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面临的时代主题。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善于根据世界格局及世界基本矛盾的变化，及时把握住时代主题，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指导中国外交工作的国际战略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宝库。
考察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逻辑线索，即他们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及促进世界和平，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并由此对我国的国际战略进行不断的调整、充实和完善。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及促进世界和平，是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应对国际局势的始终不变的宗旨和制定国际战略的逻辑出发点。从“两大阵营”理论、“三个世界”理论，到“和平与发展”理论，再到与时俱进用“三个代表”理论指导新世纪中国的内政外交的理念，莫不如此。这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大思路。
一、从“两大阵营”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逐步形成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认识，并据此调整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对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世界格局的分析和制定对外政策，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党，对世界格局进行分析、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对外事务原则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抗战期间，毛泽东基于对国际力量的科学划分，倡导并致力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战后的1946年6月底，中国共产党因为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十年军事援蒋法案而对美采取强硬态度。8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即在美苏两大力量之间，还存在着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中间地带”国家，是美苏压制和争取的对象。1947年9月底，日丹诺夫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世界已经分裂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的理论。是年底，由于美苏冷战和中美对抗的升级，同时，为避免误会，并打消关于中国前途问题上“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毛泽东接受了由日丹诺夫提出并得到斯大林首肯的“两大阵营”理论。他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首次使用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来划分世界力量的格局，也首次使用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一概念。根据这个理论以及当时实际斗争的需要，1949年初，毛泽东正式确立了“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方针，并在稍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一边倒”战略被定为国策。实行“一边倒”战略，使新中国既没有因美国的孤立、威胁、封锁而动摇实现国家独立主权的决心，也没有因同苏联结盟而丧失自己的独立自主性。中国在国际两大阵营的对抗中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巩固了新政权，并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但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两大阵营”理论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它严重制约了中国外交的自主性，限制了中国同西方国家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它的实施，还使中国确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实践证明，这种体制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在以后的外交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世界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的对立。一些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在外交上成功地实践着中立主义的路线，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已显示出自己的分量。资本主义世界也并非“铁板一块”，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存在许多矛盾。中苏关系中也有很不协调的因素，主要是苏联某些人“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因而中国在外交和安全方面不能过多地倚重苏联。总之，“两大阵营”理论已涵盖不了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毛泽东在思考着如何重新把握国际政治力量的新格局。
1954年10月，毛泽东提出，应当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把它作为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基本准则。1956年，根据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表现的世界各种力量的矛盾关系，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观点。“两类矛盾”即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二等的帝国主义英法以及被压迫民族。这是毛泽东对国际政治力量的新概括，其精髓与“中间地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随着世界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分化改组，1964年7月，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和日本属于第二中间地带。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于中苏交恶，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继续推行霸权主义，顽固坚持反华战略，加之毛泽东对世界大战估计的偏差（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迫在眉睫），中国政府执行了既反苏又反美的战略。1965年，中国的外交战略形成了以“两面开弓、四面出击”为特征的新形态。1969年的中共九大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两面开弓、四面出击”的战略，使中国外交跌入了建国以来的最低谷。整个六十年代，虽然顶住了美苏两国的压力，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但代价是相当大的。尽快调整此种盲动战略，摆脱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已成当时的急务。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国际战略形势开始发生重大转折。世界上的各种力量经过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已经发展成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对外加紧推行霸权主义。1969年3月，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苏联加紧实施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部署，并在中苏、中蒙边界增驻重兵，部署导弹。为此，毛泽东不能不全力对付来自苏联的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鉴于当时美国的侵越战争仍在继续，为摆脱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况，毛泽东决定调整我国的对外战略。1969年前后，毛泽东作出了他晚年的重大战略决策——打开中美关系。经过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努力，1972年2月，尼克松实现了访华。28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敌对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终于开始了正常化的进程。中国摆脱了两面受敌的困境。此后，许多国家开始重新检讨对华政策，中国同西方国家开始广泛建交，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得到全面的修复，整个国际关系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974年2月，毛泽东对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对外战略的深刻变化作出高度概括，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比较多，比较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97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中进一步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在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根据“三个世界”理论，中共确立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三个世界”理论，彻底突破了“两大阵营”理论。它的实行，有效地遏制了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动武的冒险企图，缓解了中国安全上的压力。中国对外关系因而全面改善，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面临的被包围、封锁和挤压的态势不复存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有了很大的提高。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他还说，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建立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我们当时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的。
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既是对马列主义外交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和平与发展”主题论与新时期中国外交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国际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的矛盾运动，对国际形势的前景和特征作了科学分析和准确揭示，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新论断，开辟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邓小平对世界战争的认识始终是两点论，即“争取和平，但立足于打”。一方面，他清醒地认识到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世界战争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认为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即使在七十年代后期，美苏争霸最甚时期，邓小平也反复强调：“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进入八十年代，美苏争夺的战略态势发生了变化，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及时捕捉到了这种变化，对战争与和平的趋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即：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邓小平说：“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邓小平是从对美国、苏联、日本、西欧、第三世界及中国情况的综合分析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对美苏的分析是：“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对第三世界的分析则清晰地表明了和平力量的增长，“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对第二世界国家的分析同样表明了和平是有希望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日本人民不希望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由此，邓小平得出新的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
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在对世界战争与和平消长趋势进行客观分析的同时，邓小平注意到，随着过去分析时代特征的若干基本依据的变化和新因素的出现，如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等，时代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还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邓小平从时代的高度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新论断，改变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迫在眉睫”的传统观点，为中共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和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正确抉择。不仅如此，邓小平的新论断，还为中共的对外开放方针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思想是与他的对外开放思想紧密联系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并非简单的是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十年内乱又拉大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由于第二代领导集体正确地把握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趋向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得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结论。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要发展，要进步，都离不开对外开放，谁善于利用国际条件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谁就能取得优势和主动；谁闭关锁国，盲目排外，谁就必然处于劣势和被动。对外开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尤其要实行对外开放，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其他一切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东西。改革是强国之路，对外开放是富国之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坚定不移长期实行，取得了显著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