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情小说：另一种阅读期待视野
言情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台湾的社会环境结构，文学生产渠道、大众传媒力量以及读者期待视野的多重变化中，逐步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以日益强大的商业操作方式和市场竞争力量，不断影响乃至“威胁”到严肃文学的生存境遇。无论学界与文学圈如何评价它，言情小说的存在与兴旺无疑是当代台湾文坛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言情小说在台湾的发展，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漫长过程。言情小说的通俗文学特质，使它的滋生与成长需要多重空间，也经历着来自多方面制约的尴尬。从这种创作的特点来看，首先，言情小说的大众性，要求它必须首先处理好作者——市场——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确立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作者以符合言情小说模式的可复制性带来创作的高产，市场或通过出版发行的商业行为，或借助音声、影像媒体的传播作用，推动言情小说的畅销；读者则以自身的文学消费口味与倾向，形成年龄层次相对稳定的阅读群体。其次，言情小说的娱乐性和消遣性，使它不去承担“文以载道”的责任，作品的政治色彩一向淡薄。再者，言情小说的模式化，使它与强调独创性、经典性、传统承接的纯文学，形成鲜明分野。所以，言情小说的位置确立，又离不开市场、读者、文坛以及社会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发展格局的多重制约。
50年代的台湾，还未能给言情小说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在‘反共复国’的意识领导之下，‘大众文学’发展的空间很有限。当时勉强能够不受政治宣传左右的大众文化主题，大概都带有浓厚的舶来品的色彩。尤其重要的是美国文化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政治文化大行其道，宣传文学主控文坛，大众文学几乎不容许有自身的生存空间，言情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加上当时台湾还处于农业社会，物资缺乏的背景也限制了书籍大量流通的程度。大陆去台的女作家创作的一些爱情小说，虽有疏离于主流文坛的某种边性格，作品也强调面向大众的可读性和通俗性，但作品还是负载了较多的社会内容与意义，所以，严格意义的言情小说还未能真正出现。
如同台湾学者林芳玫所指出的那样：“60年代在台湾文学史上是个具有关键性的年代，许多社会结构上的改变直接间接影响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隔。”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变迁，台湾开始趋向大众消费社会，商业化的需求不断影响到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带来了城市人口的集中和消遣型的阅读大众；1962年台湾成立的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里，人们需要有一种消遣休闲性质的文学来愉悦身心和松驰情绪，或排遣感情寂寞，或寻求精神刺激，或编织浪漫梦想，由此得以暂时性的满足。由于出版商往往从作者和读者身上“能预见一大笔财4”，作品的出版又受制于出版商；于是，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无形作用下，出版商、作家、读者三者之间就有了一种互动关系，那些按照大众文化消费心理而创作的、具有大众文化品格的通俗文学便应运而生，并随着工商资本主主社会的进程，日益变成一种艺术生产，乃至文化工业中的一种艺术商品。
毫无疑问，通俗文学，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言情小说又是通俗文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它所包含的是女性通俗文化的内核。台湾的言情小说出自于女作家之手，并且贯穿了她们几十年的乃至一生的写作历史。惊人的创作数量，使其作品有着广泛的大众影响。以其中几位为例：琼瑶创作的言情小说为4部，徐薏蓝为43部，华严为18部，玄小佛为40部，严沁为72部，姬小苔为27部。这些言情女作家，每每凭借女性独有的文化心理与气质，选择爱情、婚姻、家庭为题材，纯粹描写男女之间的情爱，并逐步形成一整套创作模式。言情小说依靠那种温馨浪漫意境的筑建，富有传奇色彩人物的塑造，缠绵悱恻而又带着淡淡忧郁的情感抒发，来赢得普通公职人1、城镇小市民、青少年学生，特别是广大女性社群的青睐，满足她们在平淡的人生境遇里对于爱情的憧憬与幻想，也帮助他们暂时摆脱工作与学习的压力，忘却日常生活中的烦忧。一方面，这种由女作家们创作并主要被女性社群所阅读的女性言情小说，以广泛的大众传播方式流行，发挥着迅速、实用、消遣的“快餐文化”效应；另一方面，女性言情小说作为不同社会时期里一个鲜明的文化图腾，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少男少女们的浪漫幻想，还在客观上负载了有关台湾社会发展的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象征意义。女性言情小说虽然不能与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同日而语，却也从大众的、流行的文化消费层面，传递出女性通俗文化的诸多信息。
从台湾女性言情小说的创作路线来看，它的发展形态和制作规模是逐渐完善的。60年代的台湾，虽然趋向大众文化消费的时代，但通俗文学产生的环境和机制发展得还不充分，言情小说主要是适应了当时一部分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也借助电视、电影、出版、报刊等大众传播手段，在官方文学和严肃文学之外争取到第三度生存空间，并带来了个别商业作家的出现。60年代的文学社区是官方机构与私人部门同时并存，官方藉直接控制或经营文化机构来垄断文化界的情形有所松动，两大民营报纸《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影响，小型出版社与独立刊物的问世，都显示了来自民间的文化力量的成长。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中，作家与读者对文学的选择空间有所扩大。言及普通大众的阅读层次，对于官方文艺，他们有着希望6离政治的逃避；而对于学院派作家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他们又有着审美能力和文化心理方面的距离感，所以他们更8意接近那些便于阅读和理解的消遣性作品。正如台湾评论界所指出的那样：“50年代流行的感伤、梦幻的滥情文艺，也以一种更精致的格调出现在60年代，这供给了一切搭不上现代主义列车的另一种逃避与满足的天堂。”60年代开始起步的女性言情小说领域里，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琼瑶。琼瑶的成功再鲜明不过地显示了大众文学与音声、影像媒体的互动联盟。琼瑶创作伊始，便受到刊物主编、著名出版家平鑫涛的重视。由于平鑫涛同时担任《皇冠》杂志及《联合报》副刊主编，琼瑶的小说得以通过最强有力的文学管道发表，并在大众读者中获得热烈反响。仅在60年代，琼瑶就出版了《窗外》、《烟雨濛濛》等16部小说，同时吸引了广播电台、电影公司和她签约。琼瑶的《窗外》就曾经在电台用国语、台语分别制播过好几次。《皇冠》杂志还从意大利引进了“纸上电影”的概念，用以改编琼瑶的短篇小说。所谓“纸。
上电影”，就是利用一幅幅的照片影像及简短的文学旁白来叙述一个故事，类似今天的“摄影小说”。琼瑶以她一生为少男少女们营造的无数爱情童话，当之无愧地成为台湾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
这一时期有影响的言情女作家，还有华严、徐薏蓝等人。华严，原名严停云，1926年生，福建省闽侯县人。60年代出版了《智慧的灯》、《和风》等6部作品。其创作多为两代之间抽样的故事，隐藏着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徘徊于迷离变幻的情感世界。徐薏蓝，本名徐恩楣，浙江省杭州市人，1936年生。50年代末曾以长篇小说《绿0梦痕》引人关注，60年代又有《碎情记》、《流云》等5部小说问世，“她的小说常以腐败的都市和纯朴的乡下做对比，描写少女如何面对邪恶的诱惑，努力维护身体与心灵的纯洁。她的故事充满了道德训示的意味。”但总的来说，从当时的实际情形出发，言情小说本身仍是一个尚未充分商业化的文类，它与一般文艺小说的分类也相当模糊。1963琼瑶发表第一部小说《窗外》的时候，并非所有的书评一开始就把它认定为”言情小说”；而是随着后来琼瑶作品数量的高产和创作格局的变化，她才被视为商业化的言情小说家。
与60年代相比，70年代台湾的文学社区有着较高的独立自主性，既相对游离于官方控制的轨道，又没有充分发展的文化工业机制能把它完全融纳。由《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大报系、皇冠和“五小”（尔雅、九歌、洪范、纯文学、大地）等数家出版社为主导的出版界，还在坚持稳健发展的文学出版路线，尚未形成激烈竞争的多元市场。那些分散在民间的提供通俗文学阅读服务的租书店，虽然在作品数量上标示着言情小说艺术生产的主力所在，且不乏租书系统下成长起来的言情小说家；但因为它们所从事的租借服务是单纯性商业活动，与当时文坛也不搭界，所以并不能以租书业的身份进入言情小说的艺术生产过程。也就是说，文化生产在70年代的商业化程度仍然很有限，倒是电视、电影这些大众传媒力量的更多介人，对言情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发挥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活跃于70年代文坛的言情小说家，一是作品数量高产，创作进入了人生的鼎盛期；琼瑶、玄小佛、徐薏蓝皆以本时期每人出版十六七部言情小说的数量，形成言情小说的创作阵容；二是她们与大众文化传媒有着广泛的接触，作品多次被搬上银幕。70年代的琼瑶，与平鑫涛自组巨星影业公司，从写小说到编剧本，从拍摄影片到谱写主题歌，开创了艺术生产的流水作业线，它充分显示了个人化企业经营的作风，同时又有别于80年代注重组织企划的文化工业。在台湾电影界，60年代由小说改编的文艺电影共28部，其中琼瑶的小说就占了19部。70年代改编自小说的文艺电影是51部，琼瑶小说达到21部；80年代改编的文艺电影为56部，琼瑶占据7部。多年来，琼瑶曾一直是台湾文艺片的“盟主”。由她作品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多达50部，影片中的插曲有200多首流行于社会，传唱于人群。一些演员因饰演她的电影而一举成名，诸如红极一时的影星“二秦、二林”（秦汉、秦祥林、林青霞、林凤娇）。由此可知，琼瑶的写作生涯与台湾电影文艺片的黄金岁月是联系在一起的。再看其他作家，本名何隆生的玄小佛，江西省南康县人，1951年生于台湾基隆市。这位从租书店系统成长起来的作家，18岁即出版《白屋之恋》，并由中影公司拍成电影，其后陆续有20余部小说搬上银幕。另一位多产作家徐薏蓝，虽然被拍成电影的小说并不多，但作品常常被改编成电视剧，最为脍炙人口的小说是《河上的月光》。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工商社会形态的确立和膨胀，文化工业迅速崛起，台湾的文化环境被打上了大众消费文化的鲜明印记。在台湾的文化工业中，不仅艺术的生产成了商品的生产，艺术产品也往往变成了商品和日常消费品，具有直接的生产性和商业性。从80年代的文学出版与书市的变化来看，像金石堂、诚品等大型连锁书店的成立，在强调了书籍的宣传与行销的同时，也把买书纳入了整体日常生活的消费活动之中。而畅销书排行榜的出现，标志了一种新的图书促销方式。书店以文化中介者的身份介人，既为消费者、读者主动提供购书参考；也使作者通过市场机制，打出吸引读者文化消费的知名度。出版社也在作家包装、组织策划、出版炒作方面，走入了商业运作的轨道。希代出版社有意起用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女作者，瞄准青少年学生的阅读市场，选择男女绮情艳遇或少女梦幻的题材，注重整体作品现象的包装，出版了长长短短的言情小说。这种被称为“红唇族文学”的流行，也制造了”希代小说族”的崛起。
在上述文化消费环境中，通俗文学大行其道，特别是在80年代有关畅销书排行榜的文化论争之后，通俗文学终于取得了初步的合法正当性。言情小说在这一时期，作品分类越来越精细，从家族恩9，到情色性爱、异国恋情、侦探悬疑，形成小说商品多元化的现象。80年代以前，只有琼瑶等少数言情小说家的作品通过出版社发行，大部分言情小说是由租书系统生产流通的。而曾几何时，这种几乎由琼瑶独霸言情小说市场的情形，如今完全被打破，言情作家本身的创作情形，也出现了不同层面的变化。那些五六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80年代以来虽然仍旧笔耕不辍，但未出现新的突破。徐薏蓝这一时期创作有《翡翠谷》等8部，华严有《神仙眷属》等15部，琼瑶则有《梦的衣裳》等10部小说问世。与此同时，琼瑶小说的主要传播方式，也由60年代的报纸刊载，70年代的电影拍摄，更多地转向了80年代以来的电视剧改编。第二类作家，多在七十八年代走向言情小说的创作。适应着文化消费时代的环境，她们游刃有余，自成格局，且有惊人的小说产量。仅在80年代，玄小佛就出版《花神的女儿》等21部，姬小苔出版《爱的轮转》等25部，严沁也出版《风也悄悄》等32部，90年代又有《爱神的影子》等41部小说问世。这类作家的创作，表现出与琼瑶不同的爱情建构视角。“琼瑶在安详优雅的生活环境中谱写一曲亦真亦幻的爱情心歌；而姬小苔、玄小佛则是在充满自私、阴谋、争斗、报复，甚至凶杀的险恶气氛下讲述一桩带着血与泪的婚姻故事。”第三类作者，是由出版社和书店系统一手包装制造出未的。她们平时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按照出版商策划而写作的高度公式化的言情小说，却如同商业品牌的生产和推销，可以44不断地写作与出版，诸如《废0故事》（纳兰真）、《心的徘徊》（陈艾琳）这类归属希代出版社“红唇族文学”的作品，即是文化工业时代批量生产的狭义的言情小说。
对于言情小说的创作而言，言情是它不变的主题，离奇的构思，曲折的情节，通俗生动的语言，浪漫梦幻的格调，是它惯常运用的手法。言情小说的模式化是它生产迅速、流传广泛的原因，也成为它无法突破的创作瓶颈。好的言情小说，可以陶冶人们的美好感情，使读者获得精神的享受和休息；而其中一些低级、庸俗之作，也会给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读者造成负面效应。对于言情小说，读者应该有阅读的鉴别；评论界则需要正视这种文学现象的存在，并对此进行批评和研究。
琼瑶：童话王国里的爱情建构
