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及《梦回青河》，它给於梨华带来的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人生支撑。早在1953年就到美国留学的於梨华，7年后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困境：一个带着打入美国文坛梦想而来的女大学生，留学留到了厨房里，不得已在奶瓶尿布中忙生活。她拿了学位而做不了新闻记者，得了首奖而成不了畅销作家，几年来呕心沥血地创作了三部长篇和无数个短篇，却屡遭退稿，无人问津。在异国他邦最寂寞无助的日子里，乡愁不时涌上心间，故乡童年的思绪更是挥之不去。于是，她决定暂停英文写作，改用汉语写作，遂于1961年开始了《梦回青河》的创作。1962年，仿佛被掏空的於梨华带着三个幼儿和刚完成的书稿回到台湾休假，没想到《梦回青河》一炮打响，奠定了她中文写作的地位。作品不仅在当时最畅销的《皇冠》杂志上连载，还被台湾广播电台“小说选播”节目连播。1963年，《梦回青河》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并且连续再版六次，风靡一时。於梨华说：“《梦回青河》是在异国的土地上对浙东乡村童年的缅怀”，“是《梦回青河》的出版及出版后读者的热烈反应令我决定了，不，为我决定了此后的路线，生命的目标。”故乡在三位女作家那里，它所负载的不是大时代的风云，家国政治的重任，而是作者自我的、女性的生命经验和情感投掷。故乡，铭刻着她们一生中唯一的童年岁月，见证着她们初涉世事时的足迹，也记载着她们曾经有过的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这种情形决定了她们笔下怀乡小说的出发点。从作品主人公形象的设置来看，《城南旧事》中的小英子，《梦回青河》中的定玉，《失去的金铃子》中的苓子，并非那种可以在原乡土地上叱咤风云，施展宏8的英雄奇才，她们皆为女性身份，且又处于童年或少年时段；作者不仅让她们直接介入生活，还让其充当叙事的眼睛，来看故乡的人物世事、风光景色。这样，整部作品的童年视角，成为观察成人世界的真实窗口；一切身历和心历的人生，皆带有女作家强烈的自传色彩；所有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细节，都出自于女性的心裁和感悟。具体来看，林海音、聂华苓、於梨华对故乡的书写，主要从两个向度展开：
其一，从女性角度切入，侧重于描写故乡土地上旧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婚姻悲剧，从而流露出一种女性意识和悲悯情怀。
以女作家对女性人生的感同身受，林海音们在故乡强烈感受到的，是“生为女人的悲剧。”从20年代北平胡同里的女性遭遇，到抗战初期川西山乡的婚姻悲剧，再至日伪时期浙东乡村大家庭中的女性困境，《城南旧事》、《失去的金铃子》、《梦回青河》所连缀的，正是一部旧中国女子爱情、婚姻、人生、命运的悲剧历史。
在《城南旧事》的回望中，老北京的民俗风情固然给小英子留下深刻印象，但更牵动她情怀和记忆的，是城南胡同里的各色人物，于是，秀贞、妞儿、兰姨娘、宋妈这一系列女性走进了《城南旧事》。作品写一个人物，就引出一个悲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的结局，主人公都离英子而去，留下无限的辛酸和忆念。《惠安馆传奇》讲述的，是疯女主人秀贞和妞儿的故事。原本美丽痴情的北平姑娘秀贞，因为与大学生思康自由恋爱，而被封建道德所不容，最后美好的姻5被拆散，呱呱坠地的女儿小桂子又被丢弃在城墙根下。一连串的打击把秀贞逼成疯子，后来她认定一个失掉父母、被迫学戏卖唱的妞儿为女儿，不顾一切地带着妞儿去寻找6方的大学生恋人，结果双双惨死在雨夜的火车轮下。《兰姨娘》中的兰姨娘，因为家穷被卖，16岁落入风尘，20岁又被迫嫁给一个老烟鬼作妾，受尽了屈辱和压迫。《驴打滚儿》中的宋妈，为了谋生，忍痛丢下家乡的两个孩子来城里当女佣，结果儿子放牛时被淹死，女儿又被嗜赌如命的“黄板儿牙”丈夫卖掉。北平城南胡同中上演的一慕幕悲剧，从弃婴小桂子、孤女妞儿、少女秀贞，到作妾的兰姨娘，为人妻为人母的宋妈，上述人物所经历的人生阶段，几乎概括了女性全部的生命历程，但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她们都逃脱不了生为女人的悲剧性命运。
不仅如此，透过聂华苓笔下偏僻的川西山乡，三星寨形形色色的婚姻现状和女性问题触目惊心：玉兰年轻时许给赖家，还没过门，赖家儿子已经夭折，而玉兰却要守一辈子的望门节；丫丫爱着旧军队的郑连长，可家人为了财产，却逼着她和长年哮喘不已的病人廖春成亲；乡下医生杨尹之和年轻寡妇巧姨之间互生爱慕之情，竟遭到封建卫道士们的合围：巧姨被驱逐出村庄，尹之被人栽赃陷害为鸦片贩子而入狱。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如庄家姨婆婆、黎家姨妈、新姨这类人，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作者只以夫姓来暗示她们在社会秩序中附属“他者”的位置；她们自己也以认同传统社会结构，来求得保命生存之道。这类女性既是封建男权制度下的受害者，同时又是传统社会结构的拥护者，双重身份的矛盾使她们陷入生命的困境，走不出女性悲剧的命运渊薮。走近於梨华作品中的浙东小镇，封建大家庭迫害女性的悲剧不断上演：男尊女卑的旧时代里，丈夫可以随意主宰妻子的命运；阿姆被丈夫无情抽打的一幕，写尽了一个旧式女人苍凉的心境和无可左右的人生；因为不是大姨的亲生骨肉，因为太美丽出众，心地善良而柔弱无依的美云身不由已地卷进一桩姑表兄妹之间的三角恋爱，受尽了家族内部的欺凌和嫉恨，最终死于被强奸后自杀。默默地活着，悲惨地死去，成为美云悲剧性一生的写照。《梦回青河》正是以旧式女性生的艰难和美的毁灭，控诉了男权当道、勾心斗角、道德沦丧的封建大家庭罪恶。
事实上，无论是在北平城南，还是川西山村或浙东乡下，旧时代的女性所面对的，几乎是同样的命运：或被抛弃，或让转卖，或受欺凌，或被逼疯，或遭毁灭；一句话，她们所处的是一种被弱化或物化的、非人化的境遇。由此可知，林海音、聂华苓、於梨华这些女作家对于故乡的观照，首先把目光投向的是女性人生。她们借书中女孩子的童年视角或少年眼光，以好奇而敏感、天真而诚实的心灵初涉世事，在故乡的土地上，发现了一个多灾多难的女性世界，并藉由笔端，将这种不平、忧伤、愤懑之情自然委婉地传达出来，由此形成她们故乡书写的侧重点。
其二，以强烈的自传色彩，刻画女性在故乡岁月中的童年成长或青春觉醒，从而凸显出一种成长视角和生命意识。
在某种意义上，《城南旧事》、《失去的金铃子》、《梦回青河》，都可视为一种“成长小说”。成长的时光与故乡的岁月相交织，故乡的世事悲欢、各色人物不仅引发了小说主人公的成长，故乡也成为她们成长的见证。英子、苓子、定玉都是成长中的女孩子，从仿佛无忧无虑的童年一路走来，看似不谙世事，懵懂无知，其实，“孩童探触人生的能力6超过成人的预期，他们往往在体验一件重大的事件后，快速成长，体会到人生的复杂与多变”。在故乡的土地上，上述作品的主人公都留下了女性自我辨证与确立主体的生命轨迹。
英子原是一个懵懂好奇、聪明调皮的旁观者，当她走进北平的城南胡同之后，才逐渐看到她温暖的小世界后面，还有一个错综复杂的大世界。13岁那年，英子的爸爸不幸病故。这一切对于英子来说，“童年美梦，顿然破碎”，“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英子的童年从此失落，她的旁观者身份也至此结束。家庭的突然变故，将英子的人生段落切割得如此仓促，从失去父亲的那天起，她就提前长大了。忧伤的世事催人早熟，英子在北平城南胡同所经历的，正是一个女孩子的童年成长史。
聂华苓塑造苓子形象的时候，动机十分明确：“我不想单单写那么一个爱情故事，我要写一个女孩子成长的过程。成长是一段庄严而痛苦的过程，是一场无可奈何的挣扎。”苓子的成长，是通过对西南山乡三星寨的现实世界和自我的情感世界的认知来实现的。在现实世界里，抗战时期的三星寨，是一个有着“火药、霉气、血腥、太阳、干草混合的”“古怪气味”的落后地方。大量的女性日常生活场景和片断的描述，诸如愚昧的相亲，不幸的婚姻，痛苦的生育，寡妇的哀9，妻妾的争宠，让苓子由此认识了女性生存的荒谬情境。诸如，“黎家姨妈剁刀骂新姨骂自己，却不骂丈夫。他就是她的天。她的人，永远没有罪过的。”走进情感的世界，《失去的金铃子》凸显的是一个女孩子在自我认知与精神裂变过程中庄严痛苦的成长。少女苓子逃难到妈妈所在的三星寨后，一方面，她以狂放不羁、追求理想的性格，象“小太阳”那样，“代表着一种惊险、神秘、新鲜的世界”，对封建闭锁的三星寨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当她悄悄暗恋上年轻有为的表舅尹之医生之后，苓子的主体意识与生命意识逐步觉醒，她一次又一次地与自我对话，不断地发现自我。同时，对于死亡、生命、爱情、欲望的多重人性面貌，苓子也开始有了深刻的体会。且看苓子情窦初开后的痛苦成长：
自从来到三星寨以后，我好像就由单纯中分裂，在个性的裂纹中挣扎——挣扎着成长，那不是我在一群啁啁啾啾的女孩子之中所能感受到的。看到新姨生产时与死神交会的景像，引发了苓子对于生命降临的痛切认知：
我从没想到年轻的小母亲，除了青草、月亮、星子、蓝天之外，还会与死亡有过这么凶险搏斗，还会与油布、脚盆、污血、汗水有关系。得知三星寨的人绝不可能赞同苓子与尹之舅舅的不伦之恋，苓子开始对执拗追求的自我，有了真正面貌的认知：
我想起《山居》里“苍白”、“瘦弱”、“悲哀”那些无病呻吟的字眼，昂头大笑一声。这才是“我”，一点也不美，甚至丑陋，但却是真正的“我”，强烈、贪婪活着的“我”。
当苓子意识到尹之舅舅真正的所爱在于年轻寡妇巧姨，自我的情感遭遇幻灭挫折的时候，她进一步体验了人生：
我开始了解一点儿人生——不合理，但很美丽，就象巧姨窗外那株大树奇形怪状的枝桠。我在长大，我知道。尹之舅舅是促成我成长的一个人，无论他对我如何，他都会永远隐藏在我心里。人生原是如此匆遽多变！当苓子因为嫉妒而破坏了尹之与巧姨的幽会，并酿成严重后果的时候，生活本身重重地教训了苓子，也教她开始认识人生，学习宽容和德性。经过心灵世界的一次次撞击和裂变，苓子对尹之舅舅的感情，发生了由敬到爱、由爱生妒、由妒生恨、最后由恨转悔的复杂变化；女孩子自身的性格，也经历了从幼稚、任性、偏狭走向成熟、豁达的成长；苓子的人生道路，由当初热切的返乡，到最后清醒的离乡，预示了女性寻找生命价值的再度出发。在这种意义上，苓子于战乱逃难中的返乡，是对现实人生世界的碰触，也寄托着在川西乡土大自然怀抱中，寻找灵魂原始的故乡，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的希望；而一旦接触原乡封建闭锁的现实，初涉世事的幻象不断破碎，方觉生命的痛苦、挣扎与成长，遂选择告别故乡的重新流浪。聂华苓似乎在暗喻着，惟有认识与抛弃故乡底下种种不合理的道德教条与现实禁锢，生命才有出路，女性才可能成长。所以，“失去的金铃子”作为全书中主人公苓子的精神象征，它既蕴含着少女对于故土家园的强烈向往，也带有一种失却与离乡的“绝望的寂寞”；金铃子的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乃至永恒忆念，它所见证的正是苓子成长过程中的情感投掷与心路历程。
总之，《城南旧事》、《失去的金铃子》、《梦回青河》这样的怀乡小说，打破了50年代台湾文坛此类写作的政治架构和单向度主题描写，具有女性书写的多重面貌。以女性问题与困境的讨论，它表明了女性文学的指向；通过童年经验与少年情怀的书写，它显示着成长小说的生命轨迹；从主人公人生的返乡辕离乡、寻找辕发现、呼喊辕出走、自我对话辕内心反思的反复呈现，它又带有某种复调小说的意味；而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民俗风情、自然景色画面，特别是浓郁的乡愁情结抒发，又见证着它作为怀乡文学的感情浓度与纯正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