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其“观点的核心在于区别自然和精神，特别是区别所谓自然的世界和所谓历史的世界，即区别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世界和历史学所研究的世界。据称，自然科学所关心的是不变性和永恒性的反复，是为了发现一般原则，而历史学所关心的却是独特的、精神的和变化的领域。一个是‘研究普遍规律’，另一个是‘研究个别事实’，这个根本差别决定各自要求不同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抽象和分类方法不适用于历史学研究，因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曾经活着的个人和集团，他们独特个性只有用历史学家的直觉来理解才可能捕捉”。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传入中国。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李大钊可能是介绍这一历史学说的点上都受到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尤其是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的影响。在该书中，他几乎照搬了李凯尔特关于历史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种种理论。他说：“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学常在必然的法则支配之下，缫演再缫演，同样条件，必产生同样结果，其性质皆属于可以还原。历史则不然，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自然科学的事项，如二加二必为四，轻（氢）养（氧）二合必为水。历史不然，历史由人类创造。盖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的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二加二为四，轻养二合为水，亿万年前如是，亿万年后亦然，中国如是，他国他洲亦然，乃至他星球亦有然。历史反是，同一事件，早一年发生与迟一年发生，乃至早一日一刻发生，与迟一日一刻发生，其价值可以相去悬绝。空间方面亦复如是，甲处所发生事件，假令以同型的——其无绝对同型的不俟论——移诸乙处，其所取得历史上之意义与价值，迥乎不相侔。质而言之，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只是接受了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的部分影响，但是，到写作《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时，则完全站在了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的立场之上。该文的副标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所谓“修补及修正”，就是要修正其原先所持的实证主义立场，使自己的研究落实到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之上。在该文中，他一反原先所坚持的实证主义原则，认为：“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这却太不成问题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其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如何。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趟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之史迹。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既然归纳法无法认识历史的真相，那么人类如何才能认识历史呢？他认为：“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历史认识既然“什有九从直觉得来”，因此实证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方法，也就毫无意义了。他说，历史只是“文化现象复写品”，因此，“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的门面？非惟不必，抑且不可”，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自乱法相，必至进退失据”。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始于何炳松。何氏于1913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即以首先介绍和传播鲁滨逊的“新史学”而知名于时。其实，鲁滨逊“新史学”的哲学核心，正是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鲁滨逊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于1888年赴德国弗赖堡大学留学，直至1890年回国。当时，以兰普靳希特为代表的新文化史学和狄尔泰所创立的历史主义哲学流派，都不约而同地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实证主义史学。鲁氏就读的弗赖堡大学，正是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又称巴登学派）的中心，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都曾在这里执教。耳濡目染之下，使鲁氏开始思考历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深层的理论问题。回国之后，鲁氏出版了《新史学》一书，用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德国当时盛行一时的新文化史理论，来架构他理想中的“新史学”。
通观鲁氏的“新史学”主张，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精神可谓贯穿始终。如前所述，新康德主义是对实证主义的一种反动，它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区别，认为历史只研究个别的事实，因此，它反对实证主义者把历史学建设成自然科学的种种企图。在《新史学》中，鲁氏就斩钉截铁地认为：“我们研究过去历史的人，必须懂得：历史决不能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者人类学一样，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在他看来，实证主义史学所提倡的对史料的鉴别和据事直书等原则，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最基本工作，“决意要谨慎地检验史料，同决意要据实纪事，这两件事体，终究只不过是科学化的史学的初步”。除鉴别史料和据事直书之外，历史研究还会涉及到对史料的选择和对历史的解释问题，而选择史料和解释历史，就必然会牵涉到史学观念的问题。由于历史的观念是时常变化的，而且是人人不同的，故而，历史就如同一个果园，“这个园子里面种着不同的树木，而且结出各种味道不同的果子”。历史之所以常写常新，其原因也在于此。
何炳松早在美国就读时，就受到鲁氏“新史学”理论的影响。回国之后，何氏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北大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氏的《新史学》一书作为教材。不久，他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外，何氏自己还撰写了《历史研究法》（1927年）和《通史新义》（1928年）等著作，系统地介绍历史主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伴随着何氏译著的出版，历史主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加快了在中国的传播进程。
与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相比，克罗齐的“绝对的历史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则要稍晚一些。从黑格尔历史就是精神的自我展开这个命题出发，克罗齐把历史看作为“自由的故事”。像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一样，克罗齐也认为历史世界是一个与自然世界完全不同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两者的不同并不是由于外在的原因，而是由于内在原因的使然。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所要研究的，主要是外在的东西；而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则是人类的内在精神。既然历史就是人类精神的展开，既然精神作为人的内在属性永远无法像自然那样，充分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因此，研究历史就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对现象材料的归纳与分类，以确定事实，寻找结论，而必须深入到人类的精神内部。因此，通过考证材料、确定事实而建立起来的实证主义史学，充其量只能算是“编年史”，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他说：“编年史与历史之得以区别，并非因为它们是两种互相补充的历史形式，也不是因为这一种从属于那一种，而是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因此，他断言：“除非我们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就是认定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我们对历史思想的有效过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所以精神含有它的全部历史，历史和它本身是一致的。”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既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又是当下现实的一种精神存在，因此总会受到现实生活、现实处境和现实问题的影响。因此，“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一句话，“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这种内在性，决定了研究历史的特殊性。历史学家要求得历史的真相，就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仅仅通过对外在事实的归纳和分类，以求得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必须用体验、想象和直觉的方法。他说，“毫无疑问，想象力对于历史家是必不可少的：空洞的批判，空洞的叙述，缺乏直觉或想象的概念，全是无用的”，因为“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克罗齐“绝对的历史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始于朱谦之。朱氏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年代后期，他留学日本，专攻西方历史哲学。正是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尤其是克罗齐的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思想。他于1936年出版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就是从克罗齐“绝对的历史主义”立场出发，对黑格尔历史哲学所作的一种解读。除著书立说之外，他还创办了《现代史学》杂志，通过倡导“现代史学运动”，来宣传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思想。他在该杂志上发表的《现代史学发刊辞》、《考今》等重要论文，对推动克罗齐“绝对的历史主义”
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主义的传播及其影响，直接产生了与盛极一时的实证主义史学之间的巨大张力。这一巨大的张力适时地矫正了实证主义史学只注重“动手动脚找材料”（傅斯年语）而忽视对历史进程进行深层次思考的偏颇，高扬了史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从而把新史学的历史认识论从原先仅仅局限在对史料的认识，直接推进到了对历史过程本身的认识。正像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那样：“历史主义在它的鼎盛时期曾经无可非议地而且健康地反抗了实证主义著作中夸大了的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倾向，……正确地揭示粗糙的经验主义方法的不足。”正是在历史主义的影响和推动下，在历史认识论领域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的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了艰苦的探索过程，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认识成果。具体说来，这些成果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其一，在认识的范畴上，历史世界是一种与自然世界完全不同的存在，历史认识以求得人类历史的个别性和特殊性为旨归，而自然科学则以普遍性和一般性为主要诉求。
深受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影响的梁启超就认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趟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些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主要是一般性和共同性的东西，而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则是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东西。何炳松也认为，“历史者，研究人群活动特异演化之学也，即人类特异生活之纪载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种在范畴上完全不同的学科，“自然科学家之于实质，抱一种通概之眼光研究而组织之”，“至于历史之实质，则纯以求异之眼光，研究而组织之”。钱穆也认为，历史就是一门研究各民族国家个性的学问。他说：“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历史研究既然是以各民族国家文化的个性为研究对象，当然也就不存在“科学派”所主张的那种与地质学和生物学“一样的”、普遍的历史知识或历史科学。在钱氏看来：“‘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这几乎是与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在唱反调。在他看来，以实证论为基础的“科学派”，“偏于历史材料方面”，因此他们的研究“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在这种主张支配之下，“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全史，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总成绩也”。如前所述，中国近代的历史观念，是随着进化论的传播而开始全面转型的。20世纪初，随着进化论的广泛传播，关于历史发展与进步的观念，差不多已成为新史学界的共识。但是，这种建立在社会进化论基础之上的关于历史发展与进步的观念，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和泛科学主义倾向。稍后，随着实证主义影响的日益加深，新史学的泛科学主义倾向日甚一日。在它的影响之下，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学，几乎被当作一门与自然科学没有实质性差异的科学门类。正像威廉·德雷所说的那样，历史主义哲学的“存在理由”，“与历史研究是否能在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甚或工程学这类意义上成为‘科学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历史是或应该是这种意义上的科学，那就无须对历史的研究进行单独的批判。历史方法大概就是科学方法”。在历史主义的影响之下，很多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历时性、一次性、多样性和不可逆性等特点，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历史区别于自然、历史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共同识见。尽管他们的这种划分，在今天看来可能太绝对了，但是，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得史学界的自然主义和泛科学主义倾向得以根本扭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出于对人类历史特殊性和个别性的这种共同认识，才有后来严整而又系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建设。
其二，在认知的途径上，自然科学以观察和实验手段，而历史学则以研究者的主观参与为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