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萌学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湖南浏阳创设，成员全是湖南浏阳一带的乡绅士庶。其主旨是要创导团结精神，认为族类的认同就在于合群，引用荀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的话，指出“一家之中，而父子兄弟群。一都一邑之中，而乡邻宗族群。人孰不群，而群固有道焉”。使人合群的“道”，就是“仁道”，“故立群莫大于群仁”。有了“仁道”，那么，“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进夷则夷之”。
从根本上说，该会主张的还是传统的“教化”思想。这种民族主义传播思想实际上是“自强”思想的后退。
（六）蒙学公会
蒙学公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建于上海，以教导幼学为目的。其《蒙学公会会启》上说，“蒙养者，天下人才之根柢也。根本不正，萌芽奚遂？……务欲童幼男女，均沾教化为主”。其与群萌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只是该会主张“教化”工作应从童幼做起。
（七）公法学会
公法学会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创立于湖南长沙。其章程说：“此会专讲公法之学。凡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约章，以及因应诸务，何者大弊，何者小疵，何者议增，何者议改，皆须细意讲求，不可稍涉迁就，尤不可故立异同，庶为将来自强之本。”表面上是一个学术性质的团体，但是实质上该学会希望通过对公法的研究和讨论，来唤醒对国际公法茫然无知的社会公众，“以收自主之权，振尸居之气”。
（八）保国会
保国会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会址北京，创始人是康有为。《保国会章程》第一条说，“本会以国地日削，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保国会要“保”的内容有：“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
该会把民族主义的“保种”思想跟保国、保民和保护儒家学说结合讨论，比其他学会有明显进步。
从晚清各类学会的创设，可以看到近代民族主义传播的萌芽、发展和变化，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能够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理解，从族类、文化和主权三方面结合考虑，其中将儒家思想融进近代文化，并将国家主权和国家自强的愿望作为民族主义的直接回应，这是极大的进步，从而也形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传播思想的一大主要特点。
晚清知识分子的传播思想
一、近代儒学的传播思想
中国儒学在乾嘉朝代发展到鼎盛期，出现了大批小学家和经学家，但是至道光就日渐衰微，“新政”取消科举之后，传统儒学终成强弩之末。随着西学的引进，国内救国自强呼声的激烈，一些有识之士抱着文化救国的理想，开始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反思。以“教化”为本的儒家传统的传播思想在近代儒学中获得了新的动因，其代表的几种观点大致如下。
（一）原儒学思想
汉刘向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近代学者试图从原旨上重振儒家学说者，不乏其人。刘师培的《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说》把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解释为教民的职能，他说：“夫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以儒家之大要在于教民。周官冢宰，言儒以道得民，道也者，即儒者教民之具也。盖以道教民者谓之儒，而总摄儒者之职者则为司徒。说者以司徒为治民之官，岂知司徒之属，均以治民之官而兼教民之责乎。舍施教而外，固无所谓治民之具也。”他批评传统儒家局限于讲授“先王之成绩”的经学，而不能“化民训俗”，因而“名之曰儒，盖有儒名而无其实者也”。
刘师培从纵向的历史角度考察了“儒”的职能，结合晚清时期的时代特征，提出了“儒”的原旨应该是“教民”。章太炎则从横向的功能角度考察了“儒”的含义，他认为“儒”应该包括三个内容：达、类、私。他在《原儒》中说：
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
然后他批评在后世的演绎中渐渐使“儒”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致使实与名异。他进一步说：
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
……谓自师氏之守以外，皆宜去儒名，便非独经师也。这样把儒家的基本思想归结为教育，而此教育的含义又不单是经学，实际上刘章两位正是希望把古代狭隘的“儒”改造成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后来有的学者更是干脆把“儒”定位为“教书匠”了。傅斯年说：“所谓儒者，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儒者以孔子为准，而孔子之为‘教书匠’在《论语》中甚明显。”“其实一部《论语》2／3是教学生如何治学，如何修身，如何从政的。孔子诚然不是一个启蒙先生，但他既不是大夫，又不是众名，开门受徒，东西南北，总要有一个生业。不为匏瓜，则只有学生的束；季孟齐景卫灵之‘秋风’，是他可资以免于‘系而不食’者。不特孔子如此，即他的门弟子，除去那些做了官的以外，也有很多这样。”这些观点一反中国的文化传统，把儒学定位在知识的传授，把圣人孔子定位在“教书匠”。不可否认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伟人，他所提出的一些政治观点和传播理念，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进程，尤其在礼仪和教化传播方面，无论老子或其他诸子，没有一个古代学者可以跟他相比拟。但是，称他为“教书匠”，虽说有点刻意贬低，然而在促进中国近代文化革新和知识更新上具有非凡的意义，也无疑推动了知识分子自我价值的重新认定。
（二）新儒学思想
儒学一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主流文化思想，自满族贵族入关以军事征服中原后，就思考如何统摄人心、重构官方哲学，他们第一想到的就是如何借用孔子的权威。从多尔衮率师南下亲谒孔庙，顺治帝颁诏祭孔，至康熙帝偏好程朱理学，这都是重构统治思想的措施。康熙年间的一批士人如张履祥、陆桴亭、陆陇其、王予中以及桐城学派的创始人方苞等，极力提出重振儒学，要求“回到程朱那里去”。但是至晚清时期，战事的失败，西学的渗透，使相当一部分士人觉醒起来。他们觉悟到传统儒学已无回天之力，发现欲补救儒术，使旧的“文化—意识形态”有再生能力，唯有借重西来之学不可。
戊戌变法之前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近代中国“文化—意识形态”转型的警钟，儒士出身的洪秀全摇身一变而对准清朝统治者，直指孔子和儒学，太平军风靡之处，孔庙付之一炬，孔子本人也被宣布为“妖魔”，“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他以“皇上帝”的名义命令将孔丘捉拿归案。反过来，曾国藩则举起维护孔子的大旗，在《讨粤匪檄文》中首列洪秀全的反孔罪名以衬托湘军之正义，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儒学转眼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其实洪秀全的思想也是源于西方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混合，他把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和空想主义与儒家大同思想结合起来，所谓“太平天国”一词，就是中西文化结合的畸儿。接着康有为等提出维新口号，正是从儒学自身的危机发出的呐喊。他认为“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他希图用“援西入中”的方式来保儒家文化，保中华种族，保大清帝国。他借用《春秋公羊传》里的“通三世”、“张三世”说，融进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思想，使儒学得到新生。应该说，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近代新儒学的产物。
原儒学是欲发挥儒家的教育传播思想，以提高国民的素质，树立自强的信念。新儒学则欲给儒家的传统思想以新的解释，注入新的血液。例如谭嗣同在《仁学》中就充分阐发了孔孟关于“仁”的思想：“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梁启超则进一步把儒家的一些观点全面地近代化，他在《古议院考》中称：《礼记》中讲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就是尊重民意；《孟子》里说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就是议院的思想基础。“《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从而利用传统的儒学勾勒出中国议院的制度雏形。总之，近代儒学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建立，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接受民主思想的新的理据，成为孕育和催生近代自由思想的理性思考。
二、近代“商战”的传播思想
中国历来以耕战立国，重农轻商。可是随着跟西方贸易的加强、西方文化的渗透，国内的一些开明人士开始认识到商业对国计民生的关系，对富民强国的重要，加上西方列国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也使国民产生了危亡的忧虑。最先提出“商战”的是曾国藩，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致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中说：
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秘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然彼自横其征，而亦不禁中国之榷税；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国之稽查。则犹有恕道焉。曾国藩创造“商战”这个词语，深刻反映了他对近代西方对中国基本战略的一种认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完成，经济发展的需要使他们一直梦想着打开中国的门户。中国是东方最大的商业市场，他们可以在这里获得最大额的利润。所谓“商战”，对西方列强而言就是经济侵略，对中国而言就是发展商业以经济自卫。当西方面临商战不利时，开始了明目张胆的兵战。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都是“商战”的延续。
当时如果中国不保护刚刚萌芽的民族工商业，不保护独立自主的国家权益，那么将完全有可能出现国家危亡、种族泯灭的厄运。所以曾国藩一提出“商战”的问题，立刻引起了官绅和知识界的重视。尽管市场传播自有独立的规则在起作用，但是它离不开思想传播的指导和影响。光绪四年（1878年）御史李璠详细分析了当时的通商形势，进一步生发曾国藩的“商战”观点，他上奏说：
泰西各国，谓上午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据人之形势，盘踞已久，遂惟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故大学士曾国藩谓“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诚为确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
他从曾国藩提出的“商战”认识到，商业传播在西方列国的行为中已经具有通过商业侵略实现军事侵略所难以达到的目的。
到商务出身的进步知识分子郑观应，他对“商战”有了更高度的认识，他首先指出在西方通过商业传播实现战略目标已成为一种国家行为，从而使“商战”成为一个特殊的传播系统。他在《盛世危言正续篇》九卷中这样说：
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主，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若习故安常，四民之业，无一足与西人颉颃。或用之未能尽其长，不论有无历练，能否胜任，总其事者皆须世家科甲出身，而与人争胜，戛戛乎其难矣。
郑观应特别强调了中国所以在商务传播屡屡失利，跟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他指出晚清政府主持商务之失败，一是商务观念错误，没有把它放在“商战”角度考虑；二是用人不当，所用之人往往缺乏历练，而且只讲空虚的“科甲”出身。
他在《盛世危言正续篇》卷二中就指出“商”是四民之纲领：
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为表里。士无商，則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哉。
晚清已经出现士、绅、商三个相对独立的阶层，有的绅就是士，有的绅就是商，也有商兼士的，商从历来被轻视的地位有了上升趋势，而且“重商主义”渐渐成为20世纪初的主流思潮，一些报刊如《时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等都纷纷讨论谋国强先求民富，求民富必先重视工商，呼吁“商为强国之本”。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促使中国社会产生剧烈的分化，发生极大的变化，而“商”是变动的中心，甚至成为整个社会传播活动的交接点。中国的“商”，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从“末”转为“本”的变化。近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的商务传播越来越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是随着晚清政府战争上的失利，经济上也处与十分被动的地位，这就促使中国的士人、官绅和商人共同深刻反思，导致社会上下讨论的热点话题，从而引发了“商战”思想。商战思想把中国商人推到了与西方列强抗衡的最前线。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汪康年发表《商战论》，充分表达了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工商立国之重要性的深切了解。他的观点清晰而简明：
国立于地球之上，咸以战争自存者也。以战自惕周不兴，以不战自逸周不亡。战自具有三，教以夺其民，兵以夺其地，商以夺其财。是故未通商之前，商与商自为战，既通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相战。然则商之持筹握算，以与他国较锱銖，犹其披甲执戈而为国家效力于疆场也。其货物，则其兵刃也，其资本，则其糇粮也。国家之待将卒，必厚其粮备而予以利器，岂偏爱此将卒哉，以为是一国存亡所系，百姓生命所关，不敢不致谨也。
汪康年不仅把商跟战的关系作了论述，更可贵的是他将商跟教联系起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海南龙南致用学会成立，他在立会章程所作“序”中正式提出了“学战”的这一概念，并明白表示“商战”之基，在于“学战”：
今之人才，动曰泰西以商战，不知实以学战也；商苟无学，何以能战？学苟无会，何以教商？故今日之中国，以开学会为第一要义。
这样就把商务传播跟教育传播结合起来。
三、教育改革的传播思想
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萌发、产生和发展，受着两大基本社会条件的制约：一是鸦片战争后，近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由兵战而至商战的提出，继而认识到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和增强国力的重要，于是提出“学战”，形成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逐步产生的触发点。二是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进行接触。这种接触有融合也有排斥，有吸收也有对抗。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这是一种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接触和碰撞，促使了中国教育思想发生本质意义上的变化。
（一）张之洞的教育传播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