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４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称：“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理论根据’”，即“用生产力水平不发展和经济文化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理论’人们叫‘生产力论’”。１９６９年５月２４日，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康生又重复上述的话后，说“或叫‘唯生产力论’”。于是，由“生产力论”变成了“唯生产力论”。在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批判了刘少奇“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这样，“唯生产力论”一词，就被作为修正主义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无数次的口诛笔伐。
多次被康生引以为据，定为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是刘少奇于１９４９年５月在北京、天津的讲话：其中谈到“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于是，凡承认我国落后，要求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愿望和行动都被叫做“搞唯生产力论”。由此造成一种气氛：谁积极搞生产，搞建设，谁就是要“搞唯生产力论”。
“文革”期间，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等人秉承张春桥的意旨大批“唯生产力论”，并亲自下基层树立典型。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上钢五厂。
１９７０年，上钢五厂的职工响应毛主席关于结束钢铁工业“十年徘徊”的指示，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坚持革新挖潜，全厂围绕扩大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原材料价格、推动技术革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３年，这个厂的钢产量有了明显增长。就在这个时候，马天水来到上钢五厂培养“典型”。一方面，他给这个厂强行套上“靠批唯生产力论批上去”
的框框；另一方面，亲自督阵，规定这个厂的“大批判”任务：一要批岗位责任制，说“工人要管全面的，管全国的，管政治上的岗位”，如果有了岗位责任制，就把“工人束缚在狭隘的小天地里了”。二要批抓生产业务，鼓吹“只要把大学习、大批判抓抓好，其他生产上的事情不要去抓”。“工作上辛辛苦苦”，必然“路线上糊里糊涂”。三要批生产发展速度，一再宣扬张春桥的“不要怕降低速度，下降也可以”的谬论。在马天水的破坏下，搞得这个厂的工人不敢抓生产，干部不敢抓管理，技术人员不敢抓业务，生产不是“上去了”，而是一天天“下来了”。
在马天水的授意下，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９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长篇报道《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问题——上钢五厂党委注意改善生产关系的经验》和评论，提出“上钢五厂生产好，是批唯生产力论批上去的”，以对抗周恩来总理关于企业整顿的指示，宣扬张春桥的所谓企业管理靠“讲路线、讲领导权、讲生产关系”。此后，上钢五厂被树为批“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据统计，从１９７３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９月，全国报刊就这一内容发表的上钢五厂的报道文章达６６篇。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１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时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说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好才行嘛。”
然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遭到江青集团及其上海帮派骨干分子的百般抵制和反对。全面整顿开始后，马天水等人不仅竭力封锁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和国务院关于整顿的一系列文件，而且污蔑中央和其他省市的全面整顿是“复辟倒退”、“走回头路”、“唯生产力论”，并突出宣传上钢五厂等一批“唯生产力论”
的典型，把上海作为同邓小平全面整顿相对抗的基地。邓小平想找机会去上海与上海的主要负责人马天水谈一次。从党的原则立场出发，对马天水进行教育和挽救。
马天水是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在革命队伍中先后担任唐县县政府财经科长、三区区长、中共山西繁峙县县委书记、中共冀晋五分区地委书记等职。１９４９年５月南下任中共皖南区党委副书记、书记。
１９５２年１月，调上海市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委钢铁党委书记。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
１９５９年２月至１９６３年２月，兼任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
长期负责上海工业生产工作。“文化大革命”中，１９６７年４月被“结合”进市革委会领导班子，１９７０年３月起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１９７１年１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是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１９７２年起全面主持上海市工作，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在上海借批“宰相”，把矛头指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
１９７５年６月，邓小平陪同菲律宾总统和夫人到上海访问。
１１日，把菲律宾客人送走以后，邓小平把马天水找去，向他谈了这样一些问题。
邓小平告诉马天水：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批经验主义有批示，批评了张春桥、姚文元。并问马天水：他们在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发展下去就要揪人喽！你想过没有。
邓小平告诉马天水：他们的（指“四人帮”）“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你听说了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
我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
邓小平问马天水：现在有人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你有没有想一想？
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搞生产究竟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
当邓小平谈到上钢五厂的生产情况，严厉谴责有人企图打着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来达到破坏生产的目的时，马天水依仗有王洪文、江青等人的支持，顶撞道：“这个厂的生产就是因为批‘唯生产力论’才上去的。”
尽管马天水的态度有点蛮横，邓小平并没有介意，只是微微一笑。邓小平还是想从党和事业的大局出发，对马天水进行挽救。
邓小平问马天水：在北京你有没有熟人啊？先念、秋里同志熟悉吧？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
对于这么一次苦口婆心而又直截了当的谈话，马天水前脚走出邓小平的住地，后脚就跑去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王秀珍。
……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１９７５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全面整顿在上海虽然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上海帮派骨干的干扰，但仍然取得了显着成效。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顶住马天水等人的压力，自觉执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的指示，一些基层单位特意到江苏南京、浙江杭州等地，通过学习、取经等方式，把邓小平一系列关于整顿的指示精神带回上海，在工作中自觉贯彻执行，重新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一些中央在沪企业和科研院所则通过国务院召开的各种会议，认真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各项指示。全面整顿使上海的各项工作逐步趋于好转，１９７５年上海铁路局经过整顿，有１２项经济指标超过了１９７４年，客运和货运分别提前２６天和１１天完成了全年计划。工业生产在２４种主要工业品中，有２２种的产量比１９７４年提高，其中发电量增长１０％，水泥增长１５％，手表增长１１．４％。上海航天工业在中央领导的直接关心下，结束了几年徘徊，在１９７５年取得了突破，不仅在运载火箭的研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而且首次在上海生产制造了我国新的人造卫星。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２月，我国发射的人造卫星都是由上海航天基地研制成功的。中国科学院在沪的科研院所在全面整顿的鼓舞下，广大科技人员排除干扰，科研秩序有所好转，一些科研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４日，中科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成功合成脱氧核糖核酸十三核苷酸片段，１２月１０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成功地用化学方式合成八核苷酸片段。这标志着上海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上海的高等院校的教学秩序也有所转机，一些高等院校根据邓小平全面整顿的精神，强化课堂教学秩序和内容，起到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毛泽东曾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至１２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他们一方面凭借势力，对全面整顿横加干涉，另一方面，又四处网罗“罪证”，向毛泽东告状。
此时的毛泽东，也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支持、信任邓小平，知道周恩来之后没有一个人能与邓小平的能力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有人会对他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
为此，毛泽东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召开一次会议，就“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个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决议。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能认识“错误”，继续在中央工作，同时又可防止邓小平以后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邓小平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党的决议，这是一个涉及党的原则性的重要大事，自己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迎合毛主席的意图，作出一个违背党性、民意的决议。于是，婉言相辞说：
“主席，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之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邓小平拒绝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议，这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于是，“四人帮”乘虚而入，以邓小平转递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反映教育战线严重问题的一封信为由头，在１９７５年底刮起了一股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歪风。邓小平再次陷入了政治困境。第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按照王洪文的意图，马天水就把与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写了揭发邓小平的专门报告送给王洪文，作为“四人帮”所谓“批邓”的“重磅炮弹”。
张春桥没有轻视这件事，在１９７６年２月的所谓“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跑到马天水的住处，阴阳怪气地说：“你们在上海时，气很大，到了北京你们怎么就没有气了？看你们的简报，你们似乎对邓小平恨不起来了。你老马也没有气了，邓不是对你‘策反’吗？为什么不讲呢？大组会不开了，在中组会里讲嘛！”
经张春桥这么一煽动，马天水等人顿时士气大振，王秀珍对当时的情景做了这样的陈述：
“我们在晚上的上海小组会上，就进行发难。马天水放高了嗓门，大骂一通邓小平，马天水气愤得不得了。血压升高，心脏跳得很快。接着黄涛、徐景贤和我也都跟着马天水一齐起哄。”
“黄涛挖空心思地编了几句刻薄话，骂道：‘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政治谣言七八九，奇谈怪论齐露头！’，‘邓小平，他既背着干，又对着干！既背着毛主席干，又对着毛主席干！’”
“四人帮”又掀起了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浪潮，攻击邓小平“搞复辟”；把领导、管理和参加生产的干部群众说成是“就知道多产化肥”，“多出几把黑煤面”的“唯生产力论的黑样板”。结果，每刮一次“唯生产力论”的歪风，生产就下降一次。在人们思想上引起极大的混乱，严重地压抑和束缚了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以马天水向邓小平声称的“生产就是因为批‘唯生产力论’才上去的”上钢五厂为例，这个厂１９７６年的钢产量比１９７３年下降了１４％，一个转炉车间，由于废弃了岗位责任制，屋顶积灰长期不清理，竟把屋顶压塌了。可是，马天水等人竟然说：“只要路线正确，完不成任务也是伟大胜利嘛！”
“四人帮”的劣行，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百万人拥向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声讨“四人帮”。这场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使“四人帮”极为惊慌。为了压制人民的反抗，“四人帮”的黑手再一次伸向了邓小平，４月６日，邓小平被宣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被打倒。
尽管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全面整顿的大好形势不得不中断。但是，在１９７５年整顿中，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迫使和引发了他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后来在新时期具有重大意义、构成邓小平理论重要内容的问题逐渐集中了、明确了，并作了初步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尤其可贵的是，邓小平已经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核心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新的认识。他说：我们从那时起就批判了“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就试图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就开始了拨乱反正和改革的试验。因而，理论界的许多人认为：１９７５年的整顿，是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