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兴建科研中心
改革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早在1977年，邓旭初就带领交大人试图改革教学和科研，因条件不具备，成效不大。随着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管理效益大大提高，为改革科研制度、兴建科研中心创造了条件。
长期以来，上海交大与其他高校一样重视教学，轻视科研，科研成了教学过程的附属品。在1979年以前，上海交大很少科研工作，当然也没有专职的科研人员，科研资金投入几乎是“零”。虽有一些科研活动，都属教师个人的学术行为，也不和社会的需求发生直接联系。然而中央早就明确高等学校有两大基本任务：一是抓好教学，二是抓好科研。对于教学，干部、教师都很清楚，印象深刻。对于科研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
1978年访美，邓旭初亲眼目睹了美国科学技术的先进，校园学术空气的浓烈。这次访美以后，交大人走出去，海外校友和友好人士走进来。学术交往、科技交流多起来了，大家的眼界打开了，心灵大大地震撼了，就引起了深刻的反思。研究大学（重点大学都应该是研究大学）的教师要搞教学，并同时搞科研，不搞科研的教师，教学一定不能提高质量。教学、科研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相互提高的两个方面。如美国一些名牌大学，以高薪和高奖学金来吸引知名学者、学术权威和优异学生来学校任教与求学。百家争鸣，学术空气就会日渐浓厚，科学技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与风气中，才能使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刻苦钻研，才可能有大量高质量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邓旭初又想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大家都在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企业多么希望能得到高校的支持，为他们解决技术难题，开发新产品，培养、输送高质量、高水平的科技人员，使他们的产品早日进入国际竞争行列呢！上海交大作为一个重点理工科大学，有责任担当此重任，责无旁贷，当仁不让。这些都要求交大必须尽快把科研搞上去。交大不但以教学为中心，还要建成科研中心，这是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
这些思想萦绕在邓旭初的心头，盘旋在他的脑际，他很快就和党委一班人、学校领导和广大教师取得共识，选定了着手点：一是运用校纪校规，来规范学校的科研行为，如制订《教师工作规范》，既制订教学方面的指标，同时也制订科研方面的指标。对科研项目有质、量、时的要求，还要考查其社会效益。而且对各个教师要求总工作量，规定了各系确保有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投入科研活动。奖金、酬金的分配和后来的工资政策，都以上述《劳动制度》与《人事制度》的执行情况为依据。这样，根据业绩进行分配，就确立了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并立地位，使广大干部、教师职工对科研工作重视起来，工作就大踏步地有序地开展起来。
在科技工作开展为社会有偿服务时，交大还及时制定《上海交通大学科技服务收费标准及收益分配办法》、《上海交通大学科学研究工作暂行条例》
等制度，以巩固和推动这项工作。
有一次，材料科学系焊接实验室有位助理工程师向党办反映这样一件事，说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有一管道接口中的垫片脱焊，怎么也焊不上。这一焊片由两片焊成，一片是铁级合金，另一片是石墨。前者是金属，后者是非金属。设备原由日本进口，无奈只得打电话找原日本厂商订购，对方开价5万美元。垫片称一称，不足半斤重，简直比黄金还贵，这是明打明地敲竹杠。
负责打电话的，自然做不了主。请示厂长，说非买不可，停产一天，损失人民币100万元。第二次打电话，对方要价10万美元。第三次打电话，竟然要价15万美元，后经所谓日方友好厂商协助，以13万美元成交。
长此下去，怎么得了，化工厂打听到交大有一焊接教研室。于是，前来请教。接待他们的正是这位助理工程师，他说：“你们早该来找我们……”，然后开了一帖金属与非金属相焊接的焊方，放入真空焊接炉加热，一会儿就完成了。并告诉他们，这叫“真空钎焊工艺”，叫他们派4个人来学习，一律免费，还无偿奉送一套真空焊接炉图纸。党办秘书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马上向老邓报告说：“人家是13万美元，我们要个1万3千人民币行不行。
照我看，全校几十个实验室、研究室都可以对外开放，既能满足社会需要，咱们也能财源茂盛。”
老邓听了汇报，显得很高兴，一边听，一边不断地说：“是啊，好啊。”这个意见很快就在党委会上讨论通过，并起草了一份“办法”。其中包含奖励制度，大致是服务费的95％～99％用于贴补教学、科研经费的不足，其他1％～5％用于集体福利和有关人员个人的奖金。奖金虽少，却激励起交大教师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干劲，科研工作得到了新的动力。
事情到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这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一天，市高教局一位副局长来校说：“教育部来电话质疑，交大这么干，会不会把全民所有制变为个体所有制？交大这么干，别的大学怎么办？大学这样干，中、小学怎么办？”但这位副局长听了交大的情况汇报，很高兴，说这个材料很有说服力，要马上写报告给教育部。交大找记者写了一份“内参”，认为这样做也许比写报告更管用。果然，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看到了这份内参，就直接批给人民日报公开刊登。
除了担任教学的教师搞科研以外，学校还建立了专业的科研队伍，以保证科研工作的稳定开展和发展。邓旭初让副校长朱雅轩同志分管这项工作。上海交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确定了科研人员编制，1979年第一批定编的专职科研人员是468人，随着科研工作的发展，到1984年又增加为686人。大批学科带头人和技术尖子带头参加科研工作，大大提高了上海交大科研队伍的素质和工作水平，科研成果不断地涌现出来。
随着科研工作的发展，广大教师面向社会，面向企业，不仅推进了社会企业技术进步，同时也从社会企业中了解情况，考察分析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和发展动态，加速了学校自身科研布局与结构的创新和改造。先后建立了生物医学工程、能源、环境工程等多个跨系委员会。有些部门则根据学科发展的特点和科研项目的潜力和社会效应，择优发展，陆续成立了一系列专业研究所和研究室。如：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复合材料研究所、生物技术研究所、高分子材料研究所、雷达技术研究室等等，总共有24个专业研究机构。
各类跨系委员会的建立，一大批研究所和研究室的成立，从系统构成和组织管理上，保证了学校科研工作的稳定性、综合性和先进性，基本上形成了与教学中心相匹配的科研中心。科研工作的效果，不断显现出来。以“358”雷达研制任务为例，这是国家下达的一项重点军工项目，技术指标很先进，搞了11年多，没有成效。1982年的一个深夜，六机部军工局长夏桐同志打电话给朱雅轩副校长，语重心长地讲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并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拿下，你哭也要把它哭出来。那时，学校各项改革措施落实，科研力量明显增强，仅用了一年左右，就顺利完成了这项任务。科研中心形成后，不仅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各类科研任务，同时也很好地完成了一大批由企业委托的研究开发工作。企业委托任务的研究经费每年以50％以上的速度递增，1984年由企业委托的课题研究费已达到1100余万元，超过当时国家下达的研究经费的总和。交大科研经费总额跃居全国高校第二位，人均科研经费为全国之首。全校实验室设备有60％是这三四年内学校用自己的收入更新的。衡量上海交大科研工作的整体实力和整体水平，除了“规模”以外，还要重“质”的飞跃。
邓旭初同志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真是如醉如痴。有些教师反映：“邓书记领导学校的工作中，重科研，轻教学。”当周围同志把这一反映告诉邓旭初时，他深情地发出一声叹息：“唉！我作为党委书记，哪会‘轻教学’呢！能不知道教学的重要性吗？要知道科研上不去，就没有高质量的教学，就没有学校的将来，科研水平的高低，贡献的大小，是能否成为重点大学的试金石。”
基于此，邓旭初同志亲自率队到北京各部委请战。他特别强调，要敢于抓尖端项目、高新技术项目和国家级大型科研项目的研究。只有这样，学校科研队伍才能得到最有效的锻炼，才能使上海交大的科研工作更好地为祖国的强大服务，也能使上海交大逐步进入第一流大学的行列。
如“121”垂直磁记录研究工程。这项工程是国家重点投资项目，也是一项高难度的高新技术攻关项目，能在这个领域领先的只有极少数国家，技术上的竞争非常激烈。我国在这项技术上的研究工作，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20年。如能在这个项目上有重大突破，将是对国家的一项重大贡献，同时也能使上海交大这一学科与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根据上海交大多学科工程技术的综合优势和人才优势，是有条件完成这项任务的。为此，邓旭初和朱雅轩曾多次进京，面见过王震、万里、叶飞、张劲夫等中央领导同志，陈述请示，立下“军令状”，终于获得这个项目的批准书，项目总投资1620万美元。
“121”工程直属国家计委领导，上海市也设立了以刘振元副市长为组长的5人领导小组，由朱雅轩兼任第一线总指挥，上海交大组成了最强的攻关队伍，由4个系7个专业的近30名骨干教师组成，他们大多是学术根底深厚、富有经验和创新能力的研究人员。经过近两年日以继夜的奋战和精心研制，终于完成了首台试验样机。1987年，在上海交大召开了“121”一期工程成果评审会，一致认为：这是我国在磁记录方面的重大突破，在主要指标上达到或接近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80年代中期水平。1988年6月，国家计委张寿副主任专程来上海举行成果表彰和颁奖会，并对二期工程提出要求，准备起动。
“121”一期工程的垂直记录薄膜磁头和磁盘是一项高新技术的雏形，还有待于二期工程的完善。为了对此项高技术产品建造产业化生产基地，上海交大在漕河泾开发区买下24亩土地。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竟然有人写了封匿名信，引来了令人难以意料的曲折。为此，有关部门只能暂时采取“冻结”措施，等到事实调查清楚中央重新下令“解冻”，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两个月。
从科研工作总的情况来看，1978～1985年，上海交大完成科研项目1500余项，获国家有关部、委、省市重大科技成果奖300多项。
1985年6月初，上海交大在首届全国技术成果交易会上，项目成交金额达1600多万元，签订意向书22项，投标80余项，与300多个单位建立了联系，共推出转让、推广的项目40项，产品26种。上海交大荣获大会颁发的技术交易转让项目奖和教育部的二等奖。
上海交大科研中心的发展壮大，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取得了许多瞩目的成就。它迸发出来的巨大效应，已与教学中心这路大军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并驾齐驱的大好局面。
2.促进产学研结合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日新月异的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中，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的发展。但如果科技仅仅停留在作为知识理论形态的科学技术，只能是潜在的生产力，只有应用于经济建设的实践，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80年代初，中央提出“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作为一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上海交大更加意识到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现实性和迫切性。
70年代末，邓旭初访美回国后，就始终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上海交大究竟要如何发展”。经过深入思考和讨论，邓旭初和交大党委意识到，经费是制约学校发展的关键因素，要改善交大的教学、科研和工作条件，就要有充足的经费来源。但是，国内高校经费来源主要是来自国家财政拨款，少得可怜，1985年上海交大全年的教育经费只有2000万元。到底如何解决交大发展所需的经费问题呢？访美期间，邓旭初看到美国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本校的产业收入、社会各界的捐献、科研的收入和学生的学费等。
于是马上有人反对说：“学校以教学为主，办公司影响教学”。邓旭初说：“处理好教学、科研和为经济服务的关系，不会影响到教学，相反更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把教学工作搞好。”
于是，决定建立三支队伍：教学队伍、科研队伍和产业队伍，把人才流动和定编后仍超编的300多人划入产业队伍，成立技术服务部，积极发展对外技术服务。一些教师主动走向社会，与外单位建立横向联系，参与校外委托科研，成果推广，合作研究，建立联合体等，促进了产、学、研的结合。为胜利油田解决世界性的难题“胜利2号步行坐底钻井平台”的研制。我国的海陆过渡带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过去世界上对极浅海域的海滩，潮汐沼泽地带一直没有寻找到合适的石油开采作业手段。胜利油田为解决这一世界上的难题，提出要研制适合极浅海作业的新型步行式钻井平台，立即得到我校海洋工程跨系委员会的支持和响应。1982年组织了船舶与海洋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动力工程系和自动控制系等4个系17个专业的40余名老师与胜利油田科技人员共同奋战了近10年，完成了“胜利2号步行坐底钻井平台”的研制工作。
这种钻井平台具有坐底及能够自动步行至钻井位置的独特功能，是国际上钻井平台的重大创新成果，解决了极浅海区域的石油开采问题。目前“胜利2号”钻井平台经过多年来生产考验，技术状态一直正常，在我国极浅海海域钻出的“投北35号井”获得日产350吨高产油流，为发现我国亿吨级的浅海埕岛油田做出了贡献。这项成果被评为1992年度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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