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一些金融传媒的另一个热门“服务”手法是荐股和行情预测，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荐股的理由往往简单到只有几个字，如“庄股”、“强庄入驻”、“主力筹码集中”；至于行情预测，则大多是依据西方股市发展轨迹逐渐形成的“西式”分析理论和分析方法，诸如“KDJ指标低位金叉或高位死叉”、“突破强阻力位或跳空缺口”的纯技术分析理论，这样当然不可能真正描画出中国股市的涨跌规律。如国庆５０周年前后的股市行情就走出了与多数股评家预测完全相反的走势。去年９月１１日一位股评家在《股市面临深刻变革》一文的结尾中说，“周四的放量长阳，一举突破８月份的盘整箱体，表明原先的多空平衡格局开始向各方转化。今后市场大涨小回，步步为营是主旋律”。另一位股评家在《跨世纪行情迈新步》一文中更为坚定地说，“相信下周将反复放量上扬，挑战六月底的历史新高……投资者应满仓持股等待跨年度牛市的大丰收”。还有一位股评家在《节后行情可乐观》一文中甚至这样断言，“真正强势行情，或者突破１７００点，可能在９月２８日前后”。当九十月份股市实际运行的轨迹与这些股评精粹大相径庭时，随着预测信息变成天方夜谭，金融传媒及其报道的“服务”功能也陷入令人尴尬的境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日益完善的今天，证券类金融报道要全方位地体现服务功能，既要看到股民特别是刚入市的新股民把一夜暴富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人之常情，同时更要认识到帮助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心态，对建立一个成熟、高效、规范的证券市场的积极影响。显然，目前这样过多的介绍技术分析的内容以及荐股、行情预测的方法，是不利于引导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形成理智的投资心态的。因此，金融报道要引导投资者辨清这样一个因果关系：一个投机盛行的证券市场是不会以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取向为其发展方向的。要实现把“一个规范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证券市场带入２1世纪”这一目标，我们的金融传媒及其报道便应力求做到成为“诚实的金融家和可敬的经纪商之友”、“不道德推销商和赌徒的敌人”①，给投资者以真正意义上的服务。
当然，证券类的金融报道要实现服务功能的到位，并不是要摒弃技术分析，单纯地传导信息，而是应该跳出纯粹的技术分析的窠臼，应在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以基本面分析为主的金融报道方向。这种基本面分析方法，应是侧重于分析证券的内在价值、研究证券价格的长期或较长期趋势的一种投资分析方法，这也是成熟、高效的证券市场中最主要的投资分析方法。这就要求金融报道工作者从经济发展的全局来审视、把握中央有关经济工作的重要指示，尤其是宏观的调控思想，并以此作为金融报道实现其服务功能的指导思想。市场经济的特点是承认并保护不同的利益集团。外界变动，包括国家重大政策的调整，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等，都会对不同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有的投资者并未意识到，尤其当前我国的股民中相当多的人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们把握时局的能力和理解政策的能力也不强，所以更需要金融报道对此作出具体的阐释，以为投资者的证券投资提供决策依据。如《羊城晚报》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５日的“今日理财”版刊出《减息，激活证券市场》一文，通过报道当年５月１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下调的信息，进而对年初开始的国债改由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主承销一事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样，报道最后得出“更多的社会资金开始进入证券市场”、“在减息消息的刺激下，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将可能大幅上扬”的结论自然合情合理。这样的报道以事实分析稳定了人心，并增强了股民的投资信心。再如，该报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９日“今日理财”版刊登的题为《给拆借利率“松绑”——人行下月起取消其上限管理》一则信息，及时介绍了从当年６月１日起银行拆借利率不再实行上限管理的直接控制方式及金融机构拆出资金的投向规定。表面上看，这信息似乎与股市无关，实际上却与证券市场、与股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银行间拆出资金，加大了定向资金投入，势必促进了被定向方的金融“宽松”，从而对证券市场起到了“点活”作用。信息传递的及时、正确、充分，自然有利于受众作出科学的投资理财决策。
金融报道要做到服务功能的到位，还应在为百姓解疑释惑上下功夫，尤其对国家金融政策的出台背景及其对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影响一定要注意阐释全面、剖析清楚。如适当的货币政策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为什么要对股市发展实行规范、健康发展的“八字方针”等。这些问题如果介绍、解释失当，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往往容易出现偏差；而投资一旦出现损失，投资者就会把矛头指向政府，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中央高层领导曾说过：“金融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安全，如果金融不稳定，势必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阻碍整个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金融安全工作。”所以，只有不厌其烦地把解疑释惑作为金融报道的一个主要工作来抓，才能保证国家金融政策正确执行，也才能保证金融的安全和投资者的利益不无辜地受损害，金融报道的服务功能才真正落到了实处。
三、新闻的不适当“炒作”
新闻“炒作”有余而理性思索不足，导致金融报道科学精神的缺失。
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新闻媒介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欣喜竞争给我国传媒带来积极的、正面的效果的同时，对其负面影响，我们也不容忽视。不负责任的“炒作”风盛行，便是当前一些新闻传媒背离新闻规律、科学精神失落的一大明显症状。
金融媒介及其报道当然也未能独善其中。有的甚至更为严重。
其表现之一，为追求“独家新闻”，热衷传播“小道消息”或者不实信息，有意无意地充当谣言的“加工厂”，信息污染的“滋生地”。最为典型的是“新中国股市第一桩全国性诈骗案”苏三山事件的报道。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５日，一个自称“北海正大置业公司”的机构向许多报刊发传真，称其已购得苏三山股票５.００６％，并说同时电告中国证监会、深圳交易所和苏三山公司。
海南的一家证券专业报未作任何核实即在次日头版头条予以全文发表，造成苏三山股票从开盘的８.３０元猛涨至收盘的１１.４０元。后经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近一个月的调查，所谓“收购苏三山”竟是个大骗局：湖南某违法分子挪用公款１００万买了苏三山股票后高位套牢，故意编造出这一收购的假新闻借以“拔高出货”。按规定，类似收购、兼并这样的有关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必须由交易所作出判断，并及时采取股票停牌等措施，让所有投资者都能公平获知并消化这一信息。然而，由于个别传媒的这一虚假报道，很多股民信以为真纷纷“跟进”，真相大白后股价急剧“跳水”，股民损失惨重。据查，此次事件受骗者直接经济损失约８０００万元。而其所带来的隐性损失，即对股民投资心态的负面影响则是无法估量的。
其表现之二，盲目追“新”炒“新”，甘为市场“造势者”吹喇叭、抬轿子。在去年“５·１９井喷”行情中，表演得最为出色的“网络股”可以说是传媒这一“炒作”的经典之作。若要问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网络股”，谁也说不清楚。确切地说，中国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股，因为目前中国的网络产业并没真正形成，还不具备开展完全网络贸易的基本条件。现在被传媒热炒的一些“网络股”，或是半路出家，或是附庸风雅，在网络界大多属名不见经传之辈，不能代表中国网络发展的现状，也很难能够代表中国网络发展的未来，之所以冠之以“网络股”的美名，是因为“网络股”这顶帽子能招财进宝，提高知名度，所以，一些上市公司竭尽牵强附会之能事，一些机构大户更是大耍指鹿为马之花招，一些股评家凭一张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嘴巴，互相利用，推波助澜。在这里，一些金融报道不仅没有起到很好的舆论监督作用，反而跟风“炒作”，使广大不知底细的中小投资者被蒙在鼓里，蒙受不必要的投资损失。
其表现之三，只讲时间，不讲效果，甚至违规违法抢发新闻。
所有的新闻传播都应强调时效性，金融报道的时效性更有个法定时间的限制，这就是法律规定的所有重大信息必须在第一时间报告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监管机构后，再由证券传媒发布。所以，金融报道既要快（抢新闻），同时重大信息又必须在第一时间获得者获得后才能公之于众。违反信息披露原则抢发所谓内部消息，以求轰动效应，是金融报道的违规违法行为。比如１９９６年１月的“广华事件”：四川省广信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将所持的四川广华公司国家股５７８０万股中的３５００股以协议方式转让给美国凌龙公司（中国工业集团），转让部分占该局所持国家股股权的６０％，占广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凌龙公司由此一跃成为广华公司的最大股东。这一切应属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变动，照理说应该按信息披露原则先在第一时间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后在有关传媒进行信息披露。可是，一家证券大报却未经报告，抢先于１月２５日以独家新闻的方式把这一信息透露出来。结果造成股市大幅震动，市场一度非常混乱。
针对这一事件，中国证监会在当晚发布的公开意见中指出：“此举违反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的第１９条规定，造成了不良影响”，并决定“１月２５日至２６日两天停止该公司流通股交易”。针对我国金融管理和报道中的这一混乱局面，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严正指出：“证券立法和证券市场监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小投资者的利益。
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必须严明披露制度，确保信息透明，同时严厉惩罚内幕交易、操纵市场、造势做局等侵犯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处于信息和权势的劣势地位的‘股民’，就会真的成为股官股霸可以任意鱼肉的百姓。”①其表现之四，头脑发热，信口开河，随意“预测”，为高风险的股市推波助澜。这集中表现在一些媒体及其报道，对证券市场的走势一味作跟风式的推测分析，而忽视对投资者风险意识的指导和培养，更缺乏对风险理论知识的系统阐述及风险案例的对比分析。其结果势必直接导致股票交易中的过度投机。
１９９７年春夏季，国民经济的运作状况处于近几年来的低谷，股市却相当火爆，大批股民盲目入市，造成极大的投资风险。这期间，金融报道中很少有提醒股民保持清醒头脑、注意投资风险的“告诫”；相反，一些证券报道还竞相鼓噪，放言“１５００点指日可待”、“１６００点为时不远”等等。直到《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才改变了市场及舆论的狂热，使许多投资者避免了损失。
凡此种种缺乏理性、缺乏科学精神的新闻“炒作”现象，是传媒及其记者不成熟的表现，其危害不容低估。今天随着我国《证券法》的出台和实施，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金融报道要以此为契机，纠正思想上的误区和认识上的盲区，以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来把握金融报道的内涵和规律，引导投资者和社会公众认清经济规律，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如果说，经济学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望、闻、问、切’主要是宏观的、一般的、开药方式的，那么新闻更多地表现为微观的、个别的、具体解剖式的。这里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在于：你对经济理论或许还称不上专家，但你对专家的论点不能知之甚少，最要紧的是在你的新闻作品中，不但需要充满人文精神的价值判断，而且需要强大的科学理性精神。没有两者的理性结合，就不可能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的成因和实质进行实事求是的新闻披露和分析”①。这段话虽然是针对一般的新闻报道提出的忠言，事实上也正是金融报道所必须遵循的写作精神。
金融报道的科学精神首先表现在遵循信息披露原则的基础上，要更多地运用自己的职业理性，对有关金融事件和问题作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不要只听上市公司或某些信息传播者的一面之词，更不能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偏离了舆论导向的轨道，这也是规范我国证券传媒市场的当务之急。
其次，这种科学精神融入在金融报道中，应体现出用唯物辩证法观点给投资者以正确的引导。正如自然界潮涨潮落、柳暗花明一样，证券市场行情的涨与跌、冷与热、强与弱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两者都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用辩证法观点报道证券行情，就要正确分析市场行情变动的原因特别是深层原因，找准相互转化的条件，这样分析、思考问题，既能防止金融报道的片面性和绝对化，符合证券报道的规律，又能使投资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报道的质量。如１９９４年８月初，股市开始暴涨，一个多月后升幅下挫，出现了债市火爆，股市萎缩、疲软的局面，针对这种不常见的态势，《中国证券报》连续发文分析股市低迷的原因。如《国债股票风水轮流转》一文，阐明了债市股市涨跌的辩证关系，国债投资市场也是今日河东明日河西，风水轮流转；庞大的游资将会杀回股市，提醒股民用“平常”心看待市场行情。再如，《从国债热看债市与股市的关系》，指出国债热、股市冷不足为奇，散户投资者的广泛、证券市场中资金总量的增加，也会为股市发展行情打下基础。这些报道尽管在剖析的深刻性上还存在着缺憾，但其注重理性思索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是值得称道的。
现在，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已进入到攻坚阶段，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与普通百姓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经济工作对金融的依赖程度和社会对金融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金融报道对金融工作及社会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日益显现出来。“要让人家以读《金融时报》为一天之必须，我们必须首先确保自己讲的话具有特殊的价值，既是他人所未能言明之语，又能被事实证明是先见之明。可以说，一张好的金融报纸，犹如为商海中航行的船只指南的灯塔。这就是我们的目标”①。职业经济家出身的英国着名专栏作家马丁先生对《金融时报》精神实质的这一概括，对我们的金融报道也许不无裨益。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