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理论来源于伟大的实践，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来指导。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跨世纪外交方略顺应了时代潮流，在这种方略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从而为以发展为核心的“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而对世界全局性的认识，对世界主题与时代潮流的概括，则构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后冷战时代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如政治的多极化趋势、经济的全球化走向、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文化的相互激荡和渗透，又对中国外交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而促进了“三个代表”的提出。
“三个代表”理论，顺应了时代潮流，是新世纪中国发展的新思路，是指导新世纪中国对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战略方针。它蕴含着丰富而又深邃的世界眼光和战略眼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指导性。“三个代表”理论体现的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有助于我们在新的世纪继续解放思想，最广泛地吸收人类先进文明的成果；“三个代表”理论体现的紧跟时代的创新意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世纪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理论体现的锐意改革的坚定信念，有助于我们在新的世纪继续深化改革，使党和社会主义更具勃勃生机；“三个代表”理论体现的振兴中华的奋斗精神，有助于党胜利地完成二十一世纪的三大战略任务；“三个代表”理论体现的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如何与资本主义较量的全新的发展思路，对新世纪中国的国际战略的制定和调整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富有成效地开展外交工作。
新世纪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离不开“三个代表”
理论的指导。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这种政治上的压力将会长期存在，而且各种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甚至相当激烈。经济上，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也将长期存在。文化上，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不断传播，但各种文化的矛盾碰撞也日益激烈，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不断加剧，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新世纪更将会长期存在，而且有时会相当复杂、相当尖锐。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在新世纪我们党能否强有力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战胜挑战，在前所未有的国际大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取决于我们党自身，“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总结二十世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的经验教训，有一点极为深刻，这就是在严峻的国际挑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内部出了问题，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一般说来，在严峻的国际挑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二是能否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三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态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涵盖了这三个基本要素，它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蕴涵着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开辟美好未来的基本方略。只要我们党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就能保持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就能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能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有了这样的有利条件和坚实基础，我们将战胜任何挑战、战胜任何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
党实现新世纪的三大任务同样离不开“三个代表”理论的指导。邓小平同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提出，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是加紧经济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和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邓小平同志深刻审视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虽然二十多年来我们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和进步，但进入新世纪后，做好这三件大事仍然任重而道远。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和建设中各种矛盾不断出现，在社会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大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我们的改革与发展也遇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在新世纪的发展中，我们党怎样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领导人民实现新世纪的三大任务，这是新世纪向我们提出的又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实现新世纪的三大任务，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把党建设好。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二十世纪创造了不朽的业绩，也一定能在新世纪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团结和带领人民实现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伟大力量，只能来自于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必将成为实现三大任务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
如何把握时代主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如何与资本主义较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和调整国际战略的首要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作出了不同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决策。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民主与反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和对抗，毛泽东作出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较量采取的主要形式是暴力革命：靠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靠暴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向世界输出革命，支持、支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起来革命，推翻现存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具体而言，其时的外交战略是孤立和打击第一世界的美国和苏联，瓦解和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客观地说，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对开创新中国外交的崭新局面的确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在邓小平时代，时代主题已经转换，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扬弃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强调立足于国内，搞好自己的事情；在国际上不当头，与资本主义和平相处，以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中国这一极的积极作用，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与资本主义竞争、较量。在江泽民时代，世界进入到后冷战时期，尽管国际形势的变化更加多样和严峻，“天下仍很不太平”，但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江泽民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强调在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情况下，与资本主义比试“三个代表”做得怎样，比试谁在执政方面做得更好，谁更能代表民意，赢得民心，从而巩固执政地位；强调立足于国内建设、党的建设，立足于发展自己，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大国的作用。因而“三个代表”是新世纪中国的建国方略，是处理国际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更为有效地与资本主义较量的大思路。确切地说，这条大思路酝酿、探索于邓小平时期，发展、成熟于江泽民时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代表”理论是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理论的具体化和深化。在立足于发展、立足于干好自己的事情、立足于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从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等方面，“和平与发展”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和实践证明，暴力革命、世界革命对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是成功的、有效的，但在巩固政权方面，靠暴力、靠输出革命已无补于实际，惟有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巩固政权。因为经济因素较之于政治、军事等因素来说，其影响力毕竟更为深远、持久。近年来，不少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失败和垮台都证明了这一点——靠暴力夺取政权，但由于长期不能代表民意，赢得民心，最终在和平中失去政权。因而新世纪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和调整必须以“三个代表”理论为指导。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用“三个代表”理论指导新世纪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我们将无往而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