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的历史相对年轻，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新闻学在德国和美国形成学科，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新闻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以及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通常以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标志；而１９７８年７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首次公开介绍传播学，通常被视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起点。
现在“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
写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４日，尚未发表。
新闻学形成学科之际，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传媒业已经完成从政党报刊时期向商业报刊时期的转变。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较早，但是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主要处于政党报刊时期，因而从新闻与政治的角度研究新闻传播，自康梁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到共产党，一脉相承，形成强大的政治（政党）新闻学的研究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学术新闻学的传统，除了在那个短暂的时期较为彰显外，基本处于附属地位。传播学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引入后，多次将其批判为“否定阶级斗争”；９０年代初以后，传播学的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新闻是信息的一大类别，新闻和新闻的传受是新闻学的逻辑生长点；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广义的信息和信息交流现象。
两门背景不同但有密切联系的学科的交融，适应了社会信息化的现实，打开了研究的广阔思路。信息交流渗透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延伸着人类的感觉。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整合、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一、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拨乱反正（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学研究重新开始，传播学也跃入研究者的视野。由于在基本的认识上将新闻与宣传的概念等同或混淆，新闻学是从讨论“什么是新闻”重新开始的；而对传播学的研究，首先讨论的是以何种批判的眼光看待的问题。因此，第一个阶段尚谈不上“研究”，主要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间分别在上海、北京、兰州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业界和学界的研讨会。其中１９７９年３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出席１５８人，来自全国一百多个新闻和教学单位，原定会期８天，结果开了１５天。在这个阶段，传播学的研究一度由于怀疑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停顿。无论如何，这个阶段诞生了建国以来第一本新闻学的专着，也出版了大陆第一本传播学的代表性译着。重要的是，新闻传播学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好的研究起点。
第二个阶段：学术研究急速转向探讨新闻改革（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伴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中国的新闻业进入了狂飙突进的发展时期。报业形成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面、多侧面、多种形式的新的报业体制，电视首次替代报纸成为最大的传媒形态。于是，探讨新闻改革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
中国的新闻传播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相当程度上新闻传播是政治的一部分，因而它的自身调整能力需要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持而获得发展动力。学界过多的介入其实需要由政界解决的事项，便注定了必须重新回归自身的命运。
第三个阶段：多角度的学术化发展（１９９２年至今）。经过两年的清查和思想清理运动之后，新闻传播学适应了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中发展自身，政治上与党中央自觉地保持一致，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思想上也自觉地保持一致，某些研究内容的选择、某些概念的使用，严格遵循上级的指示，以保障社会观念的稳定。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拉开了距离，过去人们的注意力除了政治没有其他，现在，政治家、新闻传播学者、传媒的具体主办者各自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他们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但已经能够大体分清各自的领域，没有必要完全纠缠在一起。因此，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的广度明显加大，并开始向研究的纵深发展。最近的十来年，是新闻传播学发展最为稳定和收获丰厚的年代，尽管同时也存在较多的新问题。
二、最近几年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
１．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教学人员在最近数年内稳步完成了新老交替。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文革”前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教学的人员陆续退休，八九十年代培养的新闻学博士、硕士陆续接替老一代人，成为高校各主要新闻院系和新闻传播学研究单位新的主体，新一批学科带头人已经走上岗位。老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教学的重新恢复和建设付出了辛劳和智慧，奠定了现在学科发展的基础。新一代的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已经成为现在新一轮研究成果创作的主体。
当然，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由于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一些优秀的研究、教学人才流向更有经济利益或发展前途的领域，一些较重要的研究领域（或课题）仍然存在人员的新老接替问题。
近年各高校普遍地建立新闻传播专业点，有一定质量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在这些新设立的专业点仍显缺乏，及时配套尚需时日。
２．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中国新闻史的整体综合研究取得了学科内公认的完善的成果，这便是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主编），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陆续出版，共计３６００多页。
中国新闻史的个案和时段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质量较高的成果。
世界新闻史的研究有所进展。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９０年代以来取得了较为完善的成果，已出版的数本专着，基本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
世纪之交，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了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这些教材注入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基本适应了传媒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世纪新闻教育的需要。新世纪的到来还刺激了对百年新闻传播研究的回顾，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着作，其中一些水平较高（例如２００１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２０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无疑是有意义的。
近年传媒科技迅速发展、传媒竞争的日趋激烈，新闻学较多地涉及应用性的选题，而基础理论的选题因得不到现行课题申报体制的支持和现行成果评估体系的保障，研究力量的投入较少且分散。但已发表的关于新闻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论文，虽然不多，却显示出相对较高的水平。
３．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从９０年代后期起，连续几年出版了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生代影响广泛。这些新翻译的传播学书籍，目前尚以较新的外国教材为主，还有一些与传播学相关的边缘性研究专着，例如大众文化、传媒形态、传播科技方面的。少量传播学经典着作的译本已有面市，成套的这类译着自２００３年起将陆续问世。与此同时，关于传播学的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论文数量明显上升，质量也有所提高。除了及时跟进最新的研究成果外，亦开始讨论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出版了一批这方面的论着。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已经得到确立，有了一些得到学界认可的较稳定的教材，但缺乏国人自己的研究性着作。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气候，出现了这方面的学科带头人和一批论着，与批判学派相联系的符号学、舆论学也有所进展，使得传播学研究在经验主义、人文传统两大系统，以及保守、批判两大倾向之间，得到一种学术的平衡。
４．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有较强的实用性质，理论色彩较弱。
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相互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包括批判学派的）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经验主义传播学的量化分析方法，已经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
新闻学研究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学，自然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必须涉及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等。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凡是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本来，传播现象贯穿于与人类相关的一切事物和活动中，各个学科都面临着从本学科角度出发的各自的传播问题。现在，尽管在学科管理上还有新闻学、传播学的区分，但在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活动中，一定要区分这两者倒是有些令人为难的事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成定局。
５．新传媒的研究迅速提上日程。
９０年代中期起，随着网络传播逐渐在中国普及，新闻传播学界以新闻的敏感性迅速抓住了这个研究话题，上项目，建立专门的研究室或教研室，发表大量的论文，１９９８年出版第一本专着，２００１年出版第一套教材。随后的两年内，又出现较多的关于新传媒的论着和成套教材。
这一研究除了研究者具有较敏锐的学术眼光外，与网络传播市场化有一定关系，市场需要以科学的名义开展广泛的公关活动和投入广告，而这种知识的普及需要不断的研究，提出新问题和新视角。当然，由于这个背景，这种“研究”本身无形中也带有了替商人做嫁衣裳的色彩，匆忙之下研究的学术性多少有一些水分。
６．传媒经营最近三年持续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门研究话题。
原因在于，最近几年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同时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迅速懂得传媒经营。新闻传播学界仓促应对，讨论的文章很多，书已出版不少，从传媒集团化到媒介的资本运作，从新闻资源到市场细分，从宏观到微观，涉及许多传媒经营问题。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媒经营的理念之中。
由于研究者多数并非经济学家，也不是媒体经营者，因而除少数新闻传播学者能够提出一些有见地的意见、个别着作较有水平外，这方面的文章虽然发表的很多，但多数属于经验感觉，知识处于大众经济学的层面；描述现象能够做到及时到位，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显得无力。传媒的经营是否应当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对象，目前在学界存在不同意见。
７．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最近三年持续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又一热门研究话题。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年的急遽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也多起来。于是，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一些法学界的研究者也加入了这一研究。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扎实而有成效，关涉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着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发表的文章很多，出版了一批专着，也有了专门的教材，总体水平较为专业。
目前传媒职业道德的研究力度，远小于具体的新闻侵权与诉讼的研究，并非这项研究有多大的学术难度，问题在于我国传媒业界的某些职业行为普遍地违背国际传媒业界公认的道德准则。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因而在某些职业道德规范难以得到公认的情形下，研究本身处于尴尬之中。
８．广播电视研究近年向广度发展。
９０年代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是空前的，积累了较多的财富，因而在广播电视研究方面投入了相当的资金。这一措施产生了效果，广播电视方面的研究项目上马较快，成果数量也很多，包括许多成套的丛书。关涉的研究内容包括频道专业化、广电业集团化、制播分离、电视节目形态、广播语言、节目质量评估、节目主持人制度、制片人制度、收视率，以及许多具体节目（栏目）的评价性研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