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收集的族祠祭祖事例中，以共设五室，中室祭祀始祖，左右室祭祀支祖、先祖、近祖或兼而有之的形式为多。左右室祭祀支祖的事例，其一，《清江周氏宗祧碑铭》：“中构堂，堂北列五龛，中龛列一神牌，祀十七府君而下底于孟仁府君而止，袝之以族人之无后又无私房可归者，岁正旦则为一祭而合族焉。其四龛各立一牌，祀孟仁府君派下四房之祖，暨其房物故者皆登焉，俗节献时始得及之。盖是祧乃孟仁府君孙曾所出。上迨其宗之所始，崇本也；下详其宗之所分，亲亲也。崇其本则视一族无所不当爱，仁之合也；亲所亲则又不至于泛爱，义之分也。迪仁秉义，今之号世族者，亦有之乎？中龛有香山、心鉴、孟仁之主椟者，以亲未尽，未当祧也。故岁时讳辰皆有祭，不敢与族人焉。四龛各有四房之祖主椟者，以未仕未立庙也，故未敢祭之，于是但袝食焉。是又揆诸礼为可行，传诸后而无弊者。堂之中为陈。
设位，南为两阶，阶上树门，无事则以时启闭，有事则以严开关。”该祠以崇本设中龛祭始祖和先祖，以亲亲设四龛祭祀四房之祖。其二，李庭梧《李氏重修东墩祠记》：“堂之神版，中绘江王及妃萧氏，寓轩公而下至制干公三子，左男右女，以次而列。神座前五木牌，漆书世家系名讳，随房分供。木牌虽多，虫蚀不可尽识，亦祖宗世次耳。”？五木牌之主“随房分供”，说明是诸房之祖。
左右室祭祀近祖的事例，方氏《小宗祠记》：“堂纵仅二丈九尺，横损纵三尺，为龛五，奉四代主居之。中祀高祖建谦府君，为不祧之祖，所谓小宗也。曷宗之？合一门三世殆千指，皆本于府君；合馂夫四时之祭，皆府君与吴氏妣恢拓祭田之遗，礼所宗也。中稍后，设总牌，书祧主，上至大宗祠所祀之祖。左祀曾祖兄弟，右祀祖兄弟，又左、又右列祀父之兄弟，主多故厘之也。旁为门，门之旁为庖，乃立外门。是举也，虽于宗法未合，而尊祖睦族意存云耳。虽庙制差小，视栖主于寝也，无亵矣。吾又与熙等割田共四亩五分，令职岁事者以租入，为立春之祭。祭之日，纸贴神位毕，则焚之墙边，太湖、乌石诸房咸与。于是乎，总牌所曰之祧主，无不食矣。程叔子意也，主亲祀以长，主祫祀以贵，远僭也。朱晦翁意也，无贵废乎？有其举之，谁敢废也？无已，以将贵者主之乎？呜呼！吾官至卿佐，洊沐渥典，祖德也，吾不敢忘，然力于是极矣。”祭祀近四代祖先本是《家礼》的规制，但中稍后设总牌，上书大宗祠所祀之祖，即祭祀始祖，兼顾大小宗，又不同于《家礼》。
左右室兼顾先祖与支祖的事例，其一，《白塘李氏重修先祠记》记载，始祖为宋代的“制干”富公，该族元代已经“定祠墓祭规”，明“永乐间，佥判故草创未备”。成化二年“故族长孟殷，贤而好礼，始以义起，撤中龛甃石为台，广丈有二尺，深三之一，厘为五龛。中祀制干、佥判诸祖；中左祀割田有功颐斋父子，以其年邈不嗣，故专祀之；中右并左右三龛，则祀文森三昆仲以下神主，人自为龛，盖出四亲以上，于家有再兴之劳，故世祀之。若四亲之祀，则各仍私室，兹堂不以入也。”割田有功的颐斋父子属于先祖，而文森三昆仲则系三房。其二，《黄巷黄氏祠堂记》：“祠一堂五室，中祀致政，为黄巷再迁之祖，始祖也；左念七，右朝奉，先祖也；又左系桂信之派，大宗也；又右亦系桂信之派，小宗也。祀寓不迁，详所承也；以神版易神主，远僭也；系寓别宗，详所继也；兼取祫食于祖无主之义，以揆礼也。仁人孝子，盖甚有不得已之心者矣。”？除了先祖，大宗、小宗的区别，还出于分房的考虑。其三，《周氏西族总祠》：“中为堂，堂后半为寝，寝五龛，中转运、起居在，左参军在，其右直学、佥判，又左右而分引其派。”其中的“左、右”属于先祖，“又左右”则系房派之祖。
还有一堂三室的情形，《沂山曾氏祠堂记》：“一堂三室，中钟壶，始祖也；左矩斋，先祖也；右太一，大宗主也。别其旁二室，左太二，右太三，小宗祖也。五其主专之，子姓则名系于室之版，不主不祀，惧僭也。小宗，礼别祠。别室，别祠意也。力固俭，无害神之依也。冬至祭始祖，先祖附大宗，小宗亦附，寓有祫之意，始祖固专祠矣。立春祭先祖，始有椟，小宗椟，大宗附，寓重宗及昭穆之意。先祖大宗，殆专祠矣。小宗自祭其祖，则诸主椟，寓各始其祖之意。服虽尽而不迁，小宗始专祠矣。余各祭于寝，则祠有定祖，祖有定祭，族属合而孝敬兴。”这种兼顾大小宗的形式，实际上近似一堂五龛中兼顾先祖和房派的类型。中室祭祀始祖和先祖，小宗属于房派。前引《仙邑陈氏祠堂记》里建祠者陈俨指出：“吾闻礼可以义起，于是酌古准今，中为堂一，列龛四，祀自始祖员外郎以下，而别出诸祖分左昭右穆，以袝其祭，岁一举。左为堂一，列龛四，祀本房高、曾、祖、考。法，亲尽递迁，入于中堂。其旁亲未尽而无后者，各以班袝，其祭岁四举。右为堂一，列龛四，弟逵嗣某房，则祭其房高、曾、祖、考，亦亲尽递迁，入于中堂。其旁亲未尽而无后者，各以班袝，其祭岁四举。”陈氏祠堂可谓一祠三堂十二龛，不过其原理与上述一堂三室的形式相同，中间设始祖、支祖神主，左右设兼顾房派的近祖神主。这里的“堂”等同于上述的“室”。
对于一些世远年久的大族来说，对众多的祖先牌位采取了符合族情的综合形式。如《方氏祠堂记》：“为龛凡十有一，中一龛像长史、中丞、长官三代并长官之六子；左右各三龛，仍以六子之后各为其房之始祖；左则祠观察推官、本军参禄及吏部侍郎以下；右则祠保定令、舒州兵曹及四十八府君以下；东西四龛，东之北龛祠光禄卿以下，西之北龛祠大理寺丞以下，凡为六房之昭穆，皆序列而从祀焉；东之南龛，祠五世祖忠惠、曾祖盐使及考中隐，皆砌石为座。”中龛祭祀具有父子关系的两代始祖，左右各三龛与东西四龛分房设主，东之南龛之祖为有功于宗族的先祖。再如《南湖郑氏祠堂记》：“寝安神座，中列四龛，以祀露公、肇公、桢公、瑄公，严所始也；左为二龛，祔以吾先考大理府君城公、公奇先考训导典公，右一龛祀洛书先考教谕祥公，重所亲也。知所始则敬心生，之所亲则爱心生，萃涣合离，百代如见。方议置祭田，以岁正、冬至而致祭焉。昔程伊川论礼，谓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疑其近禘，然犹取其言以为世训。盖不立始祖，无以合族，莆世族皆行之。”该祠共计七龛，中四龛为最初的分房始迁祖，左右则为不同房分的近亲设主。
始祖、支祖的大小宗祠堂之外，还有家祠，其龛位为四。李氏《永思堂记》记载：“广宪伯李君廷安之先伯玉，由泉入莆，居白水东墩，祠东墩；玄孙制干富逮仲子佥判廷耀徙西墩，祠西墩。子孙岁祭，以东墩为大宗，以西墩为小宗，自余则各祀于其寝。君别治居室，先祠堂以祀曾祖祁阳令龙、祖处士旸童、父赠承德郎户部主事悌，别为四室，以次而实，虚其左为己袝位。盖孙可以配祖位而袝之，事先之道得矣。”此外，《余氏祠堂记》记载：“前后二座，后中三间为一大间，通前，祀祖先，子孙岁序团拜之所；后东三小间为一间通前，祀初入莆带来香火之神，阖族祈报之所；西后一大间为库房，前为蒸尝炊爨之所；堂前共绕以垣墙，西畔为大。”还祭祀“初入莆带来香火之神”，此神并不多见。
明代兴化的族祠不仅祭祖还有各种活动，成为宗族管理各种事务的重要场所，发挥着多种功能。正德时方豪思作《郑氏祠堂记》，讲该祠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而又元旦、中元、元宵、除夕、朔望、忌日之以时告，而又冠婚、丧葬、焚黄，生子、远出、远归之以事告，而又祀田之出入、祀品之罗设、祀仪之周折、祀章之裁创、宗誓之丁宁，纤细不遗，称量举当，其制可谓定矣。”我们看到族祠已经成为宗族组织的标志。
兴化族祠祖先龛位的设置，不仅反映了祭祖观念，也是宗族内部的房派结构的标志，说明兴化宗族不断分衍而又有效整合。
总之，兴化宗族的建祠实践与族祠特点反映了祭礼与民情的整合，士大夫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小结
福建的经济开发主要始于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僻在东南的福建，成为避乱的乐土，大量北方以及其他外地人来此居住。以禅宗的盛行为标志，唐代是佛教中国化的时期，特别是唐代后期禅宗极盛。禅宗盛于南方，而尤盛于福建，王审知对佛教崇奉备至。兴化的宗族祠庙祭祖，目前可以追述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的宗族祠庙祭祖带有鲜明的佛教色彩。
宋元时代的兴化宗族祠祭祖先进一步发展，特点是逐渐脱离宗教寺观而独立，尤其南宋朱熹祠堂之制的提出，更加速了这一趋势。仙游人陈谠《道庆堂记》说：“兴属仙游为壮邑，四民士风为盛，士风盛故多世家宦族。今有合族祠堂，置祭田以供祀事者，仿文公《家礼》而行。”结合陈谠致仕和《家礼》刊刻时间，估计《道庆堂记》作于嘉定以后，也就是《家礼》刊刻不久。朱子学首先是福建的地域性学派，福建是受《家礼》最早影响的地区，陈谠的记载说明《家礼》复出或刊刻不久，仙游就有仿造《家礼》中祠堂之制而建合族祠堂、置祭田供祀的，这大约是宋以后新宗族形态的最早一批宗族祠堂。也就是说，仙游实际上包括兴化地区在南宋时代已受到《家礼》的深刻影响，出现宗族组织化。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家礼》以及朱子学既然开始作为地域性学派，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地域社会文化的产物，莆田黄氏的事例就证明朱熹的祠堂之制受到福建民俗的影响。宋代宗族祠庙祭祖得到了很大发展，具体表现为：唐及十国时代建祠的黄氏新建黄氏祠堂、思敬堂，徐氏、方氏重建祠堂；而莆田林氏、莆田朱氏、莆田蔡氏、仙游朱氏、莆田国清林氏、仙游傅氏则创建祠堂。以上十例的时间分布为：宋代一例、北宋一例、仁宗一例、神宗一例、南宋二例、光宗一例、理宗一例、度宗一例、端宗一例，南宋至少有六例，数量在增加。元朝崇尚佛教，佛教势力的社会影响比较大，宗族祭祖与佛寺仍有较大关系。仙游钱江朱氏、莆田郑氏、仙游傅氏、仙游郑氏、莆田徐氏、莆田国清林氏六个宗族除仙游钱江朱氏、仙游郑氏新建祠堂外，其他四族不是重修就是改建，基本上是维持局面。就宗族祠祭祖先而言，元之于宋，不如宋之于唐末五代十国发展。
兴化宗族在南宋已有合族祠堂，并出现“族祠”一词，明代则以这种脱离寺院择地另建祭祀始祖的族祠为特色。明代兴化宗族与士大夫热衷于族祠与礼制关系、族祠祖先龛位如何安置的讨论。中国古代家庙祭祖的礼制以《礼记》王制、祭法两篇为经典，宋以降对祭祖礼俗的讨论以程颐、朱熹影响最大。兴化宗族关于祠堂祭祖与礼制的关系的讨论，是围绕这些学者和儒家经典展开的。事实上，兴化的宗族更多地突破了《家礼》的约束，祭祀始祖，并以程颐的观点为己辩护，成化以降兴盛的修建族祠也是以此为背景的。兴化族祠的设置一般是由族中绅士倡导、族人响应，共同完成，族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宗族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我们收集的族祠祭祖事例中，以共设五室，中室祭祀始祖，左右室祭祀支祖、先祖、近祖或兼而有之的形式为多。兴化族祠祖先龛位的设置表明，当地宗族是世代久远、房派分衍众多而且被组织化的宗族。
唐五代十国以降兴化宗族祠庙祭祖的演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即佛教社会文化由强变弱、儒家社会文化由弱变强，而儒家社会文化由弱变强是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两种变化消长的关键点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形成。从祭祖的角度来看，宋明宗族制度是程朱理学文化形态的一部分。宋以后宗族形态的形成，也是士大夫沟通儒家经典、程朱理学、国家礼制与社会民俗、大众心理的实践结果。在根本上不损害专制等级制度的前提下，士大夫从民情出发，对祭祖制度斟酌损益，从权处理，形成了民间认同、政府认可的兴化族祠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