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许多转型的士大夫纷纷投入报业写作，如李善兰、管嗣复、王韬、蒋敦复等人都曾为墨海书馆工作，曾是县试第一名的秀才王韬也参与过《六合丛谈》的编辑，蒋芷湘、何桂笙、钱昕伯、黄式权等人担任过《申报》主笔；蔡尔康是《沪报》主笔，后来又成为《新闻报》的首任主笔。一时间，士大夫转为近代作家、报人的不在少数。王韬在香港编《循环日报》时指出：“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他看到报人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他认为中国也应如此。在他的心目中，报人与士大夫是相通的，“故秉笔之人，不可不甚加遴选。其间或非通材，未免识小而遗大，然尤其细焉者也；至其挟私讦人，自殃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报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新型的士大夫角色，某种意义上就是近代知识分子了。
官绅层次士大夫办报的也多起来。除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外，1895～1900年间官绅办报有20余种，其中在上海发行的10种，长沙发行的2种，成都、澳门、天津、北京等地都有办报如此多由中国官绅和士人创办的报刊，说明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以及晚清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的觉醒，对新闻传播意识的自觉加强。
二、晚清士大夫的经济传播思想
鸦片战争使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突然变化，引发了以官绅为主体的士大夫思想观念的大裂变。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包括龚自珍、包世臣、林则徐、徐继畲等，以及因个人遭际而引发遐思的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洪仁玕等，这些人在鸦片战争后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固有经济形态进行反思，对传统农业经济、重农抑商进行批评，并表达了对商品经济和发展对外贸易的向往。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及之后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已有突破传统观念的认识，他认为，发展对外贸易，于民于国均有益处。在《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中指出：“利之所在，谁不争趋？……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人民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在《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又说：“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行棘手。”在林则徐看来，经济传播活动就要讲交换价值，对外开展正常贸易将获得充裕的经济利益，国家就可以利用征收关税的盈利去发展国防事业。
魏源也主张扩大进口贸易量和扩大进口的范围，例如大米、武器、铅、铁、硝、布等只要有利于我国经济与国防的物质都可以引进。至于出口贸易，他认为应由私商来操作，国家可派军舰护航，以保护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中国将面临海上贸易的挑战，为使中国进入海国时代，他提出“四策”：创设新式海军，倡导海军近代化；发展工业与航运；经营南洋作为藩镇；倡导海洋风气，转移国民观念。基于这一思想，他着重强调要培养和训练海事人才，其中特别是改良科举和开创水师（海军）特科教学。
19世纪是一个海洋时代，西方海国依仗着其发达经济和海上运载设施，向外扩张，直接威逼中国。在此大背景下，魏源等正在完成转化的近代知识分子较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世界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它不只是经济贸易问题，也牵涉到军事、政治和教育问题。
但是，对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官绅和士人都能认识的，如汤鹏在《浮邱子》卷10中主张要“严中外之防”，“毋贪荒服之利而苟取之，毋损中华之利而苟予之”；龚自珍虽然反对闭关锁国，但他只从“民以食为天”出发，认为对外贸易主要是解决中国人吃的粮食问题，他这样说：“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人”，则反映了他传统“农本”思想。其实在林则徐、魏源等人都存在这种观念，他们始终潜存着经济传播的农本意识，他们所主张的与海外进行互动性经济传播，也只是感性上的一种认识，理念上还很不成熟。直至19世纪60～90年代，郑观应等人才提出了较明确的观点。
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发生到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这30多年时间里一批早期改良思想家如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其中以郑观应为代表，开始对海洋经济传播有了明确的认识。首先是对重农抑商的思想进行了强烈批判，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指出：“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在对中国抑制商业发展的情况进行揭露和批判之后，一些学人提出了重商的观点，如马建忠有一段论述：“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郑观应曾指出：“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土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他们指出西方所以富裕强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商业发展通过法律形式进行了保护，同时从经济发展的内部环节指出士农工商四者的传播关系：知识分子没有商业知识，就只能囿于狭隘的思想境界里；农业没有商业的传播，就不可能发展经济作物；工业没有商业的流通，产品就会滞销而影响生产；商业发达既是生财之道，也是推动教育、农业、工业发展的关键。应该说这一传播观念在近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经济传播思想的发动，必然会引起政治传播思想的转变。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深痛中国经济的落后，于是强烈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严复从自由经济开发角度出发，认为政治民主权利才是经济发展的保证与前提。康有为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经济传播观念在知识界先发性的转变，引起文化观念的变化，于是在经济传播上提出了“商战思想”，政治传播上提出了“民权思想”。
三、晚清“政治自由”的传播思想
晚清政治自由思想的发展和传播，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在传统社会中培养教育出来的，都属于“儒”的思想范畴，但是随着晚清西学的传入，“儒”的概念渐渐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部分仍然沉迷于考据之学或应试八股的官宦仕途的拼搏之中；相当一部分开始自觉地吸收西学，成为新一代的文人。这样，“儒”便不再是一般文人的通称，从中分化出了“知识分子”。台湾学者王尔敏曾这样对晚清知识分子进行界定：“对于这类人的描写……第一，没有政治传统的阶级性，而是在个人凭藉各项有利的条件下成功为社会领导分子。第二，是受教育的分子；但却限于正统的知识灌输。其他如僧徒的研究佛法，工商的书算技术，优伶乐工的传习技艺，均不被视为知识分子。第三，是传统职性分类中的‘士’，即传统社会中农工商四民之一。第四，对于身份立场，他们的自我认识，是有几项原则的条件，认为必然属于知识分子行为的表征。也就是他们身份责行的自省。”从传统的“儒”分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在晚清表现出极大的政治自觉性，这种自觉性主要来自：一是身处民族危亡之际的惶恐感，二是受西学文明传播的感悟而接受了新理论和新观念，三是出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传统思想启迪下的社会责任感。
（一）树立存亡自觉观的传播思想
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强烈冲击着中国新生知识分子的心灵；同时，西方传入的思想观念，强烈冲击着由儒学脱颖而出的文人的传统意识。这就唤起了他们奋发的强大动力，促使他们重新思考中国的未来。在西方传入的各种思想中，基于进化论的“物竞天择”观点起了很大作用。严复在《原强》中开宗明义说：“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以此他大声疾呼，唤起国人的存亡危机感：
且吾所谓无以自存无以遗种者，岂必死者国量平泽若蕉而后为尔耶！第使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休。以战则我常居先，出令则我常居后。彼且以我谓天之僇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加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俾吾之民智无由以增，吾力无由以奋，是蚩蚩者长此困苦无聊之众而已矣。夫如是，则去不自存而无遗种也其间几何！严复从进化论“人种”繁衍角度唤起国民自觉的忧患意识，其思想对近代学人的思想影响极大。在他的思想感召下，一些满族人士也逐渐觉醒，如寿富在《时务报》撰写《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文中说：
中国戎祸，始道光，一败于英，再败于英法，三败于法，四败于日本，失缅甸越南硫球高丽属国凡四，割香港台湾澎湖北徼属地凡四，无役不败，无败不失地，愿我兄弟知中国为至弱之国，兵力不足恃也。自和约以来，入口洋税，岁有增加，无穷漏卮，届六十年，赔兵费者凡四，货财之输于外者，何可胜计，愿我兄弟知中国为至贫之国，生机将日促也。同治时，德宰相毕士麻克，尝建分中国之议，诸国因中国地大民众，莫敢先发。自我败于日本，此说复起，今日诸国议论，半是此事，愿我兄弟知外人日日谋我，我中国将有瓜分之机也。寿富已抛开自身民族之私见，站在中华民族大体上谈论中国的命运，利用新闻媒体来唤醒满族同胞，以求自保自存的思想是很难得的。
（二）树立新知识观的传播思想
为求生存、求自强，必须在教育传播的形式和内容上进行改革，那么首先要树立新的知识观。严复可称是近代第一个主张抛弃儒学，提倡德、智、体教育的人。他吸收了西人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理论，提出培养国民德、智、体是实现“强民保种”的三大重要条件。他说：
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忧，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虚恂！，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杀伐行也。磨灭溃败，出于自然，载籍所传，已不知凡几，而未有文字之先，则更不知凡几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为第一大法，保种次之。而至生而种较，则又当舍生以存种。践是道者，谓之义士，谓之大人。至于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凡可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而又盈虚酌剂，使三者毋或致偏焉。他认为德智体三者在国民教育中最为重要，其他都可以废，唯此不能。同时他还指出德智体是互补的，三者不能有所偏废，能够做到它并且实践它，才称得上“义士”。
（三）树立自由人格观的传播思想
晚清思想的变化可以说是多姿多彩，近代知识分子纷纷寻求新知，纷纷探索救国求强之路，但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在树立自由人格和追求自由言论上。
人格自由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男女平等思想，二是民主民权思想。晚清持男女平等思想的很多，康同薇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她结合中国的天道观和阴阳学说，指出：“凡物无论外阴阳者矣。光有黑白，形有方圆，质有流凝，力有吸拒，数有奇偶，物有雌雄，人有男女，未有轩轾者也。形质不同，而为人道则一也。”关于民主思想，谭嗣同在《湘报》上撰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