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文化活动中，传教士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就温州而言，传教士在温传教的目的是让温州人信仰来自西方的宗教，然而，他们所建立的西方式的学校和医院，却使温州人有机会第一次具体地体会作为西方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式教育和医疗，并从中得到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的熏陶。
历史上有许多现象，往往使人难以用“全是好，或者全是坏的”这样简单的评价标准，对鸦片战争以后来到中国的西方经济文化评价同样如此。总的看来，西方以外的国家的近代文明进程，几乎都以学习西方，接受西方先进的经济文化为主要内容。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体现当时先进社会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当他们进入各国各地区时，这种先进的经济文化便开始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传播。就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种先进经济文化的传播当然有利于落后地区的进步，促使它们的社会发展迅速向前跨越几个世纪甚至一二千年。
然而，这种传播却是以刀和火为先行的，而西方人前往各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这些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是使之沦为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果我们从国家独立和民族地位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说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于美洲大陆无疑是灾难性的事件，广大的印第安人从此陷入国家沦丧民族危亡的悲惨境地。但是，如果我们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会看到美洲的文明发展从此大大加速，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件坏事？如果我们看看我们的东邻日本，在一度挨打之后通过内部改革接受西方经济文化走向强大的事例，我们就会明白，其实还有一条学习他人先进经济文化走向强盛的光明之途，关键在于国难来临时的正确选择和果断行动，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不可能做到正确选择和果断行动。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另一方面还要肯定先进的西方经济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巨大促进作用，只有这样的分析才是实事求是，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近代西方经济文化对我国，对温州的作用，也应作如是观。
资本主义先进经济、文化的日益壮大，促使封建经济走向瓦解，并有力地冲击着封建文化。在这种形势下，宋代温州的求实精神和商业文化得到了复兴，并和西方的商品经济意识和文化观念发生了冲撞和融合，从而具有了新的内涵和外延。
可以说，当时中国沿海地带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发生的每一种新变化，在温州都有体现，而且温州还是近代新思想产生较早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１９世纪末在中国思想界享有一定声望、人称“东瓯三杰”的陈虬、陈黻宸和宋恕的思想，便是这种变化的集中反映。
陈虬、宋恕和陈黻宸都是温州人，他们不仅继承了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而且通过广泛阅读新书译作开始接受西方思想，并借西方思想批评那些死守儒家思想落后一面的人，批评他们：“名修孔教，乃不能深求富教之策，立达之方空谈心性，坐视国家之穷拙”。在经济方面，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发展现代商业，促进商品经济发育。他们还提出“欲振商业，必先振农工业”；“欲振农业，必自严禁田赋浮勒始”；“欲振工业，必自劝集股购机器始”等主张。政治方面，他们主张仿效西方，变法图强。１８９０年，陈虬在赴京会试返回的途中，向山东巡抚张曜提出八条条陈，第一条就是“创设议院，以通下情”，这是在我国近代最早提出采用西方议会制度的倡议之一。１８９１年，陈虬着成《治平通议》８卷并于１８９３年出版。他在书中提出中国正处于通商时代，“欲图自强，首在变法”，并在《救时要议》篇中提出设议院、兴制造、奖工商、开铁路、变营制等主张，全面论述了自己的变法纲领。在陈虬着成《治平通议》的当年即１８９１年，宋恕亦着成《六斋卑议》，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程朱理学，主张以议院、报馆、学校为三大纲领实行变法维新。陈虬、宋恕、陈黻宸等人都通过在各地授课、讲学、办报等形式，宣传自己的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民主平等的新思想，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在温州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尤其大。
说到温州近代的经济文化，不能不提到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孙诒让。孙诒让是瑞安人，他的父亲孙衣言是清代的着名学者，继承了永嘉学派的思想和学风。孙诒让幼年继承家学，１３岁即撰成《广韵姓氏刊误》一书，１８岁时写成《白虎通校补》。此后，专攻学术，埋头着述，着书三十多种，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诸多方面，并都具优异成就。尤以《周礼正义》、《墨子闲诂》两书为世人所重，被公认为“周官学”与“墨学”的权威着作，他的《契文举例》则是甲骨文字学的开山之作。由于极大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孙诒让被誉为晚清一代巨儒。
孙诒让受永嘉学派和西方文化的影响，研究学术不发空泛的宏论，而是老老实实做学问，重新考察中国文化经典，为经世致用和改良维新提供借鉴。孙诒让在一封给梁启超的信中，就认为中国的墨学中有牛顿的力学、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和培根的归纳法。尤其使人难以忘记的，是孙诒让对温州教育和实业的贡献。孙诒让晚年坚辞朝廷的多次征召，在温州专以办学校、开风气为己任。１８９６年在瑞安募捐创建算学书院（后改称学计馆），传授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第二年，孙诒让大力赞助项崧等人创办瑞安方言馆，讲授中文、英文以及外国史、地理等科目。同时，又与友人在温州创办蚕学馆（后称蚕桑学校），教授中外种桑养蚕的学问。１９０１年，孙诒让将学计、方言两馆合并，更名为瑞安县普通学堂，同时又在城区四方各设蒙学堂一所。温州各县城闻风而动，也都办起一批学校。１９０４年，开始选送学生到国外留学。此后，孙诒让相继担任过温州府和浙江省的负责教育的官员，为温州乃至浙江省的兴办学堂发展新式教育做出巨大贡献。孙诒让还很注意社会教育，创办和参与兴办了瑞安务农会、瑞安天算学社、演说会、阅报社、劝解缠足会等组织，并曾计划筹办温州农工商实业学堂。孙诒让还热心地方实业，创办大新轮船公司、内河轮船公司和人力车公司，温州的第一辆人力车就是由孙诒让率先乘坐的。此外，孙诒让又请清朝矿务大臣派英国工程师来考察温州的矿藏，并在当地倡导开发南北麂渔业。孙诒让在温州当地享有极大的声望，他的学术研究、兴办近代教育和创办实业的实践，在温州近代经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说到近代温州的创业文化，不能不提到当地数学教育的巨大成功。
温州不但是出老板的地方，同时也是出数学家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从事数学研究和教学的温州籍的学者、教授至少有２００人，其中曾担任过着名大学数学系主任或数学研究所所长职务的达３０多人。据说在上个世纪的５０年代初期，国内大学的数学系主任中四分之一是温州人。温州籍的着名数学家中，姜立夫先生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祖师之一，苏步青先生是中国现代数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外谷超豪、姜伯驹、李邦河均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外的华人数学家，如曾任东南亚数学会理事长的李秉彝，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伯克莱加州大学任数学教授的项武忠、项武义兄弟，也都是温州人。在同一个地区走出如此众多的数学家，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数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因此，温州素有“数学家之乡”之美称。
谈到温州数学教育的历史，还要回到孙诒让那个时代。孙诒让１８９６年创办的瑞安算学书院是我国最早的数学专科学校，１８９７年温州举人黄庆澄又创办了我国第一份数学刊物《算学报》，１８９９年温州成立的瑞安天算学社则是中国现代最早的地区性数学学会。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主持温州学务的孙诒让率先明确提出算学“实西艺之原本”，“由明算学而旁及各科新学”。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温州研习数学之风盛行。１８９８-１９０８年，温州１４８名青年赴国外留学，这些人大多学习数学。到１９４９年前夕，温州留学海外人员多达３９７人，其中很多人都是学习数学。这些海外留学回来的温州学子，为日后的温州数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又在全国和世界得以发扬，对世界性的数学学科产生了影响。
经商者每日要进行无数遍的加减乘除，日久天长容易养成对数学的悟性。温州人向有经商的悠久传统，温州数学的发达，除了近代孙诒让等学者的大力提倡和培养，恐怕也和温州历史上的经商传统有关。此外，永嘉学派素以注重实用和不喜空谈为特点，研究数学需要扎扎实实的学风，并通过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学科推向新高度。就此而言，数学的研究也符合温州人的性格。
就个人而言，这些科学家具有高度的聪明才智，持久不懈的刻苦钻研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因此才攀上数学王国的巅峰。反过来，温州人重视数学擅长数学，也会促进商业经济的发达。
说到商业传统，懂得历史的人都会想起徽商，那居住在安徽南部崇山峻岭中，明清时代以善于经商而称誉天下的商人；还会想到山西的晋商，明清时期居住在山西高原，以在南北方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而着名的山西商人。当这两个地区的商人，在各地大把大把地赚钱的时候，面向大海的温州商人却因入海无门而默默无闻。然而，当改革开放已进行二十多个年头的今天，当温州人因成功致富而被人看成善于经商的人群时，徽商和晋商的后代却还猫在万山丛中，艰难地向土地寻吃，或到外地主要作打工仔、打工妹，通过苦力挣取辛苦钱。从他们的身上，人们只能说徽商和晋商的经商传统已经在他们的家乡丢失。其实，晋商在１９世纪、２０世纪之交即出现衰败的迹象，作为晋商代表的山西票号在清末以前虽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但经辛亥革命战乱的致命打击，此后便纷纷倒闭。当晋商进入穷途末路之际，徽商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小，只有生活在沿海开放城市的徽州商人因跟上了时代步伐从民国初年到１９４９年前都很活跃。今日的温州人、山西人和旧徽州辖境的安徽南部人，祖先同样具有经商的悠久传统，所在的区域同样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现象，但人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表演却有着如此大的差别。这种巨大的反差，难道不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吗？或许，温州人需要感谢蔚蓝色的大海，是大海使他们比不靠海的人更早地也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的经济文化，祖先遗传的创业文化因与新因素结合而具有新的内涵和外延，故得到后人的继承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