远方青色的土地。
此后，他们从博那走向索尔费里诺。每隔一段路，都有一群聚集起来的阿拉伯人，在远处充满敌意地看着他们。平坦的大地被远处的群山环绕，没有一寸耕作过的土地，没有一座房屋，零星分布着几顶土黄色的军用帐篷。苍凉的天空和危险的大地之间是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空旷，让他们觉得这就是世界的尽头。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移民们要造房子，要分配土地，神圣的工作拯救一切。然而，没法立即开始干活。整整８天的瓢泼大雨引发了塞布什河的泛滥，帐篷周围成了水乡泽国，无休无止的暴雨声在帐篷里回响。为了驱逐恶臭，他们割下空心芦苇，把帐篷里的小便排到外面。就这样，他们在帐篷里住了４个月。
春天，他们盖起了小棚屋。然后，酷暑来临，霍乱开始流行，每天都要死亡十来个人。药都用光了，只得用跳舞的方式来活络筋血。每天晚上收工之后，移民们随着小提琴演奏的曲调，在两次葬礼的间歇之间跳舞，“湿热的夜晚，在睡着病人的棚屋之间，拉小提琴的坐在箱子上，身边挂着盏灯笼，蚊子和飞虫嗡嗡地绕着灯笼打转，穿着长裙的呢西装的征服者围着熊熊燃烧的荆棘丛跳舞，痛痛快快地出一身汗。哨兵在营房四周守卫着，防止黑鬣狮子、窃牲畜的小偷、阿拉伯痞子来袭击”。
后来，大家分到了离棚屋区很远的一小块土地，再后来，他们建立了农庄，还用泥巴垒了围墙，但三分之二的移民没碰过一镐一犁就死了，活下来的人继续当着耕作农田的巴黎人。他们肩上挂着枪，嘴里叼着烟斗，兜里揣着喹啉。他们的枪从来不离手，甚至女人去塞布什河洗衣服，也得有士兵护卫。村庄常在夜间遭到袭击。１８５１年暴动时，成百上千穿斗篷的骑兵绕着围墙打转。后来，被围困在村子里的移民用火炉烟管冒充大炮瞄准骑兵，才使之逃遁。移民们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国度工作，但阿拉伯人绝不答应被占领，于是对一切进行报复。在博那的一条路上，一辆马车陷进泥坑里，移民们留下了一个怀孕的妇女，去找人帮忙，回来时发现孕妇的肚子被剖开了，乳房也被割去。
与此相较，法国的第三次移民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抢劫。１８７１年阿拉伯人暴动，受到法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造反者或被处死，或是坐牢，于是，１８７１年因抵抗德国统治而加入法国籍的阿尔萨斯人占领了阿拉伯暴动者的土地，取代了他们余温尚存的位置。
２０世纪初期，南欧移民第四次踏上了阿尔及利亚的土地。
他们在同样的秋日天空下，沿着祖辈的足迹，由博那走向索尔费里诺，其中就有主人公亨利。
１９１３年，孤儿亨利·高麦利携妻露茜从阿尔及尔坐三等硬座，经过一天一夜到达博那车站，然后坐马车到达垦地索尔费里诺，来经营圣·阿波特农场，当时住所一贫如洗，卧室里连壁炉都没有。当晚，露茜生下雅克，即为小说中所谓的“第一个人”。
亨利生于１８８５年，父母是阿尔萨斯人，在乌雷得-法耶特有一个农场。他很早就失去父母，哥哥将他送到了孤儿院，１６岁时离开孤儿院回到姐姐的农场。他姐姐让他干太多的活，简直受不了，于是他就去位于歇拉伽的露茜家里，她生于１８８２年，父母一家是西班牙马翁人。他们也和亨利的父母一样，很早就来到了阿尔及利亚，因为“他们在马翁穷得没有饭吃”。亨利和露茜结婚时，已经学会了做各种酒，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工作。他先是为里科姆家干活，里科姆后来又派他到圣·阿波特农场工作。
几个月后，战争爆发了，所有的侨民都被赶出了圣·阿波特。亨利被编入阿尔及利尔军团，在朱阿夫兵团服役。
早在１９０５年，２０岁的亨利就参加了摩洛哥战役。一天晚上，亨利和勒韦斯克去接替路口的岗哨，没人回应他们的呼喊。
“在一排仙人掌的路障底下，他们找到了一个同伴，他头向后仰着，异样地朝着月亮。起初他们没认出这颗模样古怪的头颅。其实很简单，他被人割断了喉咙，嘴里那青灰色鼓胀的东西是他完整的生殖器。”在离他１００米的一块巨石后面，以同样的方式横陈着第二具哨兵的尸体。
亨利·高麦利在１９１４年的马恩战役中阵亡，葬于圣布里约的法兰西纪念墓区。其子雅克·高麦利因为长期生活在欧洲，对于父亲没有任何印象，当然也谈不上同情。４０岁时，他应母亲之请去看看父亲的墓，才知道父亲死时方２９岁，比自己还年轻。
此时，“柔情和怜爱的浪潮一下子充满了他的心胸。它并没有将儿子带入对逝去的父亲内心的追忆，而是使他体验到了一个男人在屈死的孩子面前那种慑人心魄的怜悯之情——这里面有着某种违背自然规律的东西”。从此，雅克开始寻访父亲的事迹，重返圣·阿波特，小说也就由此展开了一曲殖民颂歌。在雅克的记忆里，这个农场所在的萨布斯平原位于群山和大海之间，过去是一片沼泽地，是南欧移民将其变成了长满葡萄的绿洲。
韦亚尔先生的父母属于在巴黎受凌辱的老式移民，战后，他们买下了圣·阿波特垦地的一个农场。经过惨淡经营，农场粗具规模。在雅克眼里，屋子里摆着现代风格的浅色木桌和木橱，还有几张藤条椅和帆布折叠椅。在种着淡紫色牡荆的院子里，两台鲜红色的拖拉机闪闪发光。院子外面是一行行的葡萄。远处，１９世纪末布尔乔亚风格的房子分布在几条街上，合作社、农业银行和节庆大厅等高大建筑拔地而起，所有的街道都通向金属架搭成的音乐台。
作者如此详细地描写这些欧式建筑，意在说明欧洲移民不是来自异邦的掠夺者，而是北非现代文明的创造者。为此，《第一个人》把下层的南欧移民置于叙事的中心。一个世纪以来的移民浪潮，始终围绕着贫苦移民翻滚：雅克的外祖母出生在萨艾尔的一个小农场，由做船民的父母带大后，年纪轻轻就嫁给了另一个马翁人。她与丈夫和兄弟们从１８４８年祖父不幸去世后就移民阿尔及利亚的沿海地区，一味地在毒日头下从事劳筋伤骨的重体力活儿。外祖母生了９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两个残疾。丈夫死后，她低价卖掉小农场，迁居阿尔及尔贫民区，艰难度日（此时的阿尔及尔已经完全法国化了，学校教育是法国式的，每年一度颁奖的典礼上军乐团吹奏的是《马赛曲》）。女儿露茜外出帮佣（亨利战死后，她带雅克回到娘家居住），长子在铁路上工作，哑巴小儿子是一个箍桶匠，３人的劳动所得勉强能够养活一个５口之家。他们住的陋室寒酸至极：中间搁着一张方桌，靠墙摆着一顶碗橱跟一张满是裂缝和墨水印的小写字台，地上支着一张铺了被子的小床……另外还有五把椅子。角落里的壁炉只有顶部是大理石的。“第一个人”雅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他长大后喜爱足球，而外祖母给他买的是希望“不朽”的又厚又结实的高帮皮鞋，为了延长寿命还在鞋底钉上了许多圆钉。雅克常因违规踢球而被外祖母用牛筋皮鞭痛打。一次，雅克为了去看一场足球，外出购物时扣下了两个法郎，受到追问时便谎称把钱掉到厕所里去了。此时，外祖母毫不犹豫地高高挽起衣袖，企图从大便中淘出这两个法郎。这个细节形象地诠释了南欧移民与世无争的生存状态。
２０世纪中期，法国的非洲帝国行将崩溃。１９５２年，欧洲移民被迫撤离，省长告诉大家必须重新考虑殖民地问题，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韦亚尔的父亲说，谁也别想在他的土地上发号施令。撤退的命令下达之后，他打开酒桶任其流淌，将水池的水放光，同时套上拖拉机，用３天时间将地里的葡萄拔得一根不剩。有感于“法国已经没有男人”，他失望地回到马赛，住在一座现代化的公寓里。但是，韦亚尔决定坚持到底，一定要在圣·阿波特咽气。
１９５３年，４０岁的雅克在横渡地中海的轮船上睡得迷迷糊糊，打着寻父的名义去出席法国的非洲帝国的葬礼。一路上，雅克对即将失去的阿尔及利亚不胜留恋：“一想到就又要看到阿尔及尔，看到郊区那座简陋的小房子，他感到幸福，同时又感到焦虑。他每次离开巴黎去非洲时，心里就像打开了的新天地，感觉像一个越狱成功的犯人，想到看守的那副模样时暗自好笑，有说不出的狂喜与满足。”
事实上，雅克的感慨所反映的也就是激动着加缪的那种迟暮的帝国情结。因此，作者在小说最后不胜伤感地为欧洲移民献上了自己的挽歌：“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又一批的人来这里耕种……这些人生儿育女，然后死去，他们的儿辈们也是如此。子子孙孙在父辈们生活过的土地上生活着，没有过往历史，没有伦理道德，没有前车之鉴，没有宗教信仰，因在光明之中生活而幸福，因面临黑暗与死亡而焦虑。来自天南海北的几代人，消失在预示着薄暮黄昏的美好天空下，未曾留下一丝痕迹，与世隔绝，永远地被人遗忘。”
出于同样的种族情感，作者对当时阿尔及利亚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斗争三缄其口，却对在移民中间谣传的由阿拉伯人制造的恐怖事件津津乐道：在拉斯吉农场，父亲和两个儿子被割破了喉咙，母亲和女儿被强奸，一阵蹂躏之后，也被杀了。雅克刚到阿尔及尔，城中就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炸弹是在离车站不远的电线杆里爆炸的。像这样的爆炸事件一个星期就发生两次。
总之，对于欧洲帝国的倾覆，对于有色人种的崛起，加缪传导了一种世界末日式的看法。他在小说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明天，六亿黄种人，几十亿的黄种人、黑种人、古铜色人，将涌现在欧洲的海岬……”这种对于殖民帝国崩溃后历史走向的耸人听闻的假想，无疑会激活西方人新一轮的种族歧视浪潮。因为在西方人看来，白色人种是与生俱来的地球霸主。拉普日说：“从自然选择论的观点出发，我认为如果让那些难以除掉的黄种人和黑种人成分在数量上大大膨胀将是一种不幸。然而，如果未来社会是以二元性为其组织基础的，即长头型的金发人为统治阶级，另有一个低等阶级专门从事最粗陋的劳动，而这后一角色就要落到黄种人和黑种人身上了。”法盖认为：“不管怎么说野蛮者都是同种的，正如罗马人与希腊人的关系。野蛮者是表兄弟。黄种人、黑种人决不是我们的表兄弟。这里有一种实在的区别，实在的距离，而且很大：一种人种学上的距离。毕竟，文明从未被白种人以外的其他人种创造过。……如果欧洲是黄种人的天下，那毫无疑问将是一种倒退，将是一个新的黑暗与混乱的时期，即另一个中世纪。”于勒·罗曼先生也断言：“黑色人种从未产生过也永远不会产生——爱因斯坦，或者斯特拉文斯基、格什温。”以上这些西方学者认为东方要么是给西方带来威胁（黄祸，蒙古游民，棕色危险），要么是为西方所控制（绥靖，研究和开发，可能时直接占领）。对此，加缪的《第一个人》所设计的帝国策略则是有效的殖民。作者通过南欧移民在北非垦殖的百年沧桑，诉说了一个虚假的帝国神话。在这个神话中，来自南欧的移民成了北非文明创造的主体，而那些世世代代生长于斯、劳动于斯的阿尔及利亚人却成了北非经济繁荣的局外人。最后，几代移民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要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拱手让人。作者为此痛心疾首，小说也就响彻着不平之鸣。用这种姗姗来迟的殖民感觉来追寻法兰西的世纪之梦虽然不合时宜，但也发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