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4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拟定三条《暂行报律》，通令全国一致执行，遭到新闻界的反对。章太炎写了一篇《却还内务部所订报律议》，作为社论，在3月7日的《大共和日报》发表。章在《大共和日报》发表了《大共和日报发刊辞》、《与张謇论政书》、《敬告同职业者》、《与报界俱进会书》、《布告反对汉冶萍抵押之真相》等26篇文章，阐述了他对时局的主张，和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在迁都、改历、对外借款等问题上，和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及国民党唱反调。1912年冬，章太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僚属才10人，经费也少。但他还想做点实事，其中之一拟办一份机关报，报名定为《筹边日报》，章自任主笔，聘请警局总务科员赵述之为经理。由于缺乏经费，报纸没有办成。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沪被袁世凯派人暗杀，4月，章便离职南下。8月进京，被袁世凯软禁，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在监禁期间，编成《章氏丛书》初编。1917年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任军政府秘书长，1919年五四运动后，政治上渐入颓唐，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1923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华国月刊》，任社长和主任编辑，以“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为宗旨。1924年对国共合作持反对态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救国。1933年6月，在江苏苏州创办《国学商兑》半年刊。1935年9月，又在苏州创办并主编《制言》半月刊，宣扬国故；还设立国学讲习所，所以讲学为业。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
从1912年到1936年共24年，这是章太炎办报活动的第三个阶段。开始时，担任过个别名誉性的公职，参与过一些政治活动，并时时就一些公众关心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但终于“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而且“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手造和别人所制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却是一贯的。著作有《章氏丛书》初、续、三编。
二、章太炎的新闻传播思想
章太炎的新闻传播思想，有与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同的一面，也有其独特的一面，好标新立异，独来独往，更具理想主义色彩。
（一）“西学中源”，报章为吏官之支与余裔
章太炎与维新派梁启超对报纸起源的看法是相似的，认为近代报刊，源于古代史官。报刊的功能，是反映民意舆情。“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上说下教，古者职之掸人，而今为报章之属”。报刊如何办？他说：“刍荛之见，谓宜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证今则不为厄言，陈古则不触时忌。昔人以三百篇谏者，其是谓欤”！
（二）政治传播，“恃革命以开民智”
在1900年以前，章太炎的“开民智”的思想与维新派一样，主张译西书，广见闻以开民智；1900年以后，则主张“恃革命”以“开民智”。
他针对保皇派领袖康有为的“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的谬论反问道：“大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翻野蛮者哉？”章太炎认为，“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之事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章太炎断言：“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则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1903年爆发的“《苏报》案”本身，就是个“恃革命”开民智的活典范。
（三）“正言匡世”，主张报刊应对政府实行舆论监督
民国成立，章太炎十分重视报纸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作用，他提出“正言匡世”的主张，1912年1月4日，他在《大共和日报发刊辞》中指出：“风听胪言，高位之所有事；直言无忌，国民之所自靖。日报刊发，大义在兹。箴当世之癰疣，谋未来之缮卫，能为诤友，不能为佞人也”。又指出，“报章之作，所以上通国政，旁达民情，有所揖正”。表示了利用报纸，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强烈愿望。怎样进行监督？从新闻界来说，应采取态度是：“不务谄媚，不造夸辞，正色端容，以存天下直道”；“毋以众情踊动而失鉴裁”，要“直言无忌”、“有所揖正”，“昌言时弊，指斥政府，评论约法”尽为报刊舆论监督之天职。
（四）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抗争
早在“《苏报》案”中，章太炎就曾对清王朝的言论专制进行过英勇斗争。1903年，当他在狱中得到新闻记者沈荩因发表《中俄密约》被清廷杖毙的消息后，立即写了《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哀悼。诗云：“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称沈为“壮士”，引为同道。1926年，当他听说杭州一家报馆的主笔许祖谦因言论惹祸遭到地方当局逮捕时，立即致电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要求释放。1934年，当《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因言论触怒当道被特务暗杀时，他亲自为史撰写墓志铭，慨叹“清议之权，自匹夫尸之，常足以贾祸。”，并对史量才的因清议而“竞为人阻缢死”，表示愤怒。
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致电中国报界俱进会转全国报纸杂志，宣布在民国报律没有颁布前，先实行《暂行报律》。为此，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上发表社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逐一进行了反驳。其中虽含有资产阶级政治派别斗争之隐情，也反映了章太炎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言论出版自由思想。章太炎指出，报律是对民主与舆论的遏制，“案民主国家本无报律，观美、法诸国，对于杂志新闻，只以条件从事，无所谓报律者。亡清诸吏，自知秕政宏多，遭人指摘，汲汲施行报律，以为壅遏舆论之阶。”今民国政府初成，杀人行劫诸事，皆未继续前清法令，声明有效；而独皇皇指定报律，岂欲蹈恶政府之覆辙乎？他指摘临时政府贸然立法，“钳制舆论”，是“自处卫巫之地，为诸公监谤”，反不及古从之明智。当然，他表示：“报界中人，非不愿遵绳墨，惟内务部既无作法造律之权，而所定者，又有偏党模糊之失，若贸然遵守斯令，是对于官吏则许其侵权，而对于自身则任人陵践，虽俗委曲迁就，势有不能。除电告孙总统外，特公布驳议，以明内务部无知妄作之罪”。结果是孙中山从善如流，以大总统的名义撤销《暂行报律》。大总统令称：“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故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暂行二字谓可从权办理”。
（五）倡导职业道德，实行新闻自律
记者要自律，要讲究新闻职业道德。民国初年，报业良莠不齐，不正之风盛行，他批评北京报坛：“以嫉妒之心，奋诬污之笔”，“白黑混淆，难为辨别”；“信口造谣，甚于齐谐志怪”。批评沪鄂两地报刊“所录多非实情”。他要求新闻界“事不可诬，论不不可宕，近妇言者不可听，长辞略者不可从，毋以法理虚言而蔽事实，毋以众情踊动而失鉴裁”。他要求报纸“无故无新，不偏不倚，立言敷论，平允正当，无一毫偏狭之见容于期间”。章太炎还与新闻界同人相约，实行新闻自律，凡涉及下列五个方面内容的稿件，“均削而不登”；“一、非关于公害公安而攻击个人者；二、不具名者；三、无真确之政见，为私人图名誉发空论者；四、行政官寻人由报馆代转者；五、立言过激，妨害治安者”。这些思想，涉及到新闻传播必须客观公正，真实可靠，与近代西方新闻观十分相近，说明章太炎深受西方新闻学的影响，提倡新闻自律，是致力于新闻道德规范建设的先行者。
（六）缜密、古奥的政论文风
章太炎自幼好儒学，师从朴学大师俞樾，他以“文必法古”为行主宗旨，并颇为自得。他曾改打油诗一首云：“天下文章属江浙，江浙文章属余杭；余杭文章属家兄，家兄文章我润色”。
章太炎的政治文章，优点是气势磅礴，感情充沛；论据充足，条理缜密。缺点是文字古奥，内容艰涩。早在他参加《时务报》编撰时，读者来信反映说：章太炎的文章“太艰涩，洗散太碎，观者颇不悦目，操笔人宜嘱其选词加润为要。”黄遵宪也给汪康年写信说：“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章君《学会》，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之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则善之善者矣，然如此既能能可贵矣”。
1903～1911年间，章太炎在政治上趋于激进，也深感自己的文章有不适应形势需要的一面，认识到搞政治宣传需讲究文词通俗，也曾有过改变古奥晦涩文风的决心。1903年初，当邹容把浅显通俗的《革命军》一书交给他，请他“稍稍润色”时，他万分感慨道：“余持排满主义者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
章太炎思想上存在复古主义，五四时期，更是公开与白话文运动相对立，公开主张文学越古越好，以后一代不如一代：“古代之诗，全篇俱佳，晋代则间有好句，而可以圈出者，明清以对仗之工者为佳句，后则更不问矣”。他还否定自己在报刊上发表过的宣传革命的政论，他手定的《章氏丛书》中，将有关报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一概删除。
郑贯公等人的传播思想
一、郑贯公的报业传播活动
郑贯公是一位思想激进的革命党报人，他在短暂的七年中，参加过《清议报》、《中国日报》工作，主编过6个报纸的工作。
郑贯公（1880～1906年），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原名道，字贯一，笔名自立、仍旧，又作旧庵、贯庵，后改称贯公，并以这一别署闻名于世。出身农民家庭，16岁因家贫辍学，东渡日本作工读生。先在太古洋行横滨支店作佣工，做工之余接触到《时务报》、《知新报》等维新报刊，孜孜不倦向往新学的精神，深得康有为弟子徐勤的赏识，1898年，徐特许郑免费入横滨大同学校学习。1899年冬，在侨商的资助下，梁启超在东京创设高等在同学校，郑贯公与秦力山、林述唐、冯自由、冯斯栾等入校攻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与欧美各国革命史，醉心于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政治学说。与同学冯自由、冯斯栾等组织开智会，油印过三期机关刊《开智录》。1900年冬，郑被聘为横滨《清议报》助理编辑，《开智录》自12月22日改为半月刊，作为改良第一期，由《清议报》社附印发行。《开智录》是革命派刊物，刊登过《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论阅新闻纸之益》、《戏为十八省秀才讨康有为檄》等文章，却通过《清议报》代销处（即各地保皇会）经销，使许多保皇会员思想大受影响。康有为极为恼怒，1901年3月，通知《清议报》经理冯紫珊免去郑贯公助理编辑职务。《开智录》被迫停刊。现存最后一期为1901年3月20日出版的第6期。
郑贯公原为梁启超、徐勤的学生，他的思想转变，与孙中山的交往有关，也与唐才常被杀一事有关。1900年7月，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在汉口被镇压，同窗好友林述唐殉难。郑贯公的另一同窗好友秦力山脱险后由新加坡辗转来到东京，揭露了康有为拥资自重，不肯将会员捐款支援自立军，导致起义军因等待海外汇款而多次延期，终因泄密而失败，康应对这次惨痛的流血事件负责。康有为名祖诒，别署祖庵，康门弟子，也多以“庵”之命名。为了表示与康有为决裂，秦力山改“遁庵”为“遁公”，郑贯公也改“贯庵”为“贯公”。改名标志着他们思想上的彻底转变。郑因文章中常能阐发新颖思想，颇受读者欢迎。
1901年春，经孙中山的介绍，郑贯公来到香港，担任《中国日报》记者，主编副刊《中国旬报》。郑贯公向读者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学说，诗论新颖，很受欢迎。
郑贯公为人豪放不羁，交友很广，许多香港青年慕名而来，渐引起《中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陈少白的不满。陈少白（1869～1934年）是孙中山大学时代的密友与早期革命活动的主要助手，当时许多重要的革命文告，都出自陈的手笔。陈与郑不仅生活作风迥然不同，就是对问题的看法也每每相左，两人相持不下，矛盾愈演愈烈。1903年郑感到无法继续合作，便提出辞职，离开了《中国日报》。
1903年12月29日，郑贯公与崔通约、谭民三联合在香港创办《世界公益报》，任总编辑，经费主要靠富商林护的资助。半年后，郑以言论受资方耶稣教徒限制而辞职。1904年3月31日，与开智会同仁在香港另创办《广东日报》及附刊《无所谓》，任督印人兼总编辑，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暴力革命，实现共和政治。可惜该报因资金不足，无法维持，1905年5月转让给李汉生接办。后因股东大多是广东缙绅，担心得罪清廷招来横祸，《广东日报》于1906年4月停刊。
1905年6月4日，郑贯公以“开智社”名义，又在香港创办一张庄谐并重的《有所谓报》（全称《唯一趣报有所谓》），自任总编辑兼发行人。当时正值各界民众组织拒约会，反对美国拒绝改订虐待华工条约，而省港地区旅美华工最多，反对禁约的斗争也最为激烈。郑贯公主张用文明方式以民间团体出面抵制销售美货，他利用报纸不断揭露官绅勾结破坏拒约运动的真相，声援被捕志士。这张报纸的销量竟一跃而为香港各报之冠。这张报纸融雅俗于一体，既不同于文言大报，又不同于通俗小报。拒约运动和坚持抵制美货的斗争使香港美国商会感到损失太大，希望找到妥协的途径。在何启、陈少白等的斡旋下，达成协议，以转请美国政府改善商约为条件，取消抵制美货运动。郑贯公代表报界一部分表示反对，《有所谓报》与《中国日报》大开笔战。冯自由曾对双方进行调解，未获成功。1905年10月间，孙中山乘法国轮船经过香港，亲自调定和解，并组织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由孙主持入盟宣誓仪式。几天后，香港同盟会举行成立大会，推荐陈少白为会长，郑贯公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1906年夏，郑贯公因染时疫病逝于香港，年仅26岁。
郑贯公从20岁到26岁6年中编辑了6个报刊，其中4个是自己艰苦创办与主编的，虽办报生涯短暂，却为革命报刊宣传作出了卓越贡献，是革命派为数不多的杰出报人，曾被誉为“民族界巨子”。
二、郑贯公的新闻传播思想
（一）新闻有学，重视新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