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又没有经营经验的私营工商业者来说，要走出自己创业致富的第一步，无疑都是困难的。而且，温州初期私营经济的发展，既无良好的经济条件，也无良好的政治条件。经济上，当时全国各地都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由于实行严密的计划经济，生产资料、货物流通和银行借贷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力量弱小的个体户和私营工商业主只能千方百计，在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缝隙中找饭吃。
政治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私营经济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而１９５４年以后对私营经济的无情批判和严厉打击，留在人们脑海中对私营经济的负面印象也不会很快消除。更何况，在温州这样一个只具备有限的工业基础、交通落后的区域。因此，温州人创业的最初几年，每迈出一步都是异常的艰难。温州人硬是靠着求谋生、求发展的强烈愿望，走出了成功致富的第一步。
温州的私营工业最初集中在农村。由于起步艰难，早期的农村私营工业都是家庭工业，基本形式有三种。第一种，是比较原始的农工兼营形式，即农户以务农为主，同时充分利用家中的多余劳力和农余时间，进行工业生产。第二种，是家庭作坊形式，即农户以务工为主，只在农忙时参加突击性农业劳动，或者把田地转包给其他农户，或者雇人耕种，家庭成员为家庭作坊的主要劳动力，有的作坊也雇几个帮工或带学徒。第三种，是家庭工场形式。这种工场普遍采用多种机械，拥有一定的资本，雇一定数量的帮工，在供销、技术和管理等方面都有专人负责。
这些家庭工业，虽然形式有所不同，各自的设备和技术含量有高低之别，但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的设备都相当简单，原料也大多利用大工厂的边角料和废旧料。它们的产品大多是日用小商品，生产工艺简单，技术不复杂，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金有限，但由于城市大工业大多不愿生产而人民生活又需要，这些商品容易销售。由于具有这两个显着的特点，人们称当时的温州农村家庭工业是“拾遗补阙办工业”，“拾遗”就是利用城市、工厂的边角料和废旧料，“补缺”就是补大工业、大企业产品之缺。在当时的环境下，聪明的温州农民选择了一条不与城市大工业争原料、争市场的道路。
各个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家庭并非孤立的单兵作战，而是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协作。例如，再生纺织，就可分为拣原料、开花、纺纱、编织、缝纫拷边等工序；而一枚小小的徽章，可分设计、刻模、冲型、点漆、穿针等七八道工序。在这么多的工序中，一个家庭工厂只能从事其中的一二道，其余则由其他的家庭完成。人们就是通过这种“小规模、大协作”的形式，进行专业化协作生产。温州农村没有大工厂，但是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大工厂，一个区、一个乡就是一个有着几万工人、几千万元产值乃至几亿元产值的生产基地。这种建立在家庭工业基础上的大协作，把专业化和社会化结合起来，把家庭小规模生产同社会化生产结合起来，既保障了各家庭的经济利益，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又摆脱了一家一户经营规模狭小的局限性，获得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在温州农村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奔波于各地的购销员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私营工业进行的既是一切取决市场的商品生产，获得及时可靠的市场信息，并将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去，便成为制约生产的决定性因素。温州离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比较远，交通的不便给信息交流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起步阶段的家庭工业也不像城市的大工业早已有自己的销售和信息渠道。在这种情况下，温州人要让外界知道自己的产品并予以购买，要知道外界的需求以组织生产，要从外地获得必要的原材料，只能自己走出去。
于是，为数众多的购销人员便应运而生，他们为温州的家庭工业推销产品，采购原料，提供信息，成为家庭工业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因此，有的人认为，购销员实际上是温州早期市场经济的轴心，是商品市场的创立者和开拓者。苍南县闻名遐迩的宜山再生腈纶产销基地的形成，就是起因于一个叫赵开良的农民购销员。１９７８年６月的一天，赵开良在河北邯郸的一家废品收购站推销编织袋，作为交换条件，对方要求他推销该站的８０吨腈纶边角料。他反复琢磨，这些边角料０．５元１斤，而腈纶却十几元１斤，家乡人善于纺织，如能利用这些边角料，倒也是一条致富之路。于是，他接受对方的交换条件。果然，当地人攻克利用腈纶边角料生产的难关，并改造了纺纱机，纺出再生腈纶纱。于是，宜山家家户户生产再生腈纶，这项产业养活了当地数万人口。购销员是各地发展家庭工业的关键人物，可以说只要有一支能干的购销员队伍，当地的商品销售就不成问题，家庭工业就能继续向前发展。由于这一原因，购销员在温州农村是最受人爱戴、讲话最灵的人。
购销员在温州农村的家庭工业中，除了充当生产者和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往往还是家庭工业生产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很多购销员在外地接来订单，分派到家乡的若干个家庭企业进行生产，再由他们销出去，赚来的钱，他们拿大头，厂家拿小头。在这种产品的产销过程中，购销员成了真正的老板，厂家不过是按他们订单生产的车间。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发展温州的私营经济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也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创业致富。温州人说他们：走了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用了千方百计，历尽了千辛万苦，挣了千金万银。还有人用诙谐的语言，总结他们对温州经济的贡献：“当时，有人说他们像蝗虫满天飞，扰乱计划经济，也有人称他们为英雄，因为正是他们，七手八脚连推带挤地把温州推进了市场经济。”
当十余万购销员在全国奔忙，推销温州产品和采购原材料时，温州本地逐渐形成各种专业市场。这些市场，有的是在传统手工业、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的是完全白手起家开拓出来的，有的地处交通条件较好的集镇，有的则地处偏僻的山岙和交通不便的乡村。无论它们原先条件如何，位于什么地方，共同构成了温州家庭工业与全国客户密切联系的庞大的市场网络。
１９８５年，全市农村有大小商品市场３１３个，每天上市交易的人达４０多万，年交易额达１０亿余元。其中，比较大的专业市场有１０个。这些市场形式多种多样，按交易物品品种划分，有再生加工品专业市场，如以上所提到的苍南县宜山自发展了再生腈纶生产，当地即形成较大规模的腈纶再生纺织品市场，产品除了通过广大购销员也通过这一市场行销全国。有小商品专业市场，如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购销员把全国各地的纽扣采购回来，通过市场销到各地。有机电产品专业市场，如乐清县柳市的五金电器市场，前店后厂，一边生产一边销售，厂店合一，遍布大街。还有农副产品贸易市场，如平阳县水头、山门的兔毛专业市场，人们从几个省组织货源，运到市场交易，并通过外贸公司将产品销往海外。这十大市场，都是面向全国的大市场，市场上店户和摊主都有几百个、上千个，参加交易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购销员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日成交额当时便达１０万元以上。由于这些市场大都同家庭工业生产基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往往又将之合称为“十大商品产销基地”。让我们以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和乐清县柳市五金电器市场为例，看看这些着名的专业市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永嘉县桥头原来是一个交通不方便的山岙小镇。改革开放以前，桥头人为了糊口，每年都有数千人走南闯北，外出弹棉花。１９７９年，两位弹棉郎自外地带点纽扣回来销售，既好销又赚钱。消息传开，许多人跟着做纽扣生意。各地的国营纽扣厂和百货批发站苦于纽扣积压，都乐于削价出售给他们。桥头的纽扣购销员增加到１万人以上，购销到的纽扣大批运到桥头，在此形成了大规模的纽扣市场。因一些新颖的纽扣供不应求，某些经商积累了资金的桥头人便筹备自己办厂。
１９８１年出现第一家家庭纽扣厂，几年间达到三四百家，可以生产二三百种纽扣。自１９８３年起，一些人又由生产纽扣转到生产服装，不久当地又出现拉链厂。短短的几年间，桥头便由单一的纽扣销售市场，发展为销售、生产合一的专业产销基地和由纽扣、服装、拉链等产品组成的多元化的综合性市场。万商云集，车水马龙，１９８６年的交易额已达１．７６亿元，被香港报纸称为“东方第一纽扣市场”。
乐清县柳市是温州以北的平原集镇，１９７８年前镇上的企业很少，更没有专门生产五金电器的工厂，只有一家濒于倒闭的集体企业电器开关厂。
厂里的几位职工在街上开门市部，试销自己生产的电器产品和零配件，月营业额近万元。人们纷纷仿效，不到二年的时间，镇上开出千余家以店带厂、产销结合的五金电器商店。大到４０００多元一台的配电柜，小到几分几厘钱一粒的螺丝钉，产品种类之繁多，规格之齐全，远远超过我国所有大城市的各个五金交电商店。１９８４年，因产品质量问题，柳市五金电器陷入困境。此后，柳市人认识到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采取提高质量的有效措施，终于重振名声，许多产品质量获得好评，并出现一些国内知名的规模较大的电器生产企业。
以上的十大市场的形成，没有国家投资，没有征用集体土地，但在８０年代却解决了二三十万人的就业，每年交易额近十亿元，为国家提供了数百万元的税收，为集体提供一二千万元的积累，在发展农村经济中起了较大的作用。在以十大专业市场为代表的市场的推动下，温州的商品流通迈上了快车道，带动了家庭工业的发展。人们称赞市场在温州农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建一处市场，兴一门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百姓。”１９８６年春，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来温州考察，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于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启动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于是，“小商品，大市场”
便成为温州模式的一种颇具影响的表述。
通过以上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家庭工业、购销员和专业市场的共同作用，三者缺一不可。有人认为：
在温州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家庭工业是支柱，购销员是骨干，专业市场是依托。有人认为，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是驱动温州农村市场经济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各人的表述可能会有差异，但都说明了三者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说明了温州农村工业完全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真正的商品生产，虽然那时“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还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专属物，而文化水平有限的农民也根本不懂它们的含义。
温州这些家庭工业的规模都不大，大多是“前店后厂”的布局，即前面开店，后面生产，楼上则是一家人的住处，人数自然也不会太多，生产的商品也都是小东西。而且，由于各个家庭的资金是一家人多年积蓄的血汗钱，来之不易，一般不敢轻易在不熟悉的行业冒险，大多喜欢仿效成功的例子。
如果看到左邻右舍或本村乡亲生产某个东西成功了，而且市场对路，就跟着他学，依样画葫芦。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避免投资失误，另一方面则容易形成一个村庄甚至一个乡只生产少数几种产品的格局。人们所说的，“一乡一品”或“几乡一品”
这种温州农村工业的普遍状况，就是这样形成的。
然而，高明的温州人却没有把眼光只放在自己一家一户的工业生产上，而是采用大协作的形式，将分工与协作相结合，将家庭工业纳入社会化大生产，成功地将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生产，变为全村全乡建立在各家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满天飞的购销员将温州产品成功地销往全国各地，又将原料和信息带回温州。然而，温州人并不以此为满足，又通过兴办大规模的专业市场，将客商带到家乡，保证了自己产品的销路。通过这些方式，温州的家庭工业与市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有的村或乡的“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在全国已拥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比如，永嘉桥头镇家家户户都生产纽扣，这个镇的纽扣产销量占全国的８０％以上，并逐步打向国际市场；苍南金乡家家户户都生产铝塑标识工艺品，这个镇的铝质标牌和涤纶商标的销售量占全国的４５％；乐清柳市镇家家户户生产低压电器，销售量巨大，被称为“东方电器之都”。
对温州的家庭工业而言，顾客就是上帝，产品能否畅销自己能否发财完全取决于顾客。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中国人的绝大多数生活水平都很低，无力购买高档商品，真正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倾心的商品，除了价廉物美，还是价廉物美。
温州的家庭工业之所以能兴旺，价廉物美是一个有力的法宝。据８０年代的资料，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的纽扣利润以毫厘计，最便宜的两厘一颗，最贵的是两分七厘一颗，而两分七厘的纽扣在国营商店可卖到一角至一角五分。在苍南县钱库镇的小商品市场，每销售一袋２００斤的白糖只获利０．５元，售出１斤香菇只赚０．２元，而卖出一箱味精只赚一个纸箱。温州人正是凭借着极其低廉的价格，将全国各地的客商大批吸引到远在偏僻山乡的专业市场。
为了能够生产出价廉物美的产品，温州人动足了脑筋。８０年代，中国的服装只有质好价昂与质差价低两类产品，质差价低的产品不仅质量不好，款式也相当难看。没人不喜欢质量好款式好的服装，然而昂贵的价格却使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深知消费者心理的温州人设法生产出款式新潮但质量一般价格较低的产品，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例如西服，当时一套全毛西服需要３０００元，温州人便使用３０％的羊毛、７０％的毛纤面料替代全毛，生产出式样一流而售价仅５００元的高级西服，从而开始了温州服装业的发家史。因此，有人回忆８０年代的经济状况，认为温州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商品质量与价格的调节阀的作用。
由于资金有限，家庭工业只能生产市场畅销的产品，市场需要什么生产什么，一旦市场需要改变，或者发现某种更好而且可以生产的产品，就立即转入新产品的生产。在这方面，温州的家庭工业可以说是非常灵活的。他们通过购销员、专业市场以及其他的渠道，搜集各地的市场信息，按照市场的需要，及时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并随市场的变化而迅速变换。据说温州市区的鹿城皮鞋、灯具、服装、打火机市场，“三天出小样，七天成批量，天天有新样，家家不一样”。而在龙港的腈纶毛毯市场，只要有新的设计，可以在五天以内完成产供销的全过程，迅速推出新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