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念，一百年前马克思提出这一论断时如此，现在更是如此。当今社会，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也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从１９７９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同时，中央还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把科技进步作为振兴中国经济的一个战略问题，并开始拨出专款实施“８６３”计划，建设一批高科技项目。
但随着全球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邓小平认识到，仅仅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远远不够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已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变革正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国际范围内，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已大大减少，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但与此同时，各国在经济、科技领域展开的“看不见的世界大战”却日趋激烈，科技优势正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在这场残酷而无形的竞争中，一旦错失机会，就会被无情地淘汰，甚至面临被开除地球“球籍”的危险。这正如１９８８年１０月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所指出的：“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同时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以及与国际先进技术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劳动生产率低下、能源消耗大、管理差、经济体制运行不畅等毛病也日益暴露，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这样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中，没有高科技的发展，中国社会就不能真正发展起来，中国就没有前途。
对此，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着名论断。
１９８８年９月５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
几天后，邓小平再一次向全党和全社会提出，从世界和中国发展的长远来看，必须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马克思讲１９８８年９月，邓小平在会见胡萨克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体现了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科学界定和理论概括。
为了推动我国科技事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邓小平对上海寄予了厚望。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曾多次亲临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上海新中华机器厂、上海贝岭电子制造有限公司等重要的高科技企业视察，希望上海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路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方面，邓小平希望上海在改革开放中，不仅要成为吸收利用外资的窗口，也要成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合作和交流的窗口之一。
面对我国在科技发展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邓小平提出要积极通过国际合作，引进一批先进技术，“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有利于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其中，上海可以充分利用与国外交流比较密切这一优势，通过与大型跨国企业进行技术合作、邀请国外专家来沪讲学、举行双边或多边会谈和国际学术会议等多种方式，拓展科技对外合作和交流。上海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将有力地推动全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１９９１年１月３１日上午，邓小平在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上海航空工业公司总经理景德元、公司党委书记陶人观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航空工业公司所属上海飞机制造厂大场分厂，视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之间规模最大、金额最多、时间最长的合作项目——ＭＤ-８２项目的生产情况。
为了通过合作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培育和发展自己的飞机生产技术，为我国以后的飞机制造之路奠定基础，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与国际航空业的巨头之一——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于１９８５年４月在上海签署了《合作生产２５架ＭＤ-８２型飞机和补偿贸易总协议》，由麦道公司转让技术，供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在购买配套件基础上生产２５架ＭＤ-８２型飞机，并在１９９１年全部交付给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和北方航空公司使用。
１９９１年，就在ＭＤ-８２合作项目即将取得圆满成功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来到上海飞机制造厂大场分厂，视察了铆装和总装车间，并详细听取了景德元总经理等人的工作汇报。
当景德元经理汇报到通过合作生产，已在上海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民用航空工业基地，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时，邓小平连连点头道：“这很好。”
当汇报到后１０架ＭＤ-８２飞机中有５架要返销美国时，邓小平马上问道：“这是否是第一次（返销）？”
在视察中，邓小平还一再指出，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正在不断推进，我们再也不能闭目塞听，故步自封了。在“文革”中，我们闭关自守搞“风庆轮”，才搞到１万吨级的。这算什么！我在法国留学时，人家就已经搞５万吨级的。
我们发展飞机制造业也是如此，要积极学习、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飞机制造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带头工业，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如果我们的飞机价格比美国的便宜１０％至２０％，就可以出口。特别是向第三世界出口。
另一方面，邓小平还指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最终要依靠自己，“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
而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重要的科学技术基地，在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工人阶级曾经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研制出一大批国内领先，甚至具有国际影响的技术项目，培养造就了一支专业力量雄厚、科研水平较高的科研队伍。
上海有基础，也有能力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继续发挥科技优势，成为中国科技事业的“领头羊”。
１９９１年２月１３日上午，邓小平与杨尚昆一起，在朱镕基、黄菊、王力平等上海市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位于闵行的上海航天局运载火箭总装厂——上海新中华机器厂视察。这是邓小平继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６日视察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首枚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之后，第二次亲临上海航天基地视察。
在宽敞明亮的火箭总装厂房内，邓小平不仅参观了“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和“风云一号”气象卫星模型，还饶有兴趣地询问了火箭的研制和发射情况。
他们仔细地看着，不时地问着，为中国自主研发的这些高科１９９１年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参观运载火箭和卫星。
技产品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
当邓小平听说，“七五”期间上海航天科技工作者参与了７次发射任务，都是箭箭成功后，他十分满意地说，箭箭成功，办到了，了不起，世界上没有。
他还向在场的每一位科研人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科研生产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周恩来总理作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我们的决策是政治上的决策，我们决策是务虚，实干还是要靠你们，能否干好靠你们了。
在上海航天局研制的某种型号的战术武器面前，邓小平十分关切地询问了该产品的产量，并表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国家需要，就会集中力量来保证你们，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来办几件大事。
在参观上海新中华机器厂研制的各类军用和民用产品时，邓小平多次对在场的每一个人嘱托道，你们还要搞新的发明，搞新的型号，增强新的能力，你们会办得好的。这支队伍，经过几十年的锻炼，没有失败过。短短５５分钟的视察很快就过去了，但这却成为一段珍贵的记忆，不断鞭策鼓舞着上海的每一位科技工作者。
根据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上海于１９９５年提出了“科教兴市”战略，并逐渐将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走通“华山天险一条路”作为提高上海自身竞争力，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惟一战略选择。
一方面，上海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逐年增加，为科技进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１９９０年上海全社会的科技投入为２８．２５亿元，至２００１年增至２４７．２２亿元，研究开发经费投入的年增长率高达２１．７％，这推动了上海科研能力，以及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上海先后取得了水稻基因组第四号染色体全序列测序工作、“神舟”五号飞船等一系列科研成果。
另一方面，上海通过实施“曙光计划”、“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资助计划”、“顶尖人才支持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培养计划，吸纳和造就了一支学科专业门类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的科技人才队伍。
（第三节）发展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当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全面而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中国，使中国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的时候，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研人员的培养，还是全民素质的普遍提高，甚至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都离不开教育给予的强有力的支持。他曾多次强调，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
如何加快我国科技领域的发展，培养和选拔人才，邓小平首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１９７７年８月８日，邓小平在出席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就曾指出要加强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但是，当时中国的大学由于受到“文革”１０年的冲击，普遍存在着学科设置和人员结构不合理，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破坏，学生素质参差不齐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学有专长的教授专家和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或被列为专政对象，或被下放劳动，无法从事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可以说，“文革”１０年使得中国的高等院校无论在教学还是科研领域，都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显然，这样的发展水平是无法满足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的。
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发展高等教育，不仅要加大对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推动中国的大学走出国门，加强与外国的教育交流。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邓小平在视察清华大学时就提出，要“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的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走出国门，这不但是邓小平对清华大学提出的要求，也是对中国所有大学的期望。在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就建议上海交通大学利用与美国交大校友会的关系，请他们回国讲学。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国防工办向上海交通大学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