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巍巍学府百年老校
1954年春，邓旭初同志被调离华东航空学院，来到交通大学。看着交通大学那古色古香的校门，邓旭初进入遐想之中：这所著名的学府，曾引起多少学子的神往，它的声誉响彻神州大地，闻名于五洲四海。使邓旭初感到更为兴奋、更为自豪的是，这所大学无论是在“五·四”、“五·卅”，还是解放前夕在学校地下党领导下反内战、反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严酷斗争中，都站在全国人民的前列，与人民解放战争遥相呼应，交大校园曾被全市人民视为“上海的解放区”！如今，校园内还埋有革命烈士的忠骨。邓旭初心潮澎湃。这年他才33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满怀壮志豪情。来到这样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民主堡垒，自然满怀憧憬之情。心中暗下决心，在这里不仅要全力工作，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还要边学边干，学到更多知识。
以后的32年，他把自己最宝贵的时光投入到这片新天地里。正是在这里，实现了他人生的价值，展示了他的领导才能。他的命运已经与交大的曲折发展紧密相连，他的事业已与交大分不开。写邓旭初，必然要写到交大，了解交大的变迁。
交通大学是一所国内外著名的学府，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享誉海内外，被誉为东方的MＩ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交通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建立表达了清朝一代爱国志士为了洗雪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惨败给中国造成的国耻，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学强国的愿望，是对落后的科举制度的挑战。
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列强凌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的惨败，进一步激化民族危机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倡西学，以求“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一些洋务派要求在兵制、财政和学政方面进行改革。1896年，津海关道、太常寺少卿盛宣怀筹款并上奏朝廷，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一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校——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初建时，设立师范院（即师范学堂）、外院（后改为附属小学堂）、中院（即中学，也称二等学堂）、上院（大学，也称头等学堂）。后又设立译书院和东文学堂，培养译员，翻译日文及西欧各国书籍。还设置特班、政治班、商务班等。
盛宣怀制定学校结构、办学模式、招生办法，派出公费留学生，聘请外籍教员任教，还聘请美国约翰·福开森担任监院，借鉴西方科学技术和商务法律以作“强国之用”。他注重实业教育，明确提出教育的方针是：“讲求实业，振兴中国商业，造就人才。”但当他看到当时中国的落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不能强国时，就急于把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搬到中国来，兴办钢铁、航运、邮电、银行等实业，培养一批懂洋务、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他要用自己培养出来的人取代中国企业里掌握科学技术的洋人，培养出一批在要职上与外国人打交道不吃亏的官吏专家。
这一办学思想，为早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为中国培养早期的科技爱国人才奠定了基础。培养出像蔡锷、邵力子、黄炎培等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先驱。
辛亥革命前后，交大因隶属关系不同而数易校名。1906年，清政府改商部为农工商部，增设邮传部，主管全国的交通邮电事业。学校改名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1907年9月唐文治担任校长期间，设立铁路电机专科，学校由培养商务实业人才转为培养工程技术方面的实业人才。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学校改隶交通部管辖，因铁路电机属工业，改名为交通部上海专门学堂。1918年3月，增设铁路管理科，标志着系科设置由原来的单一工科走向工管结合。这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学校参照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模式设置课程和专业，以美国同类大学为样本，并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购来成套教科书，以期培养出与欧美高校同等水平的人才。其间，学校重视招生，百里挑一，重视爱国，培养厚实的国文基础，还重视外语和学以致用。1920年12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提出改组交通部属学校，以南洋为中坚，将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合并成一所学校，定名为交通大学，叶恭绰兼校长。改组后的交通大学，以教研结合为指导思想，对学科和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加强了基础，增加设计类课程，注重国文，求实学，务实业，培养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1928年11月，学校移归铁道部管辖，将3所交通大学相关学院合并，统称为铁道部交通大学，分为上海本部、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和唐山土木工程学院，铁道部长孙科任校长。1929年，铁道部对交通大学的领导体制、培养目标、教育方针、学校规划、经费来源、校舍建筑等作了全面规划，形成以铁道、交通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工程学科体系。
学校创办初期，把数、理、化与国文、外语并重。1928年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1920年9月，在数理化3系基础上建立科学学院。1921年，建成管理学院，设铁道管理、公务管理、财务管理、实业管理4科。
至此，交大形成以工科为主，理、工、管理结合的现代工科大学。30年代，交大进一步突破单一工科的办学模式，提出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交通建设专才”为宗旨，加强理科建设。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伊利诺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相关系为蓝本，改进了课程设置。以“注重基本科学、务求实用”为教学原则，设置实验、实习、设计、计划、专家演讲和参观实习与教学环节，提高了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质量。至30年代中期，交通大学已成为以理科为基础，工科为重点，兼有管理学科的全国著名大学，被誉为“东方的MＩ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失陷，日寇占领并破坏校园，交大师生暂避至法租界上课，本部迁至重庆九龙坡。抗战胜利后，交通大学师生迁回上海徐家汇，恢复理、工、管理学院建制，学术空气较前浓厚。1949年6月15日，人民政府接管交大，揭开了交大历史新的一页。
交通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爱国兴校、求实务实、开拓创新、洋为中用”及“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传统和教学传统。
2.任校办主任
来交大后，邓旭初被任命为校长办公室主任，主要协助校长处理学校日常事务及往来公文。当时彭康同志是交通大学的校长兼书记。彭康同志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具有较深的马列主义理论造诣。1930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后被捕，被关押在苏州监狱，他始终坚贞不屈，同敌人顽强斗争，在我们党内知识界具有很高的威望。
当他了解到邓旭初以往经历之后，就对他十分赏识。为此，要他在主持校办工作的同时，兼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并担任一个大班的《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这对于连高中都未毕业的邓旭初来说，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他虽然担任过宣传股长、政治处主任、政委等职，但在接触马列主义书本知识方面比不上理论工作者，开始上课自然有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的感觉。彭康同志敢于下达这样的“命令”，显然他深知，来自部队、又久经考验的像邓旭初这样的中层干部，对党组织下达的任务，决不会讨价还价，畏难抗命。邓旭初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他把那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一段一段地“咬”，一章一章地“啃”，实在“咬”不动、“啃”不下，到图书馆翻阅大量参考资料，再向能者诚恳请教。从来没当过教书“先生”，那就先当学生，认真听别人讲课，哪些该简，哪些该繁；哪些该浅，哪些该深，登台“试讲”，再认真听取反映……几个月下来，他瘦了许多，可又精神许多。那些日子，他那重又团聚的妻子沈锐常打趣他说：“你还真想当大学教授啊！”
邓旭初哈哈大笑说：“不是想，是非当不可！”
经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如同在枪林弹雨那样，他终于攻克了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这一块“高地”。事后，邓旭初暗自庆幸，自己过去从来没有想过会给大学生上课，现在经过努力居然成功了，还受到听课师生的好评。通过备课和上课，自己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学习，理论水平也提高了。
校长办公室是学校的行政中枢，是学校各类事情的交汇点，在这里工作可以了解学校的全局，在领导身边，可以明晰学校的最新动向。正当邓旭初起劲工作的同时，学校的一些重大变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尤其是从1951年开始的院系调整和后来的交大西迁。
邓旭初深深地为交大一切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政治觉悟所感染。在20世纪50年代初，交大进行了一系列院系调整，为建立新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体系做出了很大贡献。
解放后，百废待兴，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各方面专业人才紧缺，高等教育远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且在分布上，高校大多集中在沿海或接近沿海的大城市，内地、边疆很少。在学校类型上，急需的工程、师范、医药、农林院校较少。在学科设置上，偏重文、法、财经。上海解放初有44所高校，系科设置重叠，私立院校多为文、法、商较强，理工薄弱，整体布局和学科设置很不合理。
为此，中央确定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院系调整方针。据此，教育部确定了院系的调整原则：基本取消原有系科庞杂、不能适应培养国家建设干部需要的旧制大学，改造成培养目标明确的新制大学；集中办好为国家建设急需的学科专业或建立新的专门学院，使之在师资、设备上更好地发挥潜力，在培养干部的质量上更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将原来设置过多、过散的摊子，予以适当集中，以利整顿；学校条件太差，一时难以加强，不宜继续办下去的，予以撤销或归并。
院系调整中，采用了苏联的单科性、多科性专门学院和文理科综合大学的模式，这一模式也成为我国以后几十年的基本办学模式。通过这次调整和以前几次小调整，大大改变了交大的传统办学格局。1949年8月，上海暨南大学理学院并入交大理学院，9月交大管理学院航业管理系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国立上海船务学院”。1951年6月，学校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纺织工程系与市立工专纺织专科及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合组华东纺织工学院；运输管理系调整到北方交大；财务管理系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并入交大土木工程系。1952年，学校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调整。理学院的数、理、化3系，除留下了工科基础课所需师资外，调整到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土木工程系调整到同济大学；水利工程系调整到华东水利学院；航空工程系调整到华东航空工程学院；化学工程系调整到华东化工学院。同时，同济大学、大同大学的机械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机械科及上海市工业专科学校动力科并入交大机械系；同济大学、大同大学、复旦大学的电机系，沪江大学物理系的电信组，本校的电信专修科及上海市工业专科学校的电力科并入交大电机系；同济大学、武汉交通学院的造船工程系及武汉交通学院、上海市工业专科学校的造船专修科并入交大造船系。
调整前，交大拥有理学院、工学院、管理学院3个学院，共17个系和一个电信研究所，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管相结合的现代工科大学，其办学特色之一是“基础厚”，即数、理、化基础厚。经调整成为一所以机、电、船为重点的，为重工业建设服务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办学格局发生明显变化，招生规模增长了2倍。交大识大局，顾大体，一切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确保了院系调整的顺利完成。
继1952年大规模调整后，还陆续进行了个别院系调整，邓旭初来交大时，正赶上院系调整的末班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