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严肃的党政机关报办起了子报。这些子报一不要国家拨款，二采取了灵活的经营管理方法，三内部管理是分权的，四是效益普遍看好。百姓的顺口溜是这样唱的：日报办不过晚报，大报办不过小报，省报办不过都市报，机关报办不过非机关报。
究其缘由，大多与经济自立，放开搞活，独立自主，决策自由这几条有关。这几条说到底就是两句话：不拿人家钱，自己说了算。
南方有家省报办的晚报，晚报在省城的发行量，居然是省报在该市发行量的４０倍。经济效益，晚报也远在省报之上。这家省报的采编人员对笔者说，如果我们也采用晚报的体制，不信竞争不过晚报。在首都，一家市里的青年报无论在社会知名度、美誉度、经济效益等方面，都胜于同一城中的那家全国性青年报。笔者曾应邀去市里那家青年报社发表演讲，其中指出，“全国青年报在人才、信息资源等方面都强过你们，你们同他们之间的竞争是一种不平等的竞争。你们依靠自己的体制优势和领导的支持立足。如果人家也有了这种体制甚至更为出色的体制，打败你们应当是不成问题的。”话虽这么说，可心里又为那家全国青年报着急。拥有如此众多优秀人才和全国那么丰富的信息资源的报社，在首都竟然赛不过一家地方青年报，怎么说都是不应该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少传媒至今还没能义无反顾地走上经济自主、放开搞活的路子，原因也许不少。就主管部门而言，据说对传媒“不吃皇粮”的呼吁及“自我断奶”的举动有些担心，他们害怕导致传媒的自由化倾向。就传媒而言，有的是没有不吃皇粮的勇气，不少人依赖国家这棵大树久了，害怕市场环境下的激烈争夺。有的是没有自我断奶的能力，不少省厅局级小机关报，发行几百上千份，总计花费国家每年一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拨款，一下子自力更生，“生”得不会那么容易。
首钢改革搞得十分红火、效益异常显明的时候，鞍钢一些领导干部心里不服。他们说，如果我们能得到首钢一半的政策，让我们自主经营，我们肯定比首钢效益还好。可惜他们没有等到那个时候，以致作为国有特大企业，日子越发不好过。新闻界的情况有所不同。“外部断奶，内部搞活”，作为一种思路，不是哪家特定传媒的专利权；作为体制改革的目标，任何传媒都可以采用；作为党和政府调控传媒的一种政策，既有文件，又有示范，不必担心走错路，摸错门。在新闻界，竞争的条件是平等的、公平的。当然，这种平等、公平是相对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广告资源不平衡，不同传媒自然得到的经济支援也不一样。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党政领导，掌握邓小平理论的深度和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同，对于传媒“内部搞活”的理解，支持或容忍程度自然又不一致。但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生活在繁华京华的全国第一大报，过去一年的广告收入实际不足一亿元，而经济不是最发达的四川，却有好几家报纸的广告收入超过一亿元。看来，事在人为，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在市场经济建设才拉开序幕，对新闻运作的调控还常常处于无序状态的现在，对自身发展的自觉谋划和为达到目标的“拼命三郎”劲头，尤其可贵。
三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上对下，都是一件新鲜事。从无序到有序，是理念转换、机制营建、操作运行的必由之路。新闻体制的改革中，有一种必然性是可以预知的，即政治体制改革，是新闻体制改革的前提和首要保障。长期以来，所有的新闻传媒，无不是党的这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部大机器的运转机制不改，作为零部件的“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机制如何改得？
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虽不能说“千唤万呼不出来”，也不能说已经达到很大的力度。党的十五大以来，体制改革的舆论大兴，也许这次全国人大会拿出大改的方案。即便有了方案，付诸实践也还要有一个程序和过程。因此，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改出台之前，新闻体制改革还难有重大突破，还只能在现有经改与政改业已达到的水平上运作。
遗憾的是，在多数传媒，问题不在改革走得太快，走到政改与经改的前头去了，而是相反，远远落后于经改已经达到的水准，对政改已经获得的成果没能用足用够。笔者以为“外部断奶，内部搞活”，是完全可行的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同全国经改方向完全一致，同业已展开的政改力度相当的实际步骤。
就全国而言，新闻界对“新闻市场”和“传媒是经济实体”的认识和接受，大约花了十几年时间。笔者论新闻市场的一篇小文章，曾受到一些人的口诛笔伐。可喜的是，一家通讯社今年的工作会议上，终于也提到了新闻市场的建设与抢占。绝大多数传媒要走向市场，要在新闻市场上谋一席之地，应该是现时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极少部分传媒，也许可以以国家传媒等身份立足，可以不进入市场，完全依靠党产或国产过日子，但极大部分要自谋出路。因此，成为完全的企业法人，是完成新闻体制改革的前提。这一点，相关的新闻出版法规应有更明确的规定。相信今后的宪法，也会有相应的调整。
新闻传媒作为信息产业，其企业及企业人员的责、权、利，应有明确的规定并得到法律的保护。除少数机关传媒，一般情况下，新闻的终审权、经营权、管理权，应归传媒自身。党和政府对其必要的调控，要纳入法制轨道。不依法进行的干预，应视作侵权。对于是否组成报业集团，是否实行股份制，应凭相关法律和隶属关系，尤其是经济运行客观规律，不能靠行政命令，搞拉郎配和恩赐制。否则，体制的改革便是条件不成熟的早产儿，或者久孕不育的难产儿。人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产生。目前，有关的信息频频传来，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新闻业者的法律意识和守法自觉性，是顺利实现新闻体制改革的根本保证。主管部门、传媒领导，首先要为新闻业者守法创造必要条件。其次，新闻从业者也要自尊自爱。现在，一些传媒不给广告部门人员发工资，意欲把他们推向市场“找饭吃”。
这些人员自嘲“逼良为娼”。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利弊相衡孰大孰小，还当细细掂量。不少新闻从业者迷于有偿新闻，已引起社会公愤。有偿新闻风行多年，愈反愈烈，事出多种原因。但对业者来说，总是一种不光彩，有碍法纪，对新闻改革不利的行为。
一个健康的新闻市场的形成，有赖于健全有效的新闻体制，而两者又最终有赖于完备的法制和从业人员自觉的法律意识。
不再吃皇粮，不再指靠国家财政，大胆地合法地到市场上挣钱养活自己，壮大自己，在经济自立的条件下完成相应的角色作用；革除一切阻碍思想和操作的机制及规章，营建有利调动业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新闻关系新制度新方法，是当前多数传媒体制改革可以实现的目标。有理由相信，进入２１世纪前后的三四年中，全国会有一批成功的传媒。这种传媒的示范作用，无论就理论层面还是就管理层面而言，其意义将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预见的。
一轮新闻改革的红日，将从这里升起！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新闻文化消长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出现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一概念一般指开放的世界，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着整体性的经济发展和变动；具体指随着全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世界市场正在加速形成。在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必须从全球经济大局出发，规划和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目标。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无可置疑、难以回避的现实。全球货币市场，每天的成交额达１万亿美元。１２家跨国公司，不久将控制全球整个食品生产行业。５００家公司控制着３３％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７５％的全球贸易。世界上有７５００万人就职于外资题记：这是在香港树仁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召开的“经济全球化与跨地区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地点：
香港）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一部分。这部分刊于２００２年第６期《新闻记者》。
公司。美国境外至少有２５００万人在为美国公司工作，其中１２００万人来自发展中国家。
经济全球化冲击，影响着各国文化的消长、开放与融合。其中突出的表现是，富国文化向穷国文化的倾泻。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２０００年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披露，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１９９７年，好莱坞影片在全世界的票房收入超过３００亿美元，《泰坦尼克号》一片独占１８亿美元以上。据２００１年８月以来的报道，《珍珠港》在中国各地上映以来，创近年中国国产片和进口片票房新高。英语在互联网上的优势是其他语言无法匹敌的，８６％以上的网络内容都是英语的。ＵＮＤＰ的报告还指出，从新德里到华沙和里约热内卢，耐克、索尼等全球品牌的蔓延树立起新的社会标准。
墨西哥过去每年摄制１００多部影片，而现在的年产量却不到１０部。中国历年电影放映的热潮，都是由进口大片掀起的。据中美达成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定，美国今后每年可以向中国出口２０部影片。伦敦经济学院的安东尼·吉登斯教授说，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冲击表明，世界坠入了一种崭新的全球秩序，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它所带来的影响。ＵＮＤＰ的报告还指出，当今的文化传播已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
让我们在这种经济全球化与跨国文化传播的形势下，聚焦中国新闻文化的消长。
华夏各族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域，构筑起密不可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以至语言文字，从而产生一种特殊的关系和强有力的凝聚力，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共同体，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向心力。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有活力和魅力的文化之一，这种文化在价值观上强调集体性，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总体性，罗素把它誉为“东方的智慧”。《东亚文化：传统与变革》一书的作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拥有一个独特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它不仅使中国拥有一个伟大的过去，也使她为今天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新闻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亚种，以新闻传播作为文化现象的逻辑起点，展示新闻传播中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文化意识和文化机制，它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自己作为中华文化亚文化的个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的新闻文化既跟随中华文化在这个浩浩荡荡的大潮中随波逐流，共同消长，又依据新闻文化的特殊文化机制，实现着自身的变革。
前已提及，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形成的，但对于这一潮流出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预见，早在１９世纪乃至更早的１８世纪就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２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就以天才的透彻和鲜明的语言，向人们展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他们写道：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撞击，包括新闻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也跟着货物交易和坚船利炮步步深入地进入中国。
中国新闻文化的发生，同中国最早的现代报业的出现——首先是外国传教士的报刊活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怀着各种复杂目的的外国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批现代报刊，传递着为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西方新闻文化。不少传教士是遵奉“征服中国人的心”的使命到中国办报的。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机关报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宣称，自己办会的目的是，“在将这个天朝王国带进世界文明民族联盟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看它是否会屈服于智力的大炮，给知识以胜利的棕榈枝”。
罪恶的动机结出的未必全是罪恶的果实。传教士的“智力的大炮”也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新的传媒和新的新闻文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经过西方新闻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原本不多的中国新闻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政党报刊向现代政党报刊转移，新型的同西方大众化报纸较为接近的民间报纸登台亮相。中国的报纸，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不小的改观。但总的来说，中国新闻文化始终以自身的理念和方式缓慢地演进着。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历来在“体用取向”中毫无疑问地坚持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定规；另一方面是由于“老师总是欺侮学生”的无数事实时时告诫国人，对于外来文化要十二倍地小心；再就是长年的战乱阻碍了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接轨。国共两党及其政权分别集结于美国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也影响着同经济全球化更多地靠近，妨碍着中国新闻文化同西方新闻文化相似的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这种情况直到１９７８年以后才有重大突破和改变。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这里说的文明成果，既包括经济，又包括文化。他在另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话是化不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