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主义学派即为西学派，源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团体，这是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文化学派，与之对应的有以中学为归属的文化民族主义学派。
该学派对传统抱严峻态度，反对祖先崇拜，反对宗法结构，反对文化复古，反对孔学的生存地位。他们或为公开的口号，或为内蕴的心语，主张文化的“全盘西化”，对旧传统的解体与批判花费了最多的时间与精力。他们又最先举起科学的旗帜，期望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梦景，因从事西学输入，而成为思想界的启蒙先锋。
每一个思想学派都有它的史学学派，由文化批判主义引领的史学学派，姑名之以批判主义史学。
思潮与史潮
20世纪最初的10年，中国刮起一股来势不小的尊孔风。这股思想台风的情况如何？其中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文化内容？宋仲福、赵吉惠、裴大洋所著的《儒学在现代中国》一书对读者启示良多。从对五四运动全过程的观察，可以得出结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的本质起因是对尊孔风的反击。
1912年陈焕章发起孔教会，并编辑《孔教杂志》。孔教会始于1912年12月7日，地址在上海，宗旨是“昌明孔教，救济社会”。1913年陈又创办《孔教会杂志》，主张在孔教旗帜下，保存国粹、发挥国性。杂志攻击革命、反对共和，呼吁尊孔子为教主，以孔教为国教。陈提倡尊孔在于他的道德论，而这又与他反对革命的政治态度有关。
他认为：革命以后道德之沦丧源自革命。“革命后之政治，其腐败乃从古所未有。废孔教之所致也。”“孔教既废，则人之道德心尽亡，故其竞争于政治也，并不见为义务，而只见为权利。”为此他提出了“道德为立国之本”，以道德救国的主张。“救中国今日之政治，宜何道之从？曰道德者人类之不可须臾离也。若政治以权利为标帜，则其需道德尤甚。救政治之病，曰道德而已矣”，而“中国之道德，一言以蔽之曰，儒教而已矣。儒教之科条，其最要者，三纲五常而已矣”。他的尊孔思想离不开政治，认为孔教可以给中国人带来六个好处：“平民政治”、“平等教育”、“同化异族”、“对外竞争”、“国家组织”、“社会组织”。这里他将政治放在第一位。
1912年第一次孔教大会在曲阜召开，陈为总干事。后总会迁到北京，在各地则分设事务所。11月，推康有为为会长，张勋为名誉会长。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为最高顾问。陈之所以推康有为为会长，是因为康是陈的老师，而康也是孔教主义的最激昂的鼓吹者，是孔教会的直接提议者。与梁启超比较，康有为要锢蔽落后得多，梁在改良失败以后思想上常有与时俱进的气象，对儒家保持着尊敬，又不太赞成设立孔教。这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可以看出。然而对康有为来说，总有个保皇梦做不醒。他的政治理想中总少不了皇帝的角色，孔教的最终目的总要造出一个皇帝来，立志用“孔教”为皇帝政治服务。康有为最后的政治失败也是他的人生失败，与他思想上不思进步因果相结。
需要补充的是，当时的一部分保守者也与孔教会唱出同一个调子。
辜鸿铭写有《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写作此书的目的乃为宣传孔子《春秋》大义精神。他将一部《春秋》视为中国历数千年来的“国教”宪法。认为民族的根本精神都记录在这本书里。关于何为中国精神的宗旨本意，他有以下见解：“君子之道”至关重要，为《春秋》精髓。而“名分大义”，即关于“名誉与责任”的原则是理解君子之道的思想入口。因而《春秋》可称为中国的“名誉大法典”。他说，君子之道的核心是廉耻思想。羞耻感觉是国家、社会文明合理、永久与绝对的基础。他提出儒学国教化的方案，与孔教会的观点合为一体。他说通过国教教化可使中国道德恢复发扬。国教昌兴，识礼仪知廉耻，中国道德成功指日可待。
上世纪的尊孔，不仅是文化景观，同时也是政治现象。尊孔从文化与政治两个层次炒作起来，“文化”的背后隐藏着政治的祸机。
1912年，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提倡封建礼教，号召尊崇伦常。他说：“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防危，体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他话里有话，民国之后政治虽然改变了，但国家民族的基本思想没有变化，既然如此，政治体制随“民彝”再次退回去也就理所当然。
儒家思想内容十分庞杂，作为旧儒来说，最反动而不适时用的就是它的政治伦理。中国的皇帝专制政治要有一个政治伦理来做舆论基础，孔子“君臣父子”的专制哲学最适合不过。辛亥革命以后此类哲学被淡化中，这使袁世凯心焦如焚。他说革命之后，民彝未改，其实所谓“民彝”早有改观，民主自由的观念正在进入人民的心中。袁世凯尊孔，很清楚是要从抓“民彝”着手，重把社会思想倒退到蒙昧丑恶的中世纪境遇，修补腐朽的封建政治伦理。为达到这样的目的，旧孔复活就成了当务之急。
次年6月，袁世凯颁布《大总统复学校祀孔令》：“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子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他令各省“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
1913年，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总理。10月，熊内阁向国会发表《大政方针宣言》中说：“我国二千年之社会，以孔子教义为结合之中心。论者或疑国体改变为共和，即孔道亦无庸尊尚。是非惟不知孔子，抑不知共和也。故政府所主张，一面既尊重人民信教之自由，一面仍当以孔教为风化之本。”这一年的秋天，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基本上完成了“起草”工作。打开一看，其中第十九条赫然写着：“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是民国以来，首次将尊孔写进国家大法中去，被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同年12月，袁世凯召开政治会议。会上他对共和政体和自由平等学说作了不遗余力的攻击。“共和政治为宪政之极轨，本大总统固欣然慕之。然初何敢谓招牌一改，国力即随之充足。即以目今之内政而论，紊乱何堪设想。”在袁世凯看来，当前内政紊乱，根源就在于人们思想中有太多的共和与自由、平等思想。他又一次想到了儒家思想的功用。
1914年的袁世凯的尊孔活动更是紧锣密鼓，声色俱全。1月24日，政治会议议决进行全国性的祀孔，并作为大祀，一律沿用清朝礼仪；各地文庙也同时规复尊崇，每县都设有专门的祀奉官。尊孔不仅写在宪法中，还要从纸上走下地面，变成确实的行动。
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颁布《祭孔令》：“中国数千年来立国的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纪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日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宣布全面恢复清朝祀孔礼制，规定每年旧历仲秋上丁，举行祀孔典礼。京师由大总统致祭，各省地方文庙，由各省长官主祭。
9月28日为仲秋上丁日，全国举行了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祀孔活动。这是一次很有声势的复古活动，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10月，参政严复在参政院会议上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建议案》，认为忠孝节义，久为古人所倡导，应以此四端为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建议案》特别强调效忠于元首，即无异效忠于国家。参政院通过这个建议案之后，送交政府，袁世凯据此于11月3日颁布了《箴规世道人心》告令，宣布“以忠孝节义四者为立国之精神”。
恢复祀孔制度后，一如历代帝王利用神权维护君权，1914年12月20日，袁世凯下令恢复历代王朝祭天制度。23日（冬至），亲到天坛，穿上古怪的祭服，亦步亦趋，模仿古代帝王的样子举行祭天仪式。
与袁世凯复辟帝制配合，1916年元月，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修正师范学校规程》等法令，规定在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增设读经课程；规定国民学校讲授《孟子》、《大学》，高等小学讲授《论语》。余英时曾经说过，一个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一个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相应的制度上的落实。一个制度不复存在，本与其匹配的那个文化也就无法真正的稳坐住它的地位。袁世凯梦想的是“制造”一个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将儒学重新安置到原有的一尊宝座上去。然而，袁世凯没有这样的权威，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大潮不是他这样的一个政治丑类所能抵挡。他为一己的私利，重装旧孔金身，鼓吹儒学独尊，只能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
从袁世凯的一系列举动来看，务必要把孔学宗教化。他对祀孔大礼的重视与实行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数千年的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国教”，儒学也从来没有成为过宗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原因。袁世凯不懂得这些的，他这样做，怎么能够成功呢？
一连几年的精心折腾，尊孔成了袁世凯复辟的工具。帝制复辟与孔子复活同步进行，帝制复辟必须孔子复活，孔子复活认可帝制复辟。袁世凯为什么看中孔子，誓与孔子结下因缘，其中奥秘就在这里。
然而文化毕竟是“文化”，其作用在汹涌的历史大势之前毕竟有限，更何况袁世凯对孔子文化的诠释，绝对逆时代而行。袁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他的帝制复辟梦与孔子回归梦一同被历史现实所破碎，是意料中的事。
假如随着袁世凯死亡，中国的孔子回归戏不再唱下去，假如中国的封建旧思想不再借孔子还魂，孔子或许还是一个备受尊敬的思想家与教育家，中国也许不会有一个名为“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然而尊孔思潮总不肯退去，还有继续加演的苗头。袁世凯死了，尊孔复辟的阴魂没有随袁世凯一同躺进棺材。
1916年8月，国会在北京恢复会议，再次提出设立孔教。结果没有获得成功，原因是国会中以旧国民党员为主的议员，组成宪法商榷会（后改名为“益友社），对此作坚决反对。一波未平，又生一波，同年11月12日，参、众两院的100多议员组成“国教维持会，重弹孔教的老调。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政府，要求“以孔教为天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礼。
1917年张勋复辟，孔教会再一次看到“希望”，欢欣鼓舞，推波助澜。在一片赞孔拥张的烟花礼炮声中，群丑登台。好一场荒诞剧，鸣锣敲鼓，再次开场。
这样，孔子总和帝制复辟联系到一起，总和否定辛亥革命成果的思想反动运动联系到一起，总和与一切封建旧文化沉渣联系到一起。先进的中国人一天天看明白，旧孔已经成为中国旧文化、旧政治的负面符号与象征，不对旧孔来一个大的批判运动，中国旧文化永无消除之日，中国革命成果终有一天会葬送在复辟派的手中。这样，对中国旧文化的批判运动就非来不可了，新文化就非得从天边卷起，不来个摧枯拉朽的大行动，一切阴魂僵尸终究不肯寿终正寝，不来个新思想的大引进、大宣传，中国的先进文化终究无法抵抗得住旧思想的回潮。这样，五四运动也就趁着时事变局的机缘，打着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千军万马，不期而至了。
1915年《新青年》（《青年杂志》）问世。刊物初衷就是反孔与反复辟，就是唤醒青年起来树起独立自由民主的旗帜，与旧文化做殊死斗争。在这期间，刊物创办者陈独秀发表《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1916年12月1日）、《再论孔教问题》（1917年1月1日）、《复辟与尊孔》（1917年8月1日）等，这些文章无不是批孔反复辟的战斗宣言，无不将批判矛枪直指旧孔，投向孔教。五四当日，他还发表《孔教研究》（1919年5月4日）对孔教做彻底的否定。
蔡元培也反对将孔学立为宗教。他认为孔学就是孔学，不是宗教。孔子本人对宗教没有兴趣，从来不将自己的学说定为宗教，将孔学定为宗教有悖孔子初衷，是在做强孔子所难的事。他说中国本来就与宗教没有多大干系，没有感到非有宗教的必要。中国进步着，既然古代中国无需宗教，何至于近代中国倒反而崇尚起宗教来了呢？历史愈是前进，人类的宗教观愈益淡薄，或到某时竟至无宗教的存在。将来的中国将同全人类一样是“没有宗教存在的余地的”。与此同时，李大钊于1917年发表《孔子与宪法》一文，对孔教会欲将孔教立为国教一事尖锐抨击，“绝对排斥”。“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能存于宪法。”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登场，为批判旧孔提供了先进文化的武器，预告中国文化建设新时期的到来。
北大的胡适在这场反孔运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胡适自己说过，北大有三个兔子，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属相，卯是属兔的），中兔子是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也是属兔的）；小兔子则是胡适自己（胡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也是属兔的）。三个兔子跳在前面，北大气象腾越。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徐彦之、毛子水等，办《新潮》杂志，积极批孔，鼓吹新文化。中国日后批判主义文化派别（也包括批判主义史学派别）就是起源于这支队伍。然而，曾经与他们一起作战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中国现代社会主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一是民主。大凡大的社会运动起来，也总与这两个基本主题相关。从直觉的意义上看，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是军阀政府腐朽卖国，导火线则是《二十一条》的签订。学生上街，反帝讨奸，愤怒大潮波及全国，极大的表现出民族主义主题。然而，如果没有《新青年》的创刊，没有当时先进中国人对旧孔的有力批判，没有陈独秀号召青年冲出思想的樊笼，大声疾呼“去除奴性”，没有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没有北京大学傅斯年、罗家伦等五四青年有关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口号的提出，这场史无前例的学生运动会有那么深刻的文化底蕴吗？会有那么坚定的自由、独立的人格力量的支撑吗？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五四运动与同是民族运动的义和团运动划出了本质上的分界线。
五四运动既以“新文化运动”命名，又以“反帝爱国运动”命名。前者属思想文化运动，后者是政治实际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体现五四运动本质内容，显示五四运动“体”之所在。五四运动并非肇始于“五四”，批判旧孔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之际，尤其是《新青年》横空出世的那一刻，五四运动实际已经揭开帷幕。总之，袁世凯等军阀的尊孔复辟是引发五四运动的终极原因，历史可以断定：五四运动缘起在“尊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