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4月22日，上海发生印度巡捕侮辱我国妇女事件，各报不敢详载，唯有《神州日报》大胆纪实，力揭其恶，虽遭租界工部局的指控，但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扬。叶仲裕投江自杀后，报馆改由汪彭年主持，革命色彩大为减弱，热心立宪和国会请愿活动的宣传。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对清廷的抨击又趋激烈，因此仍被视为革命报纸。民国成立后，汪彭年入京作议员，报务交汪允宗主持。1915年冬，汪彭年被袁党拘捕，该报被袁乃宽以胁迫手段盘进，由帝制派议员孙钟主笔，为袁世凯复辟帝制作鼓吹。1916年袁死后，孙钟又将该报出让给钱芥尘。以后又由余洵经营，1925年盘给蒋光棠。1926年12月31日，该报出版第7278号，于1927年1月停刊改组易名为《国民日报》出版。1936年12月10日由蒋光堂发起以原名《神州日报》复刊，号数续前。后因战事一度中断。抗战时期，曾被日伪控制。1941年12月8日因太平洋战争又停刊。1945年11月10日由徐怀沙在沪复刊，1946年12月2日出版至8745号终刊。
5.《民呼日报》
1909年5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革命派报纸。于右任创办，经费得到富商柏筱鱼及沈缦云、张静江、庞青城、周伯成的资助。于右任任社长，陈飞卿为总主笔。范光启、周锡三、杨天骥、戴季陶、陆秋心、吴宗慈、王无生等任编撰。发刊前后在各报及该报显著地位刊登《本社启事》，申明“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创刊号发表蹈海子所作《民呼日报宣言书》，有“民呼日报者，炎黄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报馆者，固平民之代表也。平民者，又与贵族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等语。《民呼日报》附出的《民呼图画日报》（简称《民呼画报》）同日创刊，每月1册，以攻击官场的讽刺漫画为主。
日出对开二大张，两画印刷；4版正文，4版广告。正文分言论、记事、丛录三部。第1页为言论之部，有社论、要件、时论商榷、小说和短文“天声人语”专栏。第2、3页和第4页上半版是纪事之部，除宫门抄、上谕和电报栏外，主要是新闻，有配合政治宣传的重要新闻、各地通信（设有短文专栏“大陆春秋”）、本埠新闻（设有“阅者投笺”、“上海春秋”栏）。第4页下半版是丛录之部，设有传记、佚史、谐文、文苑、译丛、词话等栏目。接受“《苏报》案”教训，进行反清宣传要讲究传播策略，避免直接攻击皇帝、太后，把矛头集中指向政府官吏。它通过揭露官吏暴虐，官场腐败，甘肃和湖南等地水旱灾荒，竭力煽动“官逼民反”“铤而走险”，鲜明地表达了“鼎革”、“倾舟”的根本思想。还通过支持以粤汉路借款、津浦路舞弊、河南豫丰煤矿为重点的路矿斗争，高举爱国反帝大旗，宣传保卫路权矿权，声讨清廷媚外官吏。
1909年7月27日，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致电上海道蔡乃煌，诬告《民呼日报》内甘肃筹赈会，侵吞各界赈灾捐款。此时，一些曾遭该揭丑的清廷官吏也趁机指控“毁坏名誉”。上海道蔡乃煌即勾结租界会审公廨，于8月2日晚，将社长于右任、主笔陈飞卿拘去，该报继续出版至8月14日被迫停刊。
前后共出版92号。经14次审讯，查明甘肃筹赈会与《民呼日报》无直接联系，侵吞公款也无实据。但仍于9月8日宣判将于右任逐出租界。
6.《民吁日报》
1909年10月3日在上海出版的革命派报纸。创办人于右任因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公开出面，便委托他人代为主持，以朱少屏为发行人，范鸿仙为社长。景耀月为总编辑。编辑有王无生、徐血儿、杨千里、周锡三、谈善吾等人。创刊前，9月29日上海各报曾刊出《民吁报出版广告》，声称：“本社近将民呼日报机器生财等一律过盘，改名《民吁日报》，以提起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谋求实学为宗旨”创刊号发表于右任所撰的《发刊宣言书》（署名“诲”），有“自祖龙禁书，以愚黔首，黜涉操之一已，清议乖乎庶人，行道者惧砧砣之诛，偶语者危约法之令……富强之原，实惟报纸之力……用集资本，组斯报章，小之可以觇民情，大之可以存清议，远之可以维国学，近之可以表异闻”等语。
日出对开两大张，正文、广告各4版，另加半张行情物价表。10月11日起，在广告栏中刊载无政府主义剧本《夜未央》。10月14日起增加半张，共5页。大体安排是：第1页社论、时论、要件、短文“公言”；第2页上谕、专电、要闻；第3页各省通信、短文“大陆春秋”；第4页本埠记事、短文“沪渎阳秋”；第5页副刊。
《民吁日报》在反清反帝的宣传方针下，着重进行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宣传报道。创刊不久，就以大量篇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和种种侵略行径。10月下旬，又重点报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我国东北进行的阴谋活动；10月26日，伊藤博文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杀于哈尔滨车站后，该报连续发表20篇评论和报道，赞颂志士的英勇爱国行动。11月初，日驻沪总领事松冈以《民吁日报》“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两国邦交”为由，要求上海道蔡乃煌对该报进行惩处。11月19日，蔡勾结上海租界当局查封《民吁日报》，并拘社长范鸿仙审讯。经会审公廨判决：“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于深究完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该报仅出48天即被迫停刊。
消息传出，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报馆门前或以揭帖抗议，联名请启，或“悼词”哀悼，拈香痛哭，数日不绝。留日学生团体，香港、广州各界也纷纷致电，要求立即启封。
《民吁日报》因反日宣传被封，在把反日作为首要责任同时，该报也进行“反清救亡、拥袁联美”的宣传。“拥袁联美”的主张，主要反映了该报总编辑景耀月的思想。
7.《民立报》
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的革命派日报。资金由沈缦云、庞青城、孙性廉、张人杰等赞助，创办人于右任自任社长，吴忠信、董弼臣任经理，先后担任主笔的有景耀月、范鸿仙、宋教仁、马君武、吕志伊、王无生、章士钊、叶楚伧、徐血儿、张季鸾、谈善吾、邵力子等人。创刊号有于右任用“骚心”笔名写的题为《中国万岁，民立万岁！》的发刊词，比喻该报为“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以“不敢以讹言乱国是，不敢以浮言伤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国民”的“正确之言论机关”自期，并宣布其办报宗旨为“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于同胞，而团体日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而实业日昌”。
《民立报》初创时鉴于《民呼》、《民吁》两报很快被查封的教训，以迂回宣传的和缓方式，“以稳健立论”。日出3大张12个版，设有社论、译论、小说、宫门抄、上谕、专电、译电、新闻、杂录、文苑、笔记、外论等栏目。副刊相对集中于第8版，为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园地。1910年冬，宋教仁自日本来沪担任该报主笔后，言论逐渐趋向激烈。1911年2～10月，宋教仁以“渔父”为笔名，为该报撰写近百篇社论、短评以及许多书评，名噪一时，也使《民立报》大放异彩。
1911年3月6日，《民立报》因遭遇火灾，致使设备等尽付一炬。3月8日起，每日暂出石印报二张；3月12日起，重新出铅印报，并发表社论《卷土重来之民立》。4月27日后，该报详尽报道了广州黄花岗起义等各地反清斗争，支持四川保路风潮，宣传革命志士英雄事迹。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沪成立，该报成为同盟会中聚总会的机关报。来往于日本、南洋及国内各地途经上海的同盟会员，多以该报馆为联络中心，成为同盟会在沪的重要联络机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该报首先向全国报道这一消息，并发表于右任的《长江上游之血水》等文，对起义进行详尽的报道与热情鼓动，印报机器日夜不停，日销2万余份，成为国内销量最多的日报。1911年11月起，该报主要言论，均出自马君武之手；1911年12月至1912年1月，则以周浩、徐血儿、王印川、邵力子的文章居多。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于右任等无暇顾及报馆，该报社务遂由鸿仙主持，同年2月章士钊自英国返沪，曾任该报总编辑半年。主要编辑为徐血儿、叶楚伧、邵力子、余天遂、宋宗良等人。民国初期，该报积极鼓吹政党内阁政治，一度与激进的《民权报》、《民强报》展开论战。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大量刊登揭露宋案真相的材料，发表孙中山、蔡元培的讨袁宣言，鼓吹“二次革命”。反袁战役失败后，该报被袁政府下令禁售，报纸发行出不了租界，销数降至1000份左右，报馆经济发生困难，于1913年9月5日被迫停刊，共出1036号。
8.《天铎报》
1910年3月11日在上海创刊的革命派日报，原为浙江谘议局议长汤寿潜创办，设有社论、时评、专件、译电、专电等栏目。聘陈训正为总经理，洪允洋为总主笔，胡良箴作编辑。旋由戴季陶任总编辑。该报以“促进宪政，推究外情，提倡实业，宣达民隐”为办报宗旨，创刊第一天出刊4大张，以后多为大小共3张。除日报外，兼出画刊一种，随报附送。
一年后，《天铎报》为粤籍资本家陈止澜购得。聘李怀霜任总编辑，主笔有陈布雷、柳亚子、邹亚云、马志千、林映春、徐筱泉等人。主笔、编辑多为革命党人，报纸言论倾向革命。其中尤以戴季陶用“天仇”笔名撰写的抨击清廷腐败的社论，被世人称颂一时，使该报声誉日隆。1911年，初涉报坛的陈训恩开始用“布雷”笔名撰写的评论，崭露头角，按日登载后为读者乐于传诵。在南北议和时期，柳亚子用“青兕”笔名撰文激烈抨击袁世凯，颇以敢言著称，使该报成为上海地区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1913年该报被淞沪警察厅查禁停刊。
9.《大江报》
1911年1月3日在汉口出版的革命派日报。其前身是胡为霖投资于1910年12月14日在汉口创刊的《大江白话报》，日出一小张，胡自任经理，聘詹大悲、何海鸣分任正副主笔，以揭露英国巡捕无理殴毙汉口人力车夫吴一狗一案的有关消息，受到社会瞩目。胡为霖之父担心事态扩大，召归其子，收回资金，报馆陷入停顿。詹大悲集资3000元接办改组，更名为《大江报》，自任经理兼总编辑，何海鸣任副总编辑，查光佛、梅宝玑、宛思演为编辑，日出两大张。1月30日文学社成立后，该报即转为文学社机关报。居正、田桐、黄侃、蒋翊武、谢楚珩等革命党人均积极撰稿。该报遇事敢言，经常揭发官场黑幕，支持湖广地区的保路运动和各地的革命斗争。
《大江报》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著论评议时政，揭露清廷腐败，倡言民主革命，在新军中很有影响。
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的短评（下注“海”字），驳斥立宪党人的改良谬论，认为“如不亟起革命，必然招致亡国”。7月26日，又发表黄侃以“奇谈”笔名撰写的《大乱者游中国之妙药也》短评，指出当时中国，“和平改革为理事所必无”，“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鄂督瑞澂立即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为名，饬令江汉关道率兵前往查封拿问。8月1日晚9时，该报被查封，宣布“永禁发行”。詹大悲、何海鸣被捕入狱，被判处18个月有期徒刑。是为新闻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武昌起义后，詹大悲、何海鸣出狱。1912年春，该报由詹大悲主持在汉口重新复刊，8月9日黎元洪发出青电，宣称“查有《大江报》出版以来，专取无政府之主义，为图谋不轨之机关”，历数其所谓“擅造妖言，蛊惑人心”等大量罪行，军警将该报查封，并下令严缉主笔，“就地正法”；主笔凌大同于1913年终被黎杀害于武昌汉阳门江边。
10.《大汉报》
1911年10月15日在汉口出版的革命派日报，也是武昌起义后全国第一家新创办的革命报纸。创办人胡石庵兼主编，独资创办。最初日出一大张，油光纸单面印刷，使用黄帝纪年，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发表檄文，声讨清朝政府，率先报道武昌起义消息。
《大汉报》设社论、时评、译电、要闻、各地新闻、军政要事、阳夏纪事、满清末日记等栏目。创办初期，从社论到新闻，全由胡一人自做自写、自编自校。11月1日汉口失守，报馆机器全毁，但只经两天筹备，第3天即在武昌复刊，在炮火中坚持出版。有时一天连发6次捷报号外，市民争相购阅。先后协助编辑的有张云渊、丁愚安、张芹生、倪琴肪、胡云山、余慈舫等人。后该报扩展为3大张，湖北军政府的各项命令布告多赖该报刊载，革命消息仍得不胫而走，传遍中外。创刊号销售3万份，一周后增至4.8万份。后以印刷困难日销量长期维持在1.7万份左右，读者遍于全国。重视采访，许多战况为记者火线采访所得。但也有不少为“安军心”“丧敌胆”而杜撰的假报道。它对稳定当时革命形势起了巨大的作用，国内有50多家报刊刊出介绍该报版面的铜版照片。民国成立后，副总统黎元洪曾给该报赠以“赤手回澜”的匾额加以褒奖。
《大汉报》以言论造成民国，鼓吹共和为宗旨。武昌起义时比较激进，辛亥革命后其言论以稳健著称。民国初年因倾向国民党，渐为黎元洪所不容。编辑余慈舫（国民党员）被湖北稽查处以暗通李烈钧罪，逮捕枪杀。1914年初，该报刊登《落花有主》的通讯和社评，揭露鄂督段芝贵拟上献坤伶王克琴于袁世凯大公子的丑闻，段芝贵悍然制造“报馆通匪案”，诬陷《大汉报》私通白朗，妄加“泄漏军机，鼓吹乱党。扰乱治安，蛊惑人心”之罪，3月13日，逮捕主编胡石庵和编撰、发行、访事等12人，最后判处胡3年半徒刑，3月14日该报被查禁停刊。
1915年9月，胡石庵以段芝贵卸任离鄂而得提前获释。1916年5月11日，《天声报》发刊，胡石庵主编，寓“大汉天声”之意。以驱王（占元）讨袁为宗旨。同年11月20日，该报出至第191号后自行改组，1916年12月《大汉报》正式复刊。1926年胡石庵病故，《大江报》遂最后停刊。
11.《开智录》
1900年12月22日在日本横滨出版的革命派刊物，铅印半月刊，称“改良第一期”。在此以前，出过3期油印本。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三人创办并主持，撰稿人有蔡锷、秦力山、蒋观云、邱菽园等人。改良第1期载《本会录告白》，宣称“以开民智为宗旨，倡自由之言论，伸独立之民权，启上中下之脑筋，采中东西之善法，专发挥自由平等之学说。”
据《清议报》第65至76册所载《新出开智录告白》称：“此刊乃开智会之会报，其中议论精彩，翻译明晰，上中下三等人皆合观者。此真开民智慧之书也”。设有本会论说、言论自由录、杂文、译书、小说、词林、时事笑谭、粤讴解心等8栏。它假《清议报》为印刷及发行机关，每期印数为500份，凡有《清议报》销售之地莫不有《开智录》，多受各地华侨欢迎，尤以南洋各埠最为流行。革命派人士曾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