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汀：今天是您的专访，可是您一直都是说的“我们”。“我们”具体是指的谁？
罗以澄：指的是我和所有和我一起建设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们、同学们，包括目前正在学校或者已经离开学校的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不懈奋斗，我们才会有今天。
丁汀：那我们是不是有偏题之嫌？
罗以澄：对不起。可能这也是我个人的喜好。我喜欢说集体，不太喜欢说个人。
丁汀：没关系。我听说您目前正在承担国家“２１１”工程“十五”规划的一项课题《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研究》的主持工作。这应该说是一件任务艰巨的工作，工作包括什么内容呢？
罗以澄：这个课题有“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的建设。
“软件”建设上，主要有这样三个子课题。第一个子课题是政治的民主化和传媒发展的关系。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地推进。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建立在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上，这就要求政治的民主化随之也不断推进。在政治的民主化的过程中，传媒理应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但是现在的传媒大都做得不够理想，不仅没能充分发挥媒体的应有功能，积极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甚至很多信息没有及时地向大众传播，有意或无意地在剥夺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现在随着通讯手段的多样化，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的封锁几乎成为不可能，不及时传播应该传播的信息反而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毫无疑问，我们要在政治的民主化和传媒的发展之间寻求一个契合点。也就是说，既要做出符合我国自己国情的新闻产品，又要做出大众满意的新闻产品。在理论上寻找突破，这是我们学者的责任。
第二个子课题是关于现代传媒的经营管理和发展之路的问题。现在传媒的集团化趋势已成定局。最初我们还讨论“做大”和“做强”的问题。现在不用讨论了。因为“做大”已经和正在成为现实，再讨论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目前的问题是在“做大”的基础上怎样才能做强，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的媒体在自身的发展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就急功近利地想涉足金融业，去做房地产，去大力发展集团第三产业，以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结果事与愿违。这种发展趋势绝对不可行。企业的良性发展应该是完整的链条状，一环扣一环。你做出了第一环，便跳过中间环节不做，而去做最后一环，这当然不行，链条当然会断掉。在这个方面，广州日报集团应该说做得较为成功。他们报纸办好了，就做发行业，再做物流业，做印刷出版业，一环接一环，媒体既做大了又做强了，获得了稳步发展。这需要制度的配合，也需要对资本的良性运转有着很成熟的把握。
第三个子课题就是媒介的跨文化传播问题。进入ＷＴＯ以后，我们国家的媒介就面临着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我们光是被动的防守是不行的，还应该积极地应对。
现在外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缺乏一种基本的了解。为什么？我们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平等的。媒介有责任，也有必要起到一种沟通的作用，以扭转这种局面。这就需要“知己知彼”，对自己和别人的情况都有一种清晰的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以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介绍自己，让别人了解自己。总之，这个课题很复杂，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时间非常紧迫，要求在３年之内（就是到２００５年）做出成果。我们院里有很多教授和中青年骨干老师都在共同研究，我只是起了一个主持的作用而已。现在我手上还有几个课题，其中一个是湖北省的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研究的是湖北省新闻媒介的战略发展问题。
从今年开始，我们还打算以后每年做一本《关于中国媒介发展年度报告》的白皮书。我们希望，我们所做出的努力能对中国的媒介有所贡献。
丁汀：您长在上海，在中国人民大学求过学，现在又在武汉大学任教。您认为与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相比，武汉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有什么特点呢？
罗以澄：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是我国最着名的两所新闻学院，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强大的师资队伍，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上都有着优良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我们武汉大学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走自己的发展之路”上下功夫，弘扬自己的办学特色。就以教学来说吧，我们根据新闻教学的规律，同时也充分发挥武汉大学人文学科强大、人文积淀深厚的优势，提出“加强基础，重视实践，面向未来，服务四化”的办学方针，强调两个“不断线”：即动手写作４年“不断线”，学生参与新闻实践、社会实践４年“不断线”；另一方面，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比重，千方百计根据新闻专业的需要，尽量做到精讲多练多讨论。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教学是成功的，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受到社会的欢迎，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用人单位都认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来的学生不仅上手快，而且后劲很足”。
今后随着信息的全球化，“抢”新闻信息已经不是媒体竞争的重点了，重点应该落脚在对新闻信息的研究和思考能力上。
我们坚持“加强基础，注重实践”的办学特色，目的就是要下功夫培养出一批思辨能力的学者型记者，以抢占新闻人才的制高点。
丁汀：我听说不少媒介将你们这样的学者誉为“媒介评论家”，经常邀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座谈活动，听取你们的意见，您也经常参加这类活动吗？您认为这种情况会不会占用学者太多时间，对做研究有好处吗？对媒介本身又有什么好处呢？
罗以澄：我经常参加。我认为参加这种活动非常好。对于学者而言，这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一则让学者掌握了实务界的第一手资料；再则学者也容易就新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思考。对教学而言，这种活动也使课堂教学的内容更加丰富，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社会，了解实践。对媒介，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学者们“旁观者清”，在另一个层面上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容易对他们解决问题提出新的思路，促进问题的解决。
作为新闻学者，我历来不提倡“经院式”的研究，也不赞成理论和实际脱节，所以，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积极参加这类活动的。
同时，我也鼓励院里其他一些学者多参加这一类型的活动。
丁汀：您上网吗？在网上，您被评价为当前我国在新闻采访写作方面最有实力的学者之一，您知道吗？您对这一称号有什么看法？
罗以澄：（笑）最近因为太忙，所以上网非常少，也没见到这种评价。但是，我对网上的评价从来都是不在意的。当然，我这并不是对网民意见的不信任。只是我个人认为，网络上的评价带有很浓的个人情绪化色彩，变化太快。所以网上的评价，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向来都不怎么关注。
丁汀：您的《新闻采访学教程》是１９９２年出版的，１９９５年荣获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和第三届湖北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２年时，您编着的《新闻采访学新论》又获得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连续两次获得大奖，您作何感想？您认为在此基础上，还有哪些方面有待提高？
罗以澄：作为教材，本来就是集前人、众人的智慧、成果而成的。应该说，这两本教材还是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时代在进步，每一个不同的时期，我们研究的问题的侧重点都会有所不同。我现在正在编写另一部国家“十五”规划教材——《新闻采访与写作》。全书一共３０余万字，打算年底交稿，里面就增补了许多当前的现实问题。
丁汀：我在看您和其他几位老师合作完成的《关于２１世纪新闻人才问题的调查报告》时，发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数据，平时您上课时也非常强调科学研究的实证精神，但这偏偏是当今的学者们研究中所普遍缺乏的。您认为，这是由于什么问题造成的？
罗以澄：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我认为主要是三点。首先，我们在理论研究上还存在着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禁区，这就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实证研究的范围。
其次，作为学者，浮躁、功利的思想也是我们实证研究滞后的一大症结所在。我们现行的学术体制重量不重质，往往要求学者每年必须发表数篇以上的论文，否则，评职称、评奖都会受到影响。许多学者为名、利所迫，自然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做实证研究了。
再则，一些学者们偏科的现象较为严重，缺乏社会学、统计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背景，这也限制了实证研究的发展。
丁汀：您认为您在１９８４-２００２年这个１９年间，作为学者，您在理论研究方面最满意的成果是什么？
罗以澄：应该说，有两个时期的研究，我还比较满意。第一个时期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新闻采访写作方面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无法将其上升到理论研究的高度。而我在这个时期写了很多有关这个方面理论色彩较强的学术论文，比如说《我国新闻学研究现状的反思》（《新闻战线》１９８７年夏季号）、《新闻写作学研究与系统方法的引进》（《新闻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４期）、《新闻的理论色彩》（《新闻窗》１９８７年第６期）、《现代新闻写作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新闻学探索与争鸣》１９８８年第４期），以及《现代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建设的思考》（《新闻学刊》１９８８年第７-８期）等等。我认为我在这个时期的研究还是非常有新意的，对推动新闻采访写作的理论研究起了较好的作用。
还有一个时期，就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至今，我参与了很多有关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比如说关于党报的生存环境的研究，关于媒介的资本运作的研究，关于当前媒体市场的研究，对于媒介集团化问题的研究，对于新闻网站前景的研究，对电视节目创新的研究等等，并且写了很多相关的论文。在这些问题的研究方面，我不是首创，但是我很热心，我认为，作为学者，我尽到了我的责任。
丁汀：您是１９４４年出生的，今年就满６０岁了，在传统的意义上，您已经步入了老年，但是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认为６０岁才是中年，您怎么看待您现在所处的年龄？
罗以澄：我是１９４４年３月６日出生的。用我们上海人的说法，我去年已经６０虚岁了。怎么说呢？从身体上讲，我确实感到自己在慢慢变老。我患有严重的颈椎疾病，最近更是因为颈椎病压迫神经，整晚疼得睡不着觉，白天总是头晕。但是，在精神上我坚信“多思善思能延长生命”。所以，我经常看书，做学问，这也是在延长我的心理寿命。人，要是思想老了，就真正算老了。有的人才三四十岁，就已经老气横秋了。但是，在我看来，我现在的思想依然非常活跃，和我１９８４年刚刚进武汉大学时候没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