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周易》的元典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历史变易观，把一切社会关系都视作为对天道自然的模仿。由于自然界的四时更迭周而复始，五行相生相克而又循环往复，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只能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国传统的历史变易观之所以一直没有摆脱循环论的影响，这种认识方法上的根本局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进化论的输入，无疑在方法论上给传统的历史循环论以深刻的摇撼。首先，从宏观的宇宙角度来看，根据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太阳系就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早在1886年，康有为在《诸天讲》一文中，就对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作了重点介绍。他说：“德之韩图（康德）、法之立拉士（拉普拉斯）发星云之说，谓各星体创成以前，是朦胧之瓦斯体，浮游于宇宙之间，其分子互相引集，是谓星云，实则瓦斯之一大块也。”稍后，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也通过“按语”的形式，多次介绍了天体的进化过程。正像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天上的列星和地上的万物都是宇宙物质的部分过渡形式，在沿着进化道路前进，从星云的潜力，通过太阳、行星、卫星的无限成长，通过事物的千变万化，通过生命和思维上的无限的差异，也许还通过没有想到，或不能想到的各种存在形式，而回复到它们由之产生的不确定潜在状态，这样，宇宙的最明显的属性就是它的不稳定性，它所表现的面貌与其说是永恒的实体，不如说是变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除了能量的流计和渗透于宇宙的合理秩序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持续不变的。”这就是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东西是持续不变的”，由天所代表的宇宙也是如此。其次，从自然界的动植物角度来看，达尔文和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其核心就是要揭示生物界从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正像《天演论》所揭示的那样：“自递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遇适，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此之谓世变，此之谓运会。运者以明其迁流，会者以指所遭值，此其理古人已发之矣。但古以谓天运循环，周而复始，今兹所见，于古为重矩；此后复来，于今为叠矩。此则甚不然者也。自吾党视之，物变所趋，皆由简入繁，由微生著。”一切生命形式都有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再次，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原理，人类只是“天演中一境”，只是物种进化中的一个环节。用严复的话来说：“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至于由人类所组成的社会，根据斯宾塞的普遍进化法则，也不是对天道自然的简单模仿，而是一个日益进化、不断“走向均衡的进步”过程。这种物物进化、时时进化的观念，对中国人传统的天道观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冲击，对中国传统所谓人道是对天道的简单模仿，更是一种颠覆性的摇撼。随着进化论的传播，“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不变一言，决非天运”的观念，遂成为当时进步知识界的主导性观念。从单纯的字面上来看，此时的“变”似乎与传统上的变易之“变”没有多大的差别，但是，透过字面所表达出来的观念来看，此时的“变”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历史变易思想，正朝着历史发展与进步的纵深层次逼近。例如，康有为在接受进化论之前，就完全根据公羊三世说来解释历史。在早年写作的《教学通义·春秋》中，他说：“《春秋》之学，专以道名分，辨上下，以定民志，其大义也。以变言之，凡有三世：自晋至六朝为一世，自唐至宋为一世，自明至本朝（为一世）。”虽然强调了“变”，但对于“变”的态势到底是进步还是退化，他并未言及。但是，在接受了进化论之后，情况则骤然改变。在《礼运注》中，他就斩钉截铁地写道：“且孔子之神圣，为人道之进化，岂止大同哉！圣人之治，如大医然，但因病而发药耳。病无穷而方亦无穷，大同、小康不过神人之一二方哉！”显然，接受了进化论之后的康有为，其公羊三世说已完全不同于魏源的公羊三世说。在康有为这里，据乱、升平和太平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在进入太平世之后，进化并没有停止，还要向前发展。这与传统的三世循环理论已有着天壤之别。正像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康有为在《礼运注》中所阐述的这种历史理论，已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变易观，因为它已经“是中国和西方两个因素混合的产物。其中，来自西方的因素就是否定所谓黄金时代的思想，代之以进化的概念”。为了解释太平世之后的历史发展，康有为后来又作了这样的补充，“《春秋》广张三世之义，深密博大，而据乱之中，有升平、太平，升平之中，有据乱、太平，而太平中有升平、据乱。盖一世之中，又有三世，三重而为八十一世”，进化的结果“可至无量不可算数，不可思议之世，则无所不有，如天之大矣”。梁启超认为：“先生（康有为）之哲学，进化派之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梁启超的这段话，并无学生对老师的溢美之辞，康有为的确是近代中国以进化论治史学并以历史言进化的先驱者。再如梁启超，在接受了进化论之后，也用进化论来重新诠释公羊三世学说。他说：“《春秋》家言有三统有三世。三统者，循环之象也，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是也；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统则非历史之情状也。”在他看来，《礼记·礼运篇》中由大同而向小康逐渐退化的历史观念，与社会进化学说是背道而驰的。他说：“前人以为黄金世界在于昔时，而末世日以堕落。自达尔文出，然后知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趋于文明。”他还指出，不仅退化的历史观念是错误的，孟子所谓“一治一乱”的循环历史观念也是似是而实非的。他说：“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此云尔。”根据社会进化论的原理，梁氏断言“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不过，他又强调，历史的这种进化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呈螺旋式发展的态势：“寸进而尺退，或大涨而小落，其相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知历史之真相也。”历史的这种螺旋式的进化是没有止境的，“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不已，进步而不知终极”。就这样，在经过进化论的洗礼之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中的循环论和退化论终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世道日进、后胜于今的历史发展观，终于在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那里得以确立。尽管这种全新的关于历史发展与进步的学说还包裹在传统的公羊三世说外装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最早接受进化论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公羊三世说的信奉者，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黄遵宪等无不如此），但是它本身所蕴含的近代意识和崭新观念还是以其强大的理论穿透力而向社会各界迅速弥漫。至此，古老的“三世”说已不再是“一治一乱”的僵化公式，而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进化历程。到了20世纪初叶，历史的进化与发展几乎已成为中国进步知识界、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共识。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把竞争视为生物界发展的决定性动力。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又把竞争引入社会学的范畴，认为竞争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天演论》的出版，“物竞天择”这一生存斗争的公式，迅速深入人心。正像章太炎在《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自严氏之书（《天演论》）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胡适在《四十自述》一文中也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之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其实，物竞天择的这一斗争哲学，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对现实世界的看法，而且也改变了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严复在《天演论》的诸多按语之中，就曾用这种哲学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说：“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盖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康有为在接受了进化论之后，马上就汲取了其中的竞争学说，并以此来分析中西强弱之由。根据他的分析，西方诸国近代以来之所以富强，原因就在于他们善于竞争：“千年来（西方）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惧，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封，有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攻，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能相持也。”相反，“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日久天长之后，“至于上下隔绝，故弊丛生；一统相安，故敌情不识。但内而防患，未尝外而争强。以此闭关之俗，忽当竞长之时”，从而积弱积贫，最终落后挨打。梁启超在接受进化论之后，也马上就用竞争的法则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在他看来，竞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有了竞争，生物界才得以不断发展，人类社会才得以日趋文明，所以，他断言：“竞争是进化之母”，“竞争之例与天演相终始。”像严复一样，梁启超也认为，对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不能但视为博物家一科之学，而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根据社会进化的原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种族竞争的历史，“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于今日，凡数万年，相争相夺”，“一言以蔽之，曰争种族而已。始焉物与物争，继焉人与物争，终焉人与人争；始焉蛮野之人与蛮野之人争，继焉文明之人与蛮野之人争，终焉文明之人与文明之人争。茫茫后顾，未始有极。呜呼，此生存相竞之公理，虽圣人无知之何者也”。而竞争的结果，总是“凭优胜劣败之公理，劣种之人，必为优种者所吞噬、所脧削”，并最终“以至于尽，而世界中遂无复此种族”。准此，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是“人种之发达与竞争”的历史，认为“无人种则无历史”。基于这种观点，他又将世界分为“有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两大部分。他还根据种族竞争的原则，把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自黄帝以迄秦统一，是为上世史，“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自秦统一到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中世史，“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自乾隆末以降，是为近世史，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既然竞争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动力，既然竞争的结果只能是优胜劣汰，因此考察历史的立足点就不应该是传统的圣人史观或道德伦理，而应该是优之所以优而劣之所以劣的内在缘由。于是，严复看到了“民力”、“民智”和“民德”的重要性，并认为这三者是“断民种之高下”的界标，康有为讨论得更多的则是社会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梁启超的眼光则更远，不仅看到了政治制度、智力水平在种族竞争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且还看到了地理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对种族进化的内在制约。经过他们的种种探索，具有近代意识的历史哲学观念终于得以初步确立。
“史界革命”与西方历史哲学的引进
“在西方，近代意义的历史理论发端于文艺复兴时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历史学家表现出了一种与日俱增的历史发展的进步观念。”这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中经启蒙哲学的进一步发扬，至德国的古典哲学而集其大成。然而，不是启蒙时代的历史哲学，也不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而恰恰是对西方近现代历史哲学几乎没有产生影响的进化论，在中国近代历史哲学转变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从确立历史发展与进步观念的角度来看，进化论的传入，可以说为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转型提供了一条十分便捷的途径。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德国古典哲学这几百年间所得出的关于历史发展与进步的结论，由于进化论的传播，在中国只花了几年的时间就得以正式确立。梁启超从接受进化论到得出类似于黑格尔的那种关于历史呈螺旋形上升的结论，前后还不到十年的时间。然而，进化论毕竟只是一种关于历史发展的学说，简单的生存斗争的公式不仅无法包罗丰富而又生动的历史内容，更无法解决全部的历史问题。因此，要建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史学，仅仅依靠进化论是远远不够的。
1901年，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一文。翌年，他又以此文为基础，扩展成长达四万余字的《新史学》。以此为标志，“新史学”正式吹奏起进军的号角，传统史学的哲学大厦终于在“新史学”的进军号角中轰然坍塌。梁启超在创建新史学之初，就敏锐地看到历史哲学的重要性。在《新史学》一文中，他就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哲学”这一概念，并把历史哲学视作为“良史”的前提条件。他说：“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在梁氏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不仅是进化的，而且其进化的过程还有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新史学的任务，不仅在描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更在于通过历史哲学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显然，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中，并不存在能够求得“公理公例”的历史哲学。因此，新史学要想承担起这个重任，系统地引进西方近代的历史哲学观念，就显得尤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