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办报，是与时俱进的。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找出中国报业落后的四条原因：一是经费不足，故无力扩充，或小试辄蹶；二是报刊从业人啼不为世所重，“高才之辈莫肯俯就”；三是“由于风气不开，阅报人少，道路未通，传布为难”；四是办报人思想浅陋，学识迂腐，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针对报业的现状与时弊，他提出理想报纸的四大目标，一早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宗旨定而高，主张报纸宣传，要为国民公益服务，“若为报者能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斯可谓真善良之宗旨焉矣！”思想新而正，主张报纸为国民灌输新知识，“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如果报纸所载尽是世人皆知的东西，或者捡前人之牙慧，则不仅不能开将来之世界，就连起码读者群亦难维持。材料富而当，报纸的内容要丰富，“能使人读其报，而全世界之知识，无一不具备焉”，但又不是“随意罗列”，而是“选择又极严”。报事确而速，报道的新闻要准确真实，迅速及时。“报之所以惠人者不一端，而知今为最重要。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
办报要有特色，《时务报》的特色是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清议报》的特色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时报》是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全国性大型日报，1904年6月12日创刊于上海，为避免清廷干扰，名义上的发行人是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实际创办人是狄楚青，承康有为之命，抱着“欲扩张党势于内地”的目的，耗费“党费十余万金”而创办的真正的新闻纸。为了办好这份报纸，1904年4月，梁启超奉命由香港潜来上海，直接参与该报的筹办工作，“其命名曰《时报》及发刊词与体例，皆任公所撰述”，“初办时所登论说，亦多系任公从横滨寄稿来者”。
《时报》创办时期，我国报业实际急需对报章文体进行较为细致的划分。梁启超针对当时报刊言论与新闻报道混淆不清的倾向，在《〈时报〉发刊例》中，厘定两者的分野准则及文体理念。
梁启超办报，是政治家办报，一向注重论说，将论说看作左右舆论的关键。梁认为论说应具备“公、要、周、适”四条准则。
第一，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实鉴于挟党见以论国事，必将有辟于亲好辟于所贱恶，蜚惟自蔽，仰其言亦不足取重于社会也，故勉避之”。
第二，以要为主。“凡所讨论，必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若辽豕白头之理想，邻猫产子之事实，概不置论，以严别裁”。
第三，以周为主。“凡每日所出事实，其关于一国一群之大问题，为国民者所当厝意者，必次论之”，即要详尽周全地评论时事。
第四，以适为主，切实可行，“虽有高尚之学理，恢奇之言论，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故同人相勖，必度可行者甩言之”。
梁启超认为，新闻报道，应该具有“博、速、确、直、正”五条准则。第一，以博为主。故于北京、天津、金陵，均置特别访事，其余各省皆有坐访。东京、伦敦、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圣路易各置访员，“务期材料丰富，使读者不出户而知天下”。
第二，以速为主。各处访事员，“凡遇要事，必以电达，务供阅者先睹之快”。
第三，以确为主。“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若有访函一时失实者，必更正之”。
第四，以直为主。“凡事关大局者，必忠实报闻，无所隐讳”。第五，以正为主。“凡攻讦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概严屏绝，以全报馆之德义”。
中国人自办报纸的版面，有几次重大的改革。较早的一次是1898年5月5日清真康年在沪出版的《时务日报》，为了与《申报》竞争，用白报纸两面印刷，每版分为三层，句读加点，首页开明目录，广告分门别类。梁启超直接参与创刊的《时报》，又对报纸版式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一是首创“时评”栏，配合当天要闻，发表短论，分版设置，一日数篇，抢其时效。二是首创“对开报纸，分为四版，两面印刷”的现代型版式，栏目、字体多样，编排活泼醒目。三是新闻讲求时效，从各地发来的要闻专电较多。四是为了满足文学爱好者的要求，该报另出“附张”，辟设《小说》专栏，每天必登小说一二篇。在新闻业务改革中，也有梁启超的一份功劳。
新闻传播观虽然受政治观的影响但有相对独立性，也是与时俱进的。梁的政治观多变。1899～1902年他在报刊上公开鼓吹民权思想，甚至宣传西方民主革命，是梁启超整个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最激进的时期。1903年从美洲考察回日本，政治态度和言论导向大变。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反对蓬勃兴起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他公开宣称：“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了一场政治大论战。《新民丛报》和梁启超力主“保皇”，大倡“开明专制论”，强调“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等等，遭到了革命派《民报》的批驳，失去读者，最后只好自行停刊。
四、梁启超的文艺传播思想
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痛定思痛，认识到“民智”不开，任何制度的变动都难以奏效。因此必然地把以“新民”为倡导的启蒙运动推出了历史的潮面。1899～1902年期间，梁启超相继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包括“戏剧改良”在内）的“三界”革命的口号，促成了晚清文体的大解放，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师西域，变文体，重功利是这次文艺革新运动在思潮上的三大特色。
（一）诗界革命
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率先明确地提出“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的口号，“诗界革命”的内容：“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诗界革命”，有个酝酿、准备的过程。早在1861年，黄遵宪便提出“我手写吾口”的文艺创作主张，到1899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主张“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1902年，黄遵宪写完《人境庐诗草》，梁启超也从3月24日起至1907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他写的《饮冰室诗话》，“新派诗”，遂在20世纪初，盛行于中华。主要诗人有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蒋智由、丘逢甲等。单是1902年到1904年间，在《新民丛报》的诗专栏《诗界潮音集》中，就发表500多首“新派诗”。梁启超认为，中国千余年诗之境界被“鹦鹉名士”占尽，大都因袭模仿，虽有创意，所写的一些佳章名句，也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局面犹如“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求新，无出路。梁启超根据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以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诗界三杰”的“新派诗”的写作实践，指明“诗界革命”的方向是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三长兼备”。
梁启超所提出的“三长”，实可以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其“新意境”，即指新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其“新语句”、“古风格”是指诗歌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两者之中，梁启超明确地把诗歌的思想性放在第一位。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的理论，其目的是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服务，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尚真求实；其精神主要是输入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其结果确实促进了当时的诗歌的革新，推动了中国诗歌近代化的进程。然而由于他过分强调诗歌的政治性、功利性，而对于诗歌的形式的革新重视不够，致使他的“诗界革命”本质上只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号召，旧形式的束缚难免影响着新意境的创造，影响了“诗界革命”的实质。
（二）文界革命
1899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之中首次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他在该文中涉及有关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著作的读后感时说：“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在这段话中，梁启超将输入“欧西文思”，视作“文界革命”的“起点”。“文思”两字，分而解，包括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合而解，则主要指西方的文化精神。
文界，近代中国的散文界，梁启超的散文革新思想是与其积极从事维新运动、重视“报章文体”密切相关的。19世纪70年代，王韬（1828～1897年）创新的报章文体，是“文界革命”的先声；1897年及以后，裘廷梁（1857～1943年）等人提倡白话文，使得白话文报刊风行全国，白话书籍大量印行。梁启超作文，以“觉世”为本位而不求“传世”。新闻是“易碎品”。梁启超运用新概念、新名词并反对八股文的旧套，乃是以改变传统思维定势为己任的；他用“俗语文体”去写“欧西文思”。梁启超认为，文章的表达即是一个由中及貌，由言及文的过程，本不存任何不变的“格式”和“定规”；八股、桐城古文的共同弊端即是用僵化的形式来桎梏思想的自由表达。梁启超认为：“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意义是说，著作家本着“以觉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作“觉世之文”，而不是满足以文人自命，写“传世之文”。梁启超自述新文体形成的过程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自是（按：指办《新民丛报》）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川魔力”。这段自述，道出了“新文体”的特点。
一是“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即解放了思想，打破桐城派古文的“义法”、“家法”和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无拘无束，灵活自由。
二是“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梁启超从事报业27年，亲自创办或者主编的报刊11种，积极支持或暗中指挥的6种，用的是半文半白，半骈半散的通俗文字，读起来朗朗上口，平易畅达，雅俗共赏。三是“条理明晰”，逻辑性强。梁的政论文章层次分明，有一种逻辑力量，使读者容易读下去，不知不觉中被他所说服。四是“笔锋常带感情”。梁的文章感情充沛，富有煽动性、感染力。梁启超在“文界革命”中，在理论上虽然还没有如裘廷梁那样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响亮口号，在实践上也停留在“言文参半”的阶段（后来也写白话文）；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清楚地认识到俗语文学为上，指明了“俗语文体”即是“文界革命”在语体上革新的方向。中国的白话文学正是经历了“文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逐步走向成熟；梁倡导“俗语文学”是有历史功绩的。
（三）小说界革命
早在1896年梁启超主编《时务报》时期，他在《变法通议》的《论幼学第五·说部书》中，就开始主张革新这种“读者更多于六经”的小说内容，号召以反映现实，揭露时弊，改良社会的“新编”说部代替旧著小说，并把新编小说引入幼学教科书，每日“师为解说”。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我国最早刊载新体小说杂志——《新小说》，内容有论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传奇小说、冒险小说、言情小说、劄记小说、世界名人逸事和广东地方剧本。这些小说“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开创了我国小说的新体例。初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刊。
在1902年11月《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论文，明确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在整个文坛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新小说》杂志，从1902年11月创刊到1906年1月停刊，共出24期，刊出近代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均为吴趼人著）、《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著）、《黄’球》（颐琐著）、等小说作品；发表了《论文学上小说的位置》（楚卿著）、《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松岑著）等有分量的理论文章。从1903年《新小说》第7号起，梁启超仿照诗话、词话的体例，创设《小说丛话》的专栏，带头撰写和亲自组织短小活泼的理论性文章，在小说批评史上产生积极的影响。
梁启超不仅是近代小说革新运动的倡导者，而且也是近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人。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有：
1.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
古代中国，小说被多数正统文人视为“小道”而轻视之，但肯定和推崇小说的，也不乏其人。梁启超也是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与作用的。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开头就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论述小说的社会作用与前人很不同，既有别于瞿佑等所谈的有补于“世救民彝”。也不同于冯梦龙等的“六经国史之辅”，更不同于封建文人所说的“劝善惩恶”、“警人”、“醒天”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小说有“激发国耻”、“旁及夷情”；揭露官场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癣，缠足虐型等等，则具有资产阶级变法图强的鲜明特色。它主要不是为了维护旧秩序，而是为了产生新制度。归根到底，他提出的小说功能，是为当时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两个根本目的服务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梁启超在1897年《〈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进一步指出：“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和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他甚至说：“今日救中国第一义”为“教小学、教愚民”，而小说是其中最有力的工具。在“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宣传和外国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的影响下，小说由“闲书”一变而成为启民的利器，由“末枝”一变而成为“文坛盟主”。
2.倡导小说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梁启超译著的小说数量不多，《饮冰室合集》收录的译作有《世界末日记》、《佳人奇遇》、《俄皇宫中之人鬼》、《十五小豪杰》几种，著作仅有积5年夙愿而写成的《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翻译、自著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政治性强，艺术性差，为政治服务的。这一点，梁启超在翻译《佳人奇遇》时，借日本人柴四郎之口，有极明确的表述：“政治小说之作，自泰西人始也。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