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A——李援死在了看守所，最后的活口就此断掉了。
降落到重庆的五人空降组，无一幸免，这些人来重庆到底执行什么样的任务，一时成了一个谜团。重庆军管会，已把这一动向密电给了中央。
汪兰几天后便接到了调查台湾特务空降到重庆真相的任务。
身为电报组组长的汪兰，调取了最近一段时间由他们这部电台发出去的各种电文。她在电文中寻找着蛛丝马迹，甚至找来了译电本，逐一地译出了电文，但仍然没能查到关于重庆五人空降组的信息，这是擎天计划的一部分，擎天计划是由空军负责制订的。
这五人空降组空降到重庆的计划，是由汪兰传递给大陆的，但他们去重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来往的电文中并没有交代。看来这是一项高度严格的机密，也就是说这项计划的内容，保密局只有少数人知道。
从大陆到台湾之后，“国防部”制订了太多的反攻大陆计划，又成立了“国光工作室”、“陆光工作室”和“擎天工作室”，这是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的特别行动队，由“国防部”主抓，许多内容保密局并不知情。
看来这方面的情报，只有保密局的高层才能知道一二。汪兰想到了郑桐。
郑桐对她的态度，她自然心知肚明，在大陆时，郑桐就一次次向她示好。刚开始她装聋作哑，渐渐郑桐的攻势已经明火执仗了。那时，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已经打响了。驻防的国军一退再退。
她找到了这一借口，就对郑桐说：现在仗打得这么吃紧，这种儿女情长的事，还是往后放一放吧。
郑桐是军人出身，经历过战争的历练，人说话果断，办事利索。他听了汪兰的话，便说：汪兰，那我等你。
他这话说了没多久，重庆就兵临城下了。国民党早就做好了撤退的准备。那时的沙坪坝机场每日飞机起落从没间断过，这些飞机大部分是飞往台湾的。高官要人的家眷，还有整飞机的物资，都源源不断地运往台湾。明眼人都知道，国民党在大陆的日子不多了。那会儿，整个“国防部”和保密局里的人情绪都不高。有许多人在发牢骚，也有人偷偷地做着撤退计划。
有一天晚上，郑桐找到了值班的汪兰，他把她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进办公室，汪兰就闻到了满屋的酒气。电台隶属于保密室，郑桐和汪兰的交往就很频繁。郑桐一进门，拉了把椅子让汪兰坐下，又顺手倒了杯茶端给汪兰，自己又往酒杯里倒了些酒。
郑桐红着眼睛说：汪兰，大势已去了。
汪兰面对郑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平时她对郑桐的印象不错，郑桐是个标准的军人，正直而有血性。他看不惯保密局内部的钩心斗角，争名逐利，总是处在外围，冷眼看着这一切变数。因为人无所求，就显得磊落和光明了。
他曾经找到重庆站的副站长老都，要求离开保密局，下到部队带兵打仗去。保密局对进出人员有着严格的规定，调出保密局要进行“消毒”。所谓的消毒就是让你把知道的那些秘密都忘掉，规定的是三年时间，即便你还记得那些秘密，三年后可能也就失效了。但在这三年时间里，不让你接触任何人，也就是说要软禁在家中。
虽然保密局有这样的规定，但还没有人离开保密局的先例。要么处决，要么入狱。对于保密局，毛人凤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从始至终，还没有人活着走出保密局。
郑桐这一提议，自然没能实现，老都就拍着郑桐的肩膀说：年轻人，拼拼杀杀是为国家，难道在保密局工作就不是为国家么，凭你现在这个样子，给你一个团，能拯救党国的事业么？老弟，想开点，车到山前必有路。等你熬到我这把年纪，你就不会逞匹夫之勇了。
郑桐的热情被现实冷却了，他只能待在保密局里。
此时，他把汪兰叫到自己办公室里，他在重庆站只能把心里话说给汪兰听。从感情上来说，他和汪兰走得最近，在重庆站，只有他们两个是单身。别人一下班，都回了各自的家，他和汪兰没处可去，只能在办公室里打发时间。
那天酒后，他向汪兰说出了重庆站的秘密：汪兰，现在重庆站已经开始安排潜伏人员了，那份名单里有你。
汪兰知道重庆站在撤退前肯定会有行动，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行动了。
汪兰装成一无所知的样子说：是不是我们这些人都要潜伏下来？
郑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汪兰，你说实话，想留下来，还是去台湾？
说心里话，汪兰从来没有考虑过去台湾，军委也没有这方面的指示。自己是否被安排潜伏下来，也不是她关心的事，重庆解放了，正常来说，她的潜伏工作也就结束了。从地下到地上，她要名正言顺地回到组织怀抱。她关心的是这份潜伏名单，她要把这一秘密传递给军委。
郑桐就说：汪兰，如果你不想留下，我可以去争取，让你和我一道去台湾。
汪兰说：你要去台湾么？
郑桐无奈地笑一笑道：可能我不让他们放心吧，去台湾，他们就放心了。
那天的谈话，自然没有什么结果。
最后汪兰的命运改变，还是郑桐努力的结果，当然这一切汪兰并不知情。
郑桐在潜伏人员名单确定之前，找到了老都。
郑桐说：站长，让汪兰也去台湾吧。她一个女性，潜伏下来不方便。
都副站长望着郑桐，先是笑了笑，最后就一脸严肃地问：你是不是和汪兰谈恋爱了？
郑桐低下头，又抬起来说：现在这个局势哪还有心思谈恋爱？
都副站长笑笑说：那也是有好感，对不对？
郑桐低下头，再也不说话了。
在研究潜伏人员名单时，都副站长第一个就把郑桐排除在外了，理由是郑桐知道的秘密太多，郑桐又书生意气，这样的人不适合做潜伏工作。
之所以留下汪兰，是因为潜伏人员需要电台。在确定名单时，老都对汪兰也的确犹豫过。女人的意志薄弱，是否适合潜伏工作，在他的脑子里打过大大的问号。
那天，都副站长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了半晌，才冲郑桐说：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郑桐离开后，老都把那份潜伏人员的名单送到毛人凤那里，同时也把对汪兰的犹豫态度对毛人凤说了。
毛人凤挥起笔在那批人员名单上把汪兰的名字画掉了。
毛人凤放下笔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你对她做潜伏工作没有信心，就没有必要留下来。
汪兰就这样搭乘上了飞往台湾的班机。
汪兰在一天下班后，主动约请郑桐去喝咖啡。
郑桐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换上了便装，特意刮了胡子，梳了头，兴冲冲地来到了咖啡馆。他来到的时候，看见汪兰已经坐在那里等他了。他面对着汪兰坐下。
汪兰就说：处座，你来点什么？
说完把饮料单递了过去。
郑桐把一只手按在饮料单上，同时也把汪兰的一只手按住了。
汪兰发现郑桐的手很热，便停在那里不动了，她望着郑桐。
郑桐就说：汪兰，咱们可是坐一架飞机到的台湾，以前咱们就是同事，现在还是同事，以后你千万别叫我处座。
汪兰笑一笑道：那我就叫你郑桐。
郑桐也笑一笑说：这样最好。
说到这，郑桐蹙了蹙眉头道：在重庆时，咱们那么多人，有老都，老江，还有秦天亮一大帮子人，现在重庆站的人就剩下咱俩了。
汪兰说：你是处长，也算保密局的核心人物，以后你得多多提醒我。在台湾除了你，我可举目无亲。
郑桐把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有些气愤地说：汪兰，和你说句实话，这保密局我真的是一天也不想待了，整天就是拉帮结派，发国难财，党国就是被他们这些人搞败落的。如今到了台湾，这些人还在搞这些，还反攻大陆呢，我看那是痴人说梦。
汪兰就诱惑着问：不是听说派出好多人空降到大陆了么？
郑桐不屑地说：狗屁，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前几天，空军的五人空降小组飞到了重庆，结果一个人也没能回来，有去无回了。
汪兰喝了口咖啡，故意漫不经心地问：他们这是去执行什么任务？
郑桐思量了一下道：好像是取一份什么文件，具体的我也不清楚，这是毛局长和“国防部”的事，保密局没几个人知道。
汪兰问：咱们撤离重庆时，该带的情报不是都带回来了么？
郑桐用一只勺搅动着咖啡，望着汪兰说：好像是挺机密的。当时藏在“国防部”什么地方，收拾文件时，把它落下了。对台湾好像没什么，他们担心落到共产党手里。有关和美国人合作的事。不管他们这些事，你最近还好么？
汪兰说：我还想有朝一日回到重庆去，那里的火锅和小吃，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郑桐就面带忧虑地说：反攻大陆怕是没指望了，可能我们只能在梦里回去了。我也想家，虽然我的家人都被日本人炸死了，没有亲人了，但武汉留下了我太多童年的记忆，现在我每天只能在梦里回家了。
郑桐的情绪低落下去，片刻他又突然说：前几天，我在柳荫街那边发现了一家四川火锅店，听说老板就是四川人，我还没有去吃过。明天，我请你去吃。
汪兰笑了笑。
郑桐抬起头道：汪兰，看样子咱们后半生只能在台湾生活了，你有什么打算么？
汪兰抬起头望着窗外，远处有几盏灯有气无力地闪着。中央并没有指示她何时撤离。何时是归期呢？
郑桐见她不说话，便也沉默下来，半晌又说：汪兰，你是不是有恋人了？
汪兰回过神来，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苦笑一下。
在重庆陆军学院上学时，她的确喜欢过一个男生。那男生高高的个子，说话走路都充满了活力，比她高两届。就是这个叫高伟的小伙子成为了她革命的引路人，最后也是他介绍她加入了地下党。
后来高伟毕业了，接受了一份秘密工作，便再也没有联系过。因为工作的需要，高伟毕业时来向她告别，她没问他去哪，他也没说。在校园外的一片林荫里，他用力地拥抱了她，然后两人都笑了。他说：等革命胜利时见。
她也说：胜利再见。
他吻了一下她的额头，一蹿一蹿地走了。他青春的背影便永远留在了她的回忆里。
郑桐这么问，又勾起了她对高伟的回忆，美好而又短暂的初恋就这么夭折了。
保密局又经历了一次血洗。
反攻大陆的计划制订了很多，有的台湾这面刚刚行动，大陆方面就获得了情报，好多反攻大陆的行动就这么夭折了。于是身在台湾的保密局来了一次血洗行动。
汪兰负责的电台，有一名女报务员叫付德芳，二十四五岁的样子。这天，她正在电台值班，便被进来的几个人带走了。汪兰站在门口，伸手拦了一下。领头的人只亮了一下证件。付德芳扭过头，朝她喊了一声：组长救我，我是被冤枉的。
汪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付德芳被带走。
付德芳也是重庆陆军学院毕业的，比汪兰低两个年级。在陆军学院，只有无线电专业才有女学员，因此，在学校时，她就认识付德芳这个女生。
在汪兰的印象里，付德芳长得很漂亮，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样子，见了人，总是先笑后说话。付德芳毕业后，也考入保密局电台工作。见到汪兰第一面时，就那么笑着说：请师姐多多关照。
汪兰知道，付德芳是成都人，家住在武侯祠附近。重庆解放前夕，付德芳似乎并不愿意来台湾，每当到电台值班时就会问汪兰：组长，要是共产党队伍打进来，他们会杀了我们么？
汪兰就笑一笑说：我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交道，估计不会吧，他们的政策不是缴枪不杀么，咱们又没杀过人，手里就一个电台，到时候把电台交出去不就完了么？
付德芳就笑一笑道：到时候我肯定交出电台。
付德芳还问过：组长，要是重庆被解放了，你去干什么？
汪兰就笑着说：那我就回家开个茶馆，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付德芳神往地说：到那时，我回成都，我爸爸妈妈还要抱外孙呢。
汪兰就拍一拍付德芳的肩膀道：臭丫头，连男朋友还都没有，哪来的外孙？
付德芳以前有个男朋友，是重庆陆军学院步兵指挥专业的一个高才生，长得人高马大的，是个贵州人。毕业后就上了前线，当了一名上尉连长。两个人还通过信，结果他在南京保卫战中阵亡了。
男朋友的战友把他的遗物寄给了付德芳，那是他们的一张合影照片。他们穿着军装，意气风发的样子。这张照片还是毕业前，两人即将分手时照的，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付德芳看到那张血染的照片就哭晕了过去，从此，付德芳变得不爱说话了，经常望着一个地方发呆。
付德芳最后没能回到成都老家，一个命令就让她坐上飞机来到了台湾。到了台湾后的付德芳和所有的人一样开始思乡，他们做梦都会梦回老家，那里有他们的亲人，故居，熟悉的一切，他们来到了台湾，先是水土不服，后来又犯了思乡病。
付德芳被抓的直接证据是，她给老家父母写了一封家书。由于邮路没有开通，她就委托一个经商的成都老乡辗转香港带回家去。付德芳的那封家书写的字字情，声声泪，说自己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到成都去看望父母，以后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商人在离开台湾时，无一例外地接受检查，结果就发现了这封信。商人被放走了，信却留下了。书信的内容疑点重重，于是付德芳就被带走调查了。
得知这一切之后，汪兰找到了郑桐，她希望郑桐能伸出援手帮付德芳一下。她把这想法对郑桐说了。
郑桐神色慌张地把门掩上了，压低声音说：汪兰，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这次血洗可是毛局长亲手抓的，他们的口号是，宁错杀十人，不放过一人。
汪兰无奈地说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么？
郑桐摆弄着手中的笔压低声音说道：我们也要人人过堂了，你也要小心点。
没几天，保密局开了一次大会，就在会议上，几名处长突然被闯入的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押了出去。整个会场，充满了恐怖气氛。那一段时间，身边熟悉的人，今天还好好的，第二天便神秘地失踪了。没人知道去向，谁也不敢打听。一时间整个保密局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相互之间，不敢多说一个字，只能用表情代替此时的心情。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次血洗行动是蒋经国发起的。蒋介石为了削弱毛人凤的势力范围，指派蒋经国插手保密局的工作，因此，有了这次大规模的血洗行动。
付德芳只能说是这次血洗行动的受害者，一部分人被枪决，还有一部分人被判了刑。付德芳就属于判刑这一拨的。
付德芳临押走执行刑期之前，在郑桐的关照下，汪兰见了她一面。短短的时间内，付德芳已经换了一个人似的。她披头散发，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她直勾勾地望着汪兰，好半天才认出来，嘴里喃喃地说：你是汪组长？
汪兰上前，隔着栏杆抓着付德芳的手道：德芳，妹妹，你怎么这样了？
付德芳就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姐姐救救我，我是被冤枉的。
汪兰也哭了，为这个无辜的姐妹。最后她还是无奈地离开了看守所，她的耳畔回响着付德芳凄厉的喊声：姐姐救我——
这次血洗行动，给汪兰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开始时，电台管理很乱，留在大陆的各个特务点都需要联络，频率也是五花八门，就是想监控也无法做到。汪兰就是利用了敌人的这种混乱，在值班时发送和接收电报。
经历过这次动荡之后，她只能启用自己宿舍里那部电台。那部微型电台是她从重庆带来的。
中央指示让她尽快查明空降组到重庆执行任务的计划，她现在还无计可施。她在等待机会。
这样的机会，在不久后的一天终于等来了。一份发给重庆一号的密电引起了她的注意。电文是另外一位电报员发的，因为是发给重庆一号的电文，电报员在发报时，她默记了那组数字，并偷偷地把那封电报翻译了出来：重庆一号，继续协助老鹰完成天下一号任务。近日老鹰转道去重庆与你接头，暗号不变。
汪兰译完这份电文，她终于摸清楚，派往重庆的特务是为了完成名叫“天下一号”的任务。也就是说，老鹰这个人，一定会从香港登陆。看来敌人改变了登陆策略，空降不成，改成了转道香港。“天下一号”又是什么任务呢？
在那天中午，汪兰拉上了窗帘，她把电台从床下取出来，完成了汇报任务。她之所以选择白天和大陆联系，完全是因为现实的条件，如果夜深人静，电报声音会传播出去。她的宿舍周围住的都是电报组的人，楼上和楼下也住着保密局的人。
这栋房子是临街的，不远处就是一家菜市场，那里的吆喝声不断，还有许多小商贩直接来到他们楼下进行叫卖。因为杂乱，所以在这个时段是安全的。
她发完电报，静等着大陆的最近指示。没多久，微弱的信号传了过来，她完成接收，又收拾好电台。那一组数字被她译了出来：尽快查清天下一号的具体任务。接着，汪兰把那张小小的字条烧毁了。她倚在床头，脑子里便尽是“天下一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