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创业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具备“发现课题”、“解决问题”和“与人交往”等能力。日本经济产业省打算在全国中小学开展创业教育的目的，显然是为学生将来在社会上成功创办新的私有企业或在企业中有所作为，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２００１年人均ＧＤＰ居世界第三，达到３４４２６美元，尽管如此，日本却还要在全国的中小学开展创业教育。我国２００１年人均ＧＤＰ占世界第１１６位，只有区区的８０３美元，只及日本的１／４２，在我国学生和国民中开展创业文化教育，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人民的心中播下创业致富的种子，使其尽快破土成长，无疑是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之一。
这一工作无声无息，难以立竿见影，但影响将极其深远。我们真诚地希望，在我国各地区，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各区域，不仅各级领导的报告中有鼓励人们自主创业的动员和计划，在学校教育、宣传动员、文化建设等方面也都有努力提高和弘扬创业文化的具体内容，在各地的电视、报纸杂志上，在学校的课本中，会看到有关创业文化的内容，以及外地和本地成功致富的好榜样。要让落后地区的人民，看到自己思想观念的落后一面，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将深藏在心中的过好日子的强烈欲望释放出来，像温州人那样走创业致富的道路。当然，这种创业致富，必须建立在合法经营的基础上，既不能通过贩毒发不义之财，也不可通过破坏环境如挖发菜一类活动来致富。对政府而言，既不能用行政命令去制造私营企业，更不可通过官员利用行政权力瓜分资源的办法，催生出带头致富的“官商”。据报道，在西部乃至东部的少数地区，确已出现上述迹象。
２．温州人是创业致富的老师
提要：一位西部人比较了温州和西部在观念上的差异：温州人站起来就干，我们是坐下来就学；温州人是边干边学，我们是就学而学，转化不成生产力；温州人不为总结经验而干，他们为发展而干，我们习惯于为总结经验而干，拿经验当成绩……
自８０年代开始，除了温州，东南沿海其他一些地方的私营经济也开始兴起。到了９０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党和政府越来越认识到私营经济的重要性。温州作为中国私营经济最早兴起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变化。一位温州企业家朋友，对我介绍温州私营经济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变化时，用了“可怜，可恶，可怕，可敬，可亲”１０个字。温州资源缺少，经济基础差，人民生活贫困，为了改变面貌，不得不人人动手，艰苦创业，是为可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较快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一些温州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甚至还有人搞走私，败坏了温州声誉，这些人是为可恶。温州人跑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用价廉物美的商品扩大了市场份额，对那些不思改进的国营企业来说，是为可怕。温州人意识到产品质量的重要性，采取坚决有力的办法提高了质量，政府和企业还不断进行制度更新，完成第二次创业，形成“新温州模式”，是为可敬。党的十五大以后私营经济得到充分肯定，各地仿效温州，兴办私营企业，并有很多人尝到甜头，是为可亲。这位朋友的话，用极其精练的语言，准确说明了温州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变化。确实，自古至今，温州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注意，发人思考，“温州模式”四字已成为各地新闻媒体上出现率最高的文字之一。
人们对温州创业文化的认识，除了最近几年报纸杂志的宣传，更多得自各地城乡的温州产品和走遍全国的温州购销员，最近几年的一百多万温州企业家在各地办厂开店，成功从事各项工商活动，更大大扩大了温州创业文化的影响。在不少地区，温州人办的企业已成为当地民营经济的重要部分。温州人不仅为各地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还以自己的行动和言论，向各地的人们实实在在地演示什么是市场经济，如何创业致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温州人一边挣钱，一边传播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意识和本领。”对所在地方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发展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起到示范和催化作用。除了温州人，来自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其他地方的私营企业家，也都是对各地人民言传身教的好教师，他们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任何教科书和地方官员的空洞说教所不能比拟的。
近些年来，从落后地区到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仅在温州已达１００多万人。对于这些人而言，打工的过程也是接受市场经济的“实战训练”的过程。一些有过打工经历的外地人，学习了温州等地的经商方式和办厂经验，回到家乡经商办厂，迈出创业致富的第一步。
通过上述各种方式，各地的人们认识了温州的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和创业文化，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无论是地理条件、交通位置还是原有的经济文化基础，浙江最好的地区都是在北部的平原地带。二十多年前，当温州人为改变自己的生活窘况不得不艰苦奋斗，甚至离乡别子四处奔波时，浙北平原的农民仍悠然地在自己的家中，过着有鱼有米、再在乡镇企业做点工赚点钱的安定生活。
到了９０年代，温州经济面貌日新月异，逐渐成为浙江经济活力的发动机，邻近温州的台州市以及金华的义乌、永康、东阳、武义等县群起仿效，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浙江南部的私营经济的发展，和浙江北部外资的涌入相映成趣。同时，浙江南部的私营企业家涌入浙江北部，促进了北部经济的发展。有人形象地描述浙江这种各种经济同时存在、共同发展的现象：一个地区，国有企业、小型巨人、民营公司，齐唱经济发展大戏；一个城市，大型商场、专业市场、私人店铺，同谱商贸繁荣新篇；一个家庭，丈夫公职、妻子开店、子女下海，共织美好生活锦绣。改革开放２０年，浙江省的ＧＤＰ在全国各省市区中的位次，由第１２位跃升到第４位，一跃成为我国的经济强省；人均ＧＤＰ从全国第１３位升到第４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第８位提高到第３位。近年来浙江经济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去年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１２．８％，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幅１３．３％，均居全国第一。浙江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是大力发展小商品、发展私营经济得来的。在浙江经济发展的背后，除了政策、体制等关键因素之外，还有着创业文化上的原因。
江苏南部是我国乡镇企业的发祥地，以苏南为骨干的江苏乡镇企业１９９３年的总产值占了全国乡镇企业的１／６，出口创汇的１／４，均在全国名列前茅。当时，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低于苏南，１９９３年的营业收入比苏南少了４７．５％。但是，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在此前几年已经快于苏南，因此到１９９５年营业收入已和江苏相等，１９９６年更超出５．３％。此后，浙江的增长势头仍年年强于江苏，２０００年乡镇企业的营业收入已超出江苏２１．２％，利税总额的差距更大。浙江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之所以快于苏南，得力于私营经济。
以１９９６年为例，浙江私营经济占了乡镇企业经济总量的５５．４％，而当年江苏的乡镇企业经济总量中集体经济占了８６．６％，私营经济占的比重很小。１９９７年９月党的十五大以后，江苏省为加速私营经济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法规，并将大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变为私营企业，也就是说，向温州模式转变，此外还有一些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勤劳聪明的苏南人民正在重新构建新苏南，除了加速发展外资企业，主要就是学习温州经验发展私营经济。
二三百年前，上海不过是江南一个很一般的县城，１８４０年以后迅速发展为我国最大的城市，并以其繁华和发达而给所有到过此地的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上海既是富有创业精神和想像力的人共同创造的朝气蓬勃的城市，也是各地冒险家博取金山银海的战场，谁都不会将“不敢创业”、“没有进取心”这些词汇，加到那时的上海人头上。
１９４９年以后，上海的经济文化水平、产品质量仍然雄踞中国城市之首，上海人是文化高素质好的象征。然而，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下，上海人的生活如一池死水，少有变化，一切都由国家安排好，市民用不着选择，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衣食无虞的上海人只好将聪明放在家庭建设上，“螺蛳壳里做道场”，将有限空间的使用和美化达到极致，并精通如何用最少的钱买最多最好的货。久而久之，相当多的上海人学会了精明，却失去了高明，甚至在他们的眼中城市以外的空间都变得陌生和难以适应。
自９０年代以来，上海借助于浦东开发的势头，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然而，结构性的改革也使得一些企业关门，不少工人失业。许多失业人员因吃惯大锅饭，下岗以后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去创造自己的明天。上海市政府运用各种手段，尽量扩大就业渠道，安排下岗工人重新上岗。此外，还设法使人们改变等待国家安排的想法，像温州人一样走上自主创业之路。为了让上海人熟悉温州人的自主创业，上海的电视台、报纸杂志都对此做了大量的报道，并在电视台讨论就业的《相约星期五》栏目播出题为“温州人在上海”的节目，生动形象地介绍温州人在上海创业致富的事迹。为了帮助下岗工人自主创业，有关部门近年还采取有效措施，基本形成一个由提供项目、资金支撑、开业指导、社会保障组成的个人创业支撑体系。由于政府转变了职能，人们转变了就业观念，一向钟情于铁饭碗或喜欢当白领的上海人，正在越来越多地走上个人创业之路。
上海人和在上海的外地人兴办的私营企业的数量，最近几年有了很大的增长，从而改变了上海的职工队伍的结构。１９９５年，全市国有企业职工为３２４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从业人员为５６万人（港澳台和外资企业未计在内）。到２０００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下降到２２９万人，而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数量达到１４７万人；如加上港澳台及外资企业，非国有企业部门的职工人数共２３４万人，已超过国有企业职工人数。据《青年报》２００２年９月３日的报道，上海的１６００万人口中，每７人中有一个就职于私营企业。专家预计，未来五年中，上海将出现大批为国有大型企业、跨国公司进行配套的私营企业，大批高科技私有企业也将在上海诞生。上海，这个中国过去计划经济的最大堡垒，已成为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新华社在播发介绍上海市民自我创业的文章时，用了《上海普通市民敢当小老板》这样的题目。
其实，“普通市民敢当小老板”的城市，何止上海一地，同样发生在北京、天津等全国着名的工商业都会。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最新调查，截至２００１年底，北京市私营企业累计登记注册１２．４万户，注册资本１６３３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２０．８％和５７．６％；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本１３１．６万元，同比增长３０．５％。也就是说，私营企业不仅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规模也有所扩大。
一位天津作者，在网络上写文章说天津的变化：“孩子终归要离开妈的，离开妈的孩子才能长大，才能强大。多种经济成分的崛起，国有企业的改革，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离开了妈。几十万天津人辞别母亲，独自到人生和市场的风雨里去筑巢觅食了。离开妈的日子，天津人那种能把石头煮熟的坚韧也就在这时候显露出来了。温州朋友常常看见，骑自行车往北京贩鱼的天津人蹲在半路上啃大饼，跑保险的小伙子遭人训骂依旧喋喋不休，路边早点摊上的炉火烧化了夜半冰雪他们苦熬，他们苦挣，一点点一滴滴积累着经验和财富。到如今，小摊主盖起大商场，小裁缝做了制衣商，住阁楼的苦孩子成了地产大王大维、宝成、信誉杯、富士达一拨拨工商巨子威武雄壮起来了。温州朋友说，原先跟我打工的天津人，现在都开店办厂去了，以前商场的服装９０％是外地人经营生产的，现在倒了个儿，９０％是天津人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