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畬（1795—1873）于鸦片战争前后曾任福建布政使、广西巡抚、福建巡抚等东南沿海地区疆臣，在职期间，通过向雅裨理、甘威廉、李太郭、阿礼国等传教士或外交人员询访世界史地知识，并广搜西人著作，于道光二十八年撰成《瀛环志略》10卷，刊刻行世。全书以图为纲，各为解说，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80个国家或地区的概况，尤注重各国重大政治事件、商务关系和英美法等国情况的考察。其繁博固不及《海国图志》，但结构紧凑，图说亦较准确，给人以明晰而完整的近代世界全貌。何秋涛（1824—1862）为清道咸间著名西北舆地学家，著有《朔方备乘》80卷（今本为81卷），该书从讨论中国西北边防的角度出发，不仅把前人对东北、蒙古和新疆史地的研究成果汇为一体，详加分析，还认真搜集考订各种有关记载，对与中国北部毗连的俄国历史、地理、政区、户口、文化、宗教、民族、习俗、物产，以及清前期中外关系史等作了较系统的研究。
上述外国或世界史地的研究，从主导思想看，无不贯注着强烈的边防意识。魏源所谓“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的说法，便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如《海国图志》对西方各国的介绍，“志于英夷特详”，全书用整整4卷的篇幅详论英国，目的即在帮助人们了解这个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西方国家，以便有效地抗击其侵略。在叙述印度、安南、缅甸等国情况时，魏源不仅以印度等国的亡国之鉴告诫国人不忘边患，还企图从缅甸、安南抗击英军侵略的史实中，求得借鉴，说：“观于缅栅之足拒夷兵，而知我之所以守；观于安南札船之足慑夷艇，则知我之所以攻。”此外，从“以夷攻夷”的策略思想出发，在研究西方国家时，他还很注重分析各国间的关系，认为沙俄是英国的劲敌，美国原属英殖民地，经独立战争方摆脱英国控制，成为独立之国，这都是可以联络攻英的对象。并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中，系统地提出了其“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一系列反侵略主张和军事策略。
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也对西方列强间纵横捭阖、勾心斗角的关系作了较清晰的分析，认为英法曾反对过沙俄并吞土耳其的阴谋，但并非真出于什么保护弱国之心，而是因为土耳其所据的地位十分重要，倘若沙俄的阴谋得逞，“则地兼三海（波罗的海、黑海、地中海），于欧罗巴一土已扼其吭而拊其背矣。彼且治炮船，阅形势，一旦拥十万之众，卷甲西驰，诸国其能晏然已乎？故英、佛（法）之存土，非爱土也，惧俄之兼土而事未有所止也……欧罗巴情势颇类战国，故纵横之谋，有不期然而然者”。何秋涛在对沙俄向东西方不断进行武力扩张的历史作了叙述后，更直接结合西北边防局势指出：在蒙古土尔扈特部东迁回归祖国后，沙俄的势力今已直逼我西北边关，“如嘉庆间有俄罗斯向哈萨克人索取安集延人口之事，即系至塔尔巴哈台喀伦之外”。不仅如此，沙俄还一直阴谋插手我新疆事务，乾隆年间就曾暗中支持额鲁特蒙古辉特部阿睦尔撒纳的叛清分裂，后因其兵败病死而未能得逞。梁廷枏在《海国四说》中则对近代英国殖民美洲、侵占印度、攻取缅甸和南洋群岛、直至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活动一一作了叙述，说欧洲人初到美洲，“始不过以贸易至，货尽即行。继侦知其力弱谋拙无能为，又人少土旷，谓可夺而有之……遂先后劫以兵而分裂其地”。并论述了当时英、俄两国在西亚一带的侵略扩张，及其利用阿富汗境内各方矛盾趁火打劫的险恶用心，说俄罗斯“欲随时取阿付颜尼以窥视印度，故英吉利常屯兵阿付颜尼界以备之”，提请人们加以注意。与此同时，他还向官方提出了有关发展铸造船炮事业，和选拔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四省水师精锐，组成“四省合巡”国防海军的建议，主张在近海水上对英国入侵舰队实施牵制性骚扰，与内陆守军“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不剋期日，水乘风潮，陆匿丛莽。或伺伏道路，见夷即杀，遇船即烧……人自为战，战不择地”的游击战术相配合，以击败侵略者。
这些论述，对于加强国人的边防意识，深入认识西方列强的侵略性，进而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筹措抵抗侵略之策，都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二、重构中国人的世界观念
近代早期的外国史地研究之风虽因边疆危机而起，然其实际影响却远不止此，而是由此开始了一个重新构建中国人世界观念的过程。
在此之前，中国因几千年局促于小农经济的闭关自守状态，世界知识极为贫乏。在一般人头脑中，所谓“天下”，不外是以中国为中心，周围散布着若干海国岛屿和荒远“夷狄”的格局。在这种“世界”观念的支配下，旧史中之《外国传》等，大多失之简略；私家记载外国情况的专书亦寥若晨星，且往往不脱海外奇谈色彩；即有少数航海家犯险外出，归而记其闻见，如元汪大渊之《岛屿志略》，明马欢之《瀛涯胜览》等，也大抵走马看花，挂一漏万，所记皆水路程途、风土物产，而鲜及其社会制度和历史原委。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挟其世界地理新知东来，虽一度引起不少人震动，然旋复冷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谓利、艾之书皆据汉东方朔《神异经》等“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不免多所夸饰”。尤侗修《明史·外国传》，也仅本于《明外史》及王圻《续通考》，而不知参考利、艾之书，至于谬误百出。这种情况，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仍无大的改观。明智如林则徐，在禁烟运动期间亦仍抱有这样一种陈旧的观念，以为“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须者，曷可胜数”？甚至怀着“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从衣冠服饰、发须外观上对外国人表示鄙夷不屑。鸦片战争以后的世界史地研究，则明显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境况。
《海国图志·国地总论下》以赞同的口吻引录了玛吉士《地理备考》中这样一段话：“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彼株守一隅，自画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适如井蛙蜗国之识见，自小自蔀而已。”正是从这种更新国人世界观念的意识出发，魏源等人的著作不仅向人们介绍了近代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一般史地、风习和物产情况，且把眼光放大到工商、文化、教育，以及新闻、司法、赋税、金融乃至政治制度等方面。
如《海国图志》述及西方近代机器生产的情况说：“机房织造，不用手足”，“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关，有如骤雨……制造之匠，纯用火机关，所藉以动机关者煤炭。”梁廷枏也称英国“以火蒸水作舟车，轮转机动，行驶如风。舟曰火轮船，初但以邮递书件，后则随兵舶”，“火蒸车用以运载货物，不假人马之力而驰行特速，可省运费……又铸铁为辙迹，按运道之远近而铁迹亦随之，工费甚巨”。并在书中不厌其烦地详注蒸汽机机械结构和工作原理，希望引起人们的重视。可见他们虽不能确知蒸汽机发明对工业革命和社会生产结构变革所起的巨大推动力，但至少已看到了它在西方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还介绍了英国的教育制度，谓其“乡有小学，所学曰文科：一、古贤名训；二、各国史书；三、各种诗文；四、文章议论。自七岁至十七八学成。本学师试其优者进于国之中学，所学曰理科，初年辨是非察性理，二年察性理以上之学。学成则又试之，优则进于大学，所学亦四科，听人之自择，曰医科，主疗疾病，凡病死医不得其故者，则剖其骸以验其病端所在，著述示人；曰治科，主习吏事；曰教科，主守教法；曰道科，主兴教化。学成又严考之，每试则师聚于上，生徒北面，一师问难毕，又轮一师，能对答如流，然后取中，即许任事”。对于西方近代新闻通讯手段和文化普及状况，他也表示赞赏，说：“自经史词赋外，最重而通行者曰新闻纸，转播于市舶所至之国如中国之邸报，故一事作而远近周知，客外者不俟其家报也。士人家藏书每至一二千本，省学藏至一二万本，富者设书斋购书其中，便人翻阅，但不令携出。乡曲别集资为书会，礼拜工停日，群就会所假之。”对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他们也作了相当论述，并试图从中探讨其富强之源。如魏源指出，英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徐继畬以为：“英吉利夐然三岛，不过海西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即使尽为沃土，而地方之产，能有几何。其骤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可见与其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是分不开的。并说英国“织布者四十九万余人”，因大工业生产，“工省而价廉”，“其商船四海之众无处不到，大利则归于商贾而工则贫”。从而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利归富商而工反贫困的现象。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则较多介绍了英美等国的工商赋税和金融保险情况，指出其经国之策，“实以贸易为本务，所入视农工远甚，统领之所劝奖者固在此。盖税之所出，国用攸资也”。故“西海诸国咸以市易为正务”。认为英国政府采取“凡农器进口免其税，其民能栽种可为青靛料者及开垦荒地者并奖之”，以及国内矿藏“听民自开采而征其税”等政策在发展经济中均有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对西方近代的议会民主政治给予了一定关注，并表现出某种羡慕之情。
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极力称赞美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狥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其国律合民意则设，否则废之。每三年庶民择一长领统各部”，又立尊会（参院）和民会（众院），每二年于47700人中选议员一人参议国之大政，“论民人所献之议、所禀求之事”。认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徐继畬也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英国的两院议政制度，并称美国的华盛顿任总统后，“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梁廷枏的《合省国说》对此有更多的讨论。他指出：在美国，“凡事无大小缓急，必集议而后行，议必按例，否则虽统领（指总统）不自专。故凡统领初受事，辄誓于众曰：我必循例，自正其身而后尽力民事云。故例外一毫不敢稍存私见，亦不敢以己意自创一事。盖稍涉偏私，则举国必不服，而议事官（议员）先不会议，即议亦断不可行也。省之正副首领，若府州县主，其初受事，誓众亦如之。首禁贪墨，有馈遗，虽统领必使议于其属而后敢受。岁于省官集国会议时，统领者尽举一年征课度支及原议已行与现在应议各事，详晰示众官。各省官议毕散归后，忽有事非例所常，有不能即决、俟再议乃定者，辄示召省官，令来复议”。又述美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谓：“察官专司案牍，按制谳断，既事归审理，则不令与议国事，而会议国事者亦不复能出兼审诘也。又设律例院，无职官，惟延师教习律条……如两造中有愚民不谙诉语，则以一识例文通言语者代，自具词迄，堂质均许旁为剖诉，不以事非切己为嫌。”不仅如此，他还从考察西方民主制度的运转机制入手，对其特点和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说：“予盖观于米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据之地，而群听命焉。盖取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使覆当前之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这里，梁廷枏不仅论述了民主选举对监督总统和防其滥用权力的意义，且特别提到法制在其政治运作中的作用，认为坚持法制、不以人易法，正是保持其政治清明、国力日强的基础，这实际上已在尝试从行政结构的角度去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了。他称这种政治制度创造了一个“开辟未有之局”，把古代先哲“视听自民”的传说真正变成了现实。应当看到，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专制密网下的知识分子，能对西方民主制度——一种与“君治于上，民听于下”的君主专制不同的异端，表示如此赞叹（尽管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从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认识出发的），在当时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上述论述，无疑大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使之看到了一个与“天朝”迥然不同的西方文明世界，同时也多少改变了以往中国史学限于以传统社会、主要是帝王将相业迹为考察对象的旧格局，开拓了一个接触和研究新型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与现状的境界。从而为推动中国人走出自我封闭的狭隘天地，确立真实的近代世界新观念，迈出了极为艰巨而重要的第一步。
当然，由于受近代早期开放程度及所获资料信息不足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之研究者都属封建知识分子，长期的正统思想熏陶和小农经济关系束缚，都使他们在短时间内还无法超越旧的眼界和某些陈腐观念，因而他们的世界知识及对西方社会的看法，有不少地方仍显得相当粗疏。《海国图志》对外国的介绍，就存在着不少错误。《瀛环志略》虽然内容上比前者来得精确，但观念上却有更见陈旧处，如谓欧洲人之所以长于制器和工业，与其居地“在乾戌方，独得金气”有关；而非洲之所以较落后，是因其地“以八卦方向视之，正当坤位，其气重浊”之故。甚至断言美洲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宏伟计划不会实现，因“两地之限隔，天地之所以界画东西也。今欲以人力凿之，不亦傎乎”？这就表明，站在旧生产关系的立场上，去观察分析近代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不免如雾里看花，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要把外国史地研究推向较深阶段，实际上也只有在国内近代史学产生以后才有可能。
三、走向近代工业的理论契机：“师夷长技以制夷”
严格说来，中国社会之有近代工业，起步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军工建设。而这一运动的开始，正是以鸦片战争时期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其理论契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