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和党建学说的奠基者。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无产阶级要不要建立自己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他们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彻底获得解放，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个党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必须以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在党员成分的问题上，他们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政党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并不排斥剥削阶级出身的先进分子入党。他们清醒地指出：在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要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恶习作坚决的斗争。
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学说。在党员的成分问题上，由于俄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需要，他十分注重在工人阶级和红军将士中发展党员。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绝对不平衡是帝国主义铁的规律，俄国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列宁依据俄国革命的历史现状，积极在城市工人阶级中发展无产阶级政党，为革命准备中坚力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对列宁在城市工人阶级和士兵中积极发展党员思想的成功证明。
八十年来，尽管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和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始终没有变，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实践主题的转换，党的队伍的组成成分在不断扩大，我们对党的先进性和党员成分的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胜利。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坚强的同盟军，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把农民小生产者引导到革命道路，并通过革命实践和马列主义教育把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毛泽东取得了一套成功的经验和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具体说来，在党员的成分问题上，毛泽东既注重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又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出发，积极在农民中壮大党的队伍，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同时，积极吸收先进的知识分子入党，以提高党的文化素质。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史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思想上入党的重要原则。
应当说，毛泽东在党员成分的问题上，大大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认识，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里的“时”，指的就是二十世纪中国这个特别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加之城市是敌人的势力最集中的地方，单靠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无法完成推翻三座大山的繁重任务，在城市搞革命暴动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而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受到的剥削最重，革命的愿望强烈；农村地域广阔，反动统治势力相对薄弱，提供了革命发展的空间。因此，在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的之后，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决定了我们党发展党员的重点是工人和农民，其中以农民的人数居多。
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劳动及其创造的价值，摘掉了长期戴在他们头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黑帽子；果断地否定了毛泽东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错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主要任务、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特别重视科技和教育在发展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提出了全社会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口号；突出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为知识分子入党打开了思想大门。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升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此，我们党制定了积极争取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政策，扩大了党员队伍的知识分子成分，大大提高了党员队伍的科学文化水平，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增强了党的先进性。
江泽民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第一次。他提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思想，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宝贵的理论品格。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多种就业方式并存，导致出现了多种新的社会阶层，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体现。在继续保持工人阶级政党阶级性的基础上，我们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扩大党的群众性，以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一方面要继续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作为发展党员的主流和骨干；另一方面，要积极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可以说，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建设的指导性纲领。
（二）与时俱进，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以来，主要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修正主义，一个是教条主义，而最大的敌人是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借口历史发展的种种“新”变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企图葬送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则背离了辩证法批判的革命的本性，阻塞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通道。
巩固党的执政之基，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就必须坚决反对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问题上的教条主义。一百五十多年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党的阶级基础的问题上必须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一是要反对唯成分论，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搞关门主义，工人阶级决不能靠孤军作战去解放全人类；二是必须坚决反对所谓的“全民党”，严格执行党员标准，注重在思想上入党，以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举起反对教条主义的大旗，他们许多至理名言是在论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问题时提出的。恩格斯晚年十分关心美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热情指导建立独立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当时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唯一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这个党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但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和其他一些书信中，批评了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恩格斯特别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强调要把正确的原理与具体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深入理解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一重大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但是坚决反对形而上学地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承认党员成分与党的性质有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党的性质，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明确提出其他阶级阶层中符合党员标准的优秀分子同样可以入党。共产党要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共产党只能在工人阶级队伍里发展自己的力量。更不等于说，只要党的主要成分是工人，就可以确保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了。共产党具有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以它的阶级基础为主要依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都强调要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强调阶级成分对于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一直坚决反对形而上学地看待成分，更是坚决地反对唯成分论。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在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就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工人阶级成分对于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的重要作用。七十年代末，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苏黎世三人团企图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鼓吹“党不应该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成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的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反对把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化，反对“企图把无产阶级反对其压迫者的阶级斗争融化在人类普遍的兄弟同盟之中。”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走上唯成分论的道路。为了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非无产阶级身份入党的人，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于那些“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的“冒牌货”，决不能留在党内。
列宁在创建和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过程中，既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又反对唯成分论。他既坚决反对把工人阶级政党变为“超阶级”、“非阶级”或“人民的民主组织”的各种企图，又坚决反对把党和工人阶级混同起来等量齐观。列宁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具有严格的阶级基础的党，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石、为核心、为支柱的党，党只能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否则，党就失去了自己的阶级性和先进性，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政党了。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员成分与党的先进性的问题上，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过惨痛的教训。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受到唯成分论思想的影响，关门主义曾经一度流行，严重阻碍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独特国情和发展道路，决定了我们党在一个工人人数少而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领导中国革命。在两次“左”倾机会主义占主导地位时期，党内不少人认为，吸收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入党，必然会使他们在党内占有很大比例，改变党的性质。因此，为了防止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党的性质产生影响，当时片面强调党员的社会成分和社会出身，对农民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中要求入党的革命分子采取“关门主义”政策，甚至还把党的主要领导干部也换成工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党的“八七”会议认为，党的领导机关中存在着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造成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同年11月中央常委会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在党的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上，仍然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工人党员，才能提高党的阶级性。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特别指出：“党的主要弱点是无产阶级基础还不宽广，工人党员的成分只占全党7％，重工业工人中党的发展极弱，支部生活多不健全，从斗争中吸收进来的积极分子还不见多，党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缺乏”这实际上是一种“左”倾关门主义，它削弱了党的阶级基础。
为了反对关门主义，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又保持党的纯洁性，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路线。这条路线既把大批农民和其他阶级、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有效地解决了党员的数量问题，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又防止了因大批农民和其他阶级、阶层的先进分子进入党的队伍而改变党的性质，有效地解决了质量问题，确保了党的先进性。193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批评了“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才能加入共产党”的错误口号。1935年12月，中央瓦窑堡会议深刻批判了党的组织工作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明确提出：“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不从积极的战斗需要出发，而从恐惧观念出发的组织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必须彻底地击破。”这是毛泽东有关重要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正是在这条建党路线指导下，我们党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怎样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