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上海，不仅是连接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和航运中心，而且是各种思潮广泛传播、相互争锋的交汇点。当时的上海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也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中心，吸引了无数胸怀强国梦想的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作为其中的一分子，１９２０年９月，年仅１６岁的邓小平告别家乡四川，来到上海，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到西方国家寻找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
（第一节）满怀憧憬别上海
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１日，天色阴暗，大雨如注，整个申城笼罩在茫茫雨雾中。
但在黄浦江岸边的法兰西码头上，却是热闹异常。大约９０名年龄在１５岁到２５岁之间的青年学生撑着伞，冒着瓢泼大雨，排队等候登上小艇。他们大多身穿欧洲款式或美国款式的服装，这是又一批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他们之中有几位来自湖南和江苏，但绝大多数则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学校的学生。其中，一位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上充满了稚气的少年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年仅１６岁的邓小平。
在前来送行的华法教育会工作人员、记者和学生们的送别和祝福声中，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搭乘专供旅客登船用的小艇，沿黄浦江顺流而下，到达杨树浦码头，登上法国邮轮鸯特莱蓬号。
据当时与邓小平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江泽民（原一机部顾问，又名江克明）回忆，鸯特莱蓬号是当时一艘比较先进、豪华的轮船，常年往来于欧、亚、美三大洲之间。它长约５０丈，宽约６丈，高１０丈左右，约有几万吨。船的舱位分为３等，每个舱中可以容纳数百名乘客，其中一等舱的票价为８００元，二等舱的票价为５００元，三等舱的票价是３００元，而这些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买的则是１００元的四等舱（即无等统舱）船票。其实，鸯特莱蓬号上并没有什么四等舱，只是为了照顾这些贫穷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而临时设置的。所谓的四等舱，就是货舱。在半明半暗的船舱里，到处堆放着各种货物，几排临时放置的简陋的双层床就是学生们的床铺了。由于货舱位于甲板下，仅在舱顶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几个圆形的小窗口可供通风，因此舱内的空气非常混浊、潮湿，臭虫、蚊子肆虐，扰得学生们不得安宁。在航行中，一些学生只好把袜子套在手上，把裤脚扎紧，用毛巾把脸和脖子包住，只露出鼻子和眼睛，以求睡个安稳觉，另一些学生则买个躺椅到甲板上消磨时间和睡觉。用学生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四等无定卧室”，“天晴在船顶上、边上，落雨在梯隅及其他的空地方”。
学生们刚登上轮船，只听得一声汽笛长鸣，鸯特莱蓬号已经起锚开航，不久就驶出吴淞口，进入浩瀚无垠的大海之中。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奔到甲板上，倚着高高的船栏，在大雨中无限深情地凝望着这片逐渐模糊的土地，眼中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此时他们的心中既有对告别故土的依依惜别之情，更多的则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邓小平和同学们选择了赴法勤工俭学之路，为国家和民族寻找新的出路。
也许，一位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诗句正形象地描述了他们此刻既依依不舍又满怀憧憬的复杂心情和不畏艰险的坚定决心：
“她——船——在这茫茫的孽海，
黑魆魆的夜里潜行；
有时遇着暴雨，
有时遇着狂风，
欲阻止她前进。
前进，前进！
总要自信自任！
暴雨住了，
狂风不鸣；
无星无月，除了波涛声；
莫怕触着暗礁，
莫怕越出航线！
眼认清了，舵把掌稳，
东西南北，航他一个地遥天远。
呵，前面出现灯塔光，
照着她前行。
原来在这黑茫茫孽海里，
那些有险的地方，始有光明。”（第二节）少年邓小平：从四川来到上海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来到上海，也是他一生中重要转折的起点。
虽然，此时的邓小平只是一名１６岁的少年，但他毅然决定告别家乡和亲人来到上海，准备去遥远而陌生的法国勤工俭学，以此为动荡中的中国寻找一条强国富民之路，这离不开家庭、师长的影响，以及自幼对四川此起彼伏的革命风潮的耳濡目染。
邓小平于１９０４年８月２２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中。作为家中的长子，双亲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并郑重地为儿子起名为“邓先圣”。５岁时，当时还名叫“邓先圣”的邓小平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也许是因为私塾老师认为“先圣”二字对先人有失恭敬吧，孔夫子尚且被尊称为“圣人”，孟子也只被后人称为“亚圣”，一个只有５岁的小孩子怎能叫“先圣”呢，于是把邓小平的名字改为“邓希贤”，这个名字邓小平一直用了１８年。
邓小平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风起云涌的变革年代。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国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虽然被推翻了，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想之中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在“中华民国”这块空招牌下，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军阀间无休止的争夺和战争，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强权控制使得中华民族走向了存亡关头。
为了挽救中国，中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浪潮。
从保路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这些历史浪潮不仅冲击着沉睡的中国，也影响着闭塞的广安。
２０世纪初年的风云激荡也使得邓小平不再满足于课堂上的学习，他一面读书，一面关注着动荡中的国内形势。
１９１１年的夏秋之际，为抗议腐朽的清政府将四川的筑路权拱手让给西方列强，四川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保路风潮也渐渐影响到广安，《来日大难歌》这样一些号召参加保路运动的宣传歌谣在学校流传开来，受成都、重庆等城市的罢市、罢课风潮的影响，协兴场上的一些店铺也纷纷响应，关门罢市，广安的小学也罢课放假。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中国百姓的苦难生活给尚在读小学的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邓小平进入广安县立中学堂就读的第二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的３０００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风潮很快席卷全国，在上海，以日资棉纱厂工人为首，上海的工人阶级也从６月５日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广安，广安县立中学堂的学生们也积极行动起来。５月底，在广安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向市民散发宣传“公启”，并组织了游行和罢课，１５岁的邓小平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
５月底以后，由于学校一直处于罢课的局面，加上又临近暑假，邓小平和其他同学一样，离开学校，回到家中。
就在邓小平回家后不久，远在重庆的父亲邓绍昌捎来了重庆已经成立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并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邓绍昌早年曾在成都政法学校求学，后来又长期在外谋事，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明的知识分子，因此极力主张儿子去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到法国去留学。
对于父亲的主张，邓小平十分支持。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知识的逐步丰富和眼界的日益开阔，邓小平认识到不仅是家乡广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四川、乃至全中国都是如此，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国怎样才能摆脱贫穷落后和政治上的黑暗混乱，真正走上富民强国的道路呢？受“工业救国论”的影响，邓小平迫切地希望走出闭塞的广安，去重庆学习本领，增长见识，更希望将来有机会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办工业，为国家的富强出力。６０年后，邓小平在与纽约《时代》杂志的记者交谈时也曾说道，当年他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是一个弱国，我们要使它强大。我们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使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暑假结束后，邓小平没有回到广安县立中学堂，而是与远房叔叔邓绍圣及同乡胡明德（又名胡伦）一起登上开往重庆的轮船，沿着滚滚翻腾的渠江东下，结伴报考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一决定改变了邓小平一生的命运。
１９１８年８月，受留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影响，当时担任重庆商会会长的汪云松与重庆市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召集重庆各界名流，共同筹资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其中，汪云松从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到建立预备学校，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学生，每一件小事都亲力亲为，一丝不苟。直到几十年后，当年的学生们仍然十分感激这位老先生。
１９４９年重庆解放后，有一天，西南军区突然派了几个人来到汪云松家中，但汪云松不知凶吉，躲了起来。第二天，西南军区又派了辆吉普车，把汪云松接到军区。他一路上忐忑不安，直到下了车后才知道，原来是当年的学生、现在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请他吃饭。汪云松回来后兴奋异常，逢人就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
后来每每谈及这些，汪老先生都会激动不已。当初汪云松创办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只是为了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的路子，没想到却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两名副总理，他们就是邓小平和聂荣臻。
１９１９年９月中旬，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孔庙内（俗称夫子祠，校址现为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正式开学。第一届共招收学生１１０人，学制为一年，课程主要有法文、中文、代数、几何、物理和工业常识等，以法文为主，目的是使学生粗通法语并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为以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作准备。
学校还根据学生入学时水平的差异，分成高级班和低级班，凡中学毕业的进入高级班学习，而像邓小平这样还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学生读低级班。
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所有的学生中，邓小平无疑是颇引人注目的。当时新式教育普及未久，学生年龄一般都比较大，而邓小平是这些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虽然邓小平年纪较小，但学习异常刻苦，这给同学们都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６０年后，当年的同学江泽民还清晰地记得这位个子矮小、年纪很轻的小同学。他说，邓小平是稍晚的时候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非常刻苦认真。
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就读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邓小平终生难忘的事情。那年１１月，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４０００多元廉价购买信孚洋行的日货８０多箱，并以警察厅的名义公开拍卖，这激起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川东师范、重庆联中等学校的１０００多名爱国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将警察厅彻夜围住，要求郑贤书交出日货。经过两天一夜的斗争，学生们取得了初步胜利。回到学校后，邓小平和同学们还自动把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用品摔在地上焚烧，把洋布衣服也撕毁，表示再不用东洋劣货。
当时，时代的脉搏，爱国的思潮，都冲击着邓小平的头脑，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高昂的爱国热情，使邓小平受到深刻的教育。邓小平后来也谈到，由于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这个运动，自己的爱国救国思想有所提高，也更坚定了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道路的决心。
１９２０年７月１９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一届８３名毕业生经过一年的学习顺利毕业。其中，邓小平的堂叔邓绍圣等４６人取得贷费生的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为每人提供３００元的费用，其余的３７名学生和未进入预备学校学习的江津学生熊云章为自费生，由重庆工商界捐助每人１００元，再由个人自筹２００元，凑足３００元，邓小平就是这３８名自费生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