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的基础上，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进一步增强。近几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０．４％，２００２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５４０８．７６亿元，按当年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４９０９美元。金融、商贸、房地产等已成为上海新的支柱产业，会展、旅游、信息服务等产业加快发展，２００２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５１％。工业新高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四大产业基地建设全面推进，电子信息产品、汽车、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精品钢材、成套设备、生物医药等重点发展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２３．４％，工业经济效益和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城市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以推广使用社会保障卡、公共交通卡和银行卡为重点，信息技术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改善公共服务、改造传统产业、促进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得到积极应用。农业结构调整明显加快，郊区经济快速发展。
区、县初步形成了各自的产业优势和区域经济特色，成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全市财政收入年均增长１５．５％，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
（第二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和做法。
早在１９８２年４月，他就指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
１９８２年７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的一次座谈会上又指出：
“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
到了１９８６年，邓小平反复论证和强调这个思想。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说：还是我们过去的想法，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１９８９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
但今天回头来，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
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隔了几天，他又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对如何开展反腐败斗争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原则，一是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二是反腐败的重点是领导干部，他指出：
“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三是要重视和加强制度建设、法制建设。邓小平认为这些方面的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对上海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上海市委紧紧抓住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精神实质，从上海实现“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特殊地位出发，坚持高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旗帜，坚持高起点、高要求开展反腐败斗争，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提出了符合上海实际的工作标准和具体措施，努力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的新路子。党的十五大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在工作部署上，上海始终抓住３个重点。一是在全面完成中央统一部署的各项任务的同时，着重解决本地区、本部门存在的突出问题。各级党组织通过开展调查研究、信访机关及各监督渠道，及时发现和掌握本地区、本部门的倾向性、苗子性问题，并花大力加以解决，防止其蔓延，影响全局。二是在严厉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的同时，着重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运用多种阵地和载体，以各类主题活动为抓手，对党员、干部不断进行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群众路线教育，艰苦奋斗教育，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奠定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三是在全面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同时，着重抓好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工作。
上海历届市委都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反腐败斗争的重点和关键，始终紧紧抓住不放，形成了一个好的传统。江泽民亲自主持精神文明建设的专题调研，并制定了市委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他一再告诫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领导是关键。他常讲的一句话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朱镕基提出要紧紧盯住全市５０６个局级干部。他说：“民不畏我威，而畏我正，只要干部以身作则，一身正气，上海社会风气就会好。”
１９９０年２月９日，市政府召开全市监察工作会议，宣布本市１９９０年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廉政建设要抓５０６名局级干部，延伸到包括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２０００名局级干部，并延伸到２万名处级干部以及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会议部署了全市的监察工作，强调要重点查处领导干部尤其是处以上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各级监察机关工作重点要抓大案要案。吴邦国也曾指出干部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思想作风建设。黄菊十分强调领导干部要“立党为公，从政为民”。市委领导干部还提出了三“严”标准：严格要求，严密监督，严肃执纪。因此，上海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工作成效比较明显，推动了整个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深化提高。在工作思路上，上海注意从体制、机制、法制“三位一体”上，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在体制上，努力形成全党一起抓，党政部门齐抓共管的格局，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重点，量化考核标准，落实奖惩措施，完善领导体制；在机制上，以形成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为重点，努力强化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机制、党内外监督制约机制、权力约束机制，保证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在法制上，从促进和保证党风廉政建设规范化、制度化着手，完善和制订一批法规和制度，切实使党员、干部行为有规范，是非有标准，监督有保障，执法有依据，使上海的反腐败斗争逐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１９９１年，市委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再次组织力量，一把手带队，就精神文明建设进行近３个月的专题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市委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要求上海交出两份合格答卷，一份是经济建设，一份是精神文明。
根据邓小平要求上海交出两份合格答卷的指示，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有１７０００人参加的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动员大会，市委书记吴邦国在会上作动员报告，强调这次大会是进一步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动员大会，要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着眼长远，狠抓当前，站在高处，干在实处，立足基层，讲究实效，动员各方面力量参加，使精神文明工作真正成为全党全社会的事业。会上，还表彰了１０个“上海市红旗集体”和１０位“上海市先进标兵”。
上海各级党政组织积极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努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针对部分地方一度出现的牺牲精神文明换取暂时经济发展的情况，上海市委旗帜鲜明地提出：（１）不准搞跑马场；（２）不准搞博彩公司和供外国人使用的赌场；（３）不准搞“三陪”和任何形式的色情场所；（４）不准搞任何变相色情输出。
并加强法制，综合治理，依法惩处各种犯罪活动。这为保持上海良好的社会风气提供了有力保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拥护。
１９９２年，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了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以“提高市民素质，提高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为进一步落实“两提高”的目标，１９９３年初，市委提出了“两提高”工程实施计划和具体要求。
把全市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按项目列出，实施目标管理，责任到具体部门，并规定时间和落实检查。
上海市委、市政府在领导上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深刻领会、认真贯彻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示精神，不断提高对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和重大意义的认识，坚持了“三个不动摇”：即在经济建设任务繁重的时候，坚持精神文明建设上新台阶的决心不动摇；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坚持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不动摇；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同时，坚持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不动摇。近几年，市委每年召开一次精神文明建设大会，各区、县、委、办党委一把手每年就精神文明建设向市委作一次报告，从制度上保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指示是强调提高人的素质。邓小平以战略家深邃的眼光，对上海青年寄予希望。他关于培育“四有”新人的指示，充分体现了对青年一代的关怀。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９日，邓小平为上海延安中学题写校名。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众多，在全国分布面也最广，除了１９６５年前去新疆的９万多人外，共计达１０８万人，其中６０万人在外地，历届在家待业的知识青年约有６０万至８０万人之多。这个“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上海。邓小平以开明求实的优良作风，调节好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决定妥善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根据邓小平、党中央的指示，上海于１９７９年５月２８日，出台了一系列知青就业方针和解决办法。采取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允许在政府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的办法，解决知青的就业问题。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由２２个待业青年自愿组成的全市第一家知青菜场——虹口区曲阳路知青菜场开业。到１９８２年底，全市通过各种渠道安置待业青年达１５３．８万人，１０多年来困扰政府和市民的难题，逐步得到化解。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１日，邓小平视察了地处静安寺闹市区附近的胶州路农贸市场，和个体户青年亲切攀谈。随后，他又视察曲阳新村，特地走访了知青菜场，连声称赞：“知青办得好嘛！”
邓小平考虑青年问题是面向世界，着眼于未来，着眼于２１世纪的。他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敏锐而深刻地指出：
“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几十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
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６日，邓小平在参观上海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时，看到两个闯进电脑世界中的小学生精彩熟练的表演，满意地点着头，边抚摸着孩子的头，边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１９８４年６月，在《青年报》创刊３５周年之际，邓小平为其亲自批准出版的这份报纸题写了报名。
１９９２年２月，邓小平向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的青年员工挥手致意。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密切关注上海青年，一再教诲上海人民，希望上海不要丧失机遇，对上海青年寄予无限期望。１９９１年，在视察上海飞机制造工业公司时，看到现场的职工都很年轻，他说：“十年后都是骨干，他们是跨世纪的。”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０日，邓小平视察贝岭公司后准备离去，他看见站在旁边的一群欢送他的年轻人后，没有上车，却走到青年员工中间。他高兴地向青年们招手，年轻人看见邓小平走向他们中间，心情激动。
一位女大学生说：“邓爷爷，您好！”
一位青年硕士生说：“邓爷爷，您是我们年轻人心目中最德高望重的！”他们呼出了青年一代的心声，表达了贝岭全体员工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厚的敬意。
邓小平听了回答说，这不好说吧，有一点贡献，做了一点事，很多事情没有做，也来不及做。邓小平的谦逊，使在场的人无比感动。
邓小平亲切地询问年轻人是什么学校毕业，青年们高兴地回答：“我是复旦。”“我是华师大。”“我是外语学院。”“我是……”
邓小平感慨地说，２１世纪靠你们青年人。
青年人信心十足地回答，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们青年人会把中国建设好！
邓小平带着满意的微笑结束了在贝岭的视察，留给贝岭员工美好的回忆、无限的自豪和更深的思索。
１９９３年１月，邓小平在上海指出，上海工人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
在邓小平的关心和鼓励下，上海人民经过一系列努力，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并受到邓小平表扬。
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３日，邓小平在上海指出：“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１９９４年２月９日，邓小平赞扬说：“上海的工作做得很好，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
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